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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原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李德生(19162011),河南新县陈店乡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

1930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德生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6岁。

李德生,河南省新县陈店乡人。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部传令兵、班长、排长、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参加长征,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交通队支部书记。同年6月因被指责否定张国焘的正确领导被开除党籍。

1936年2月重新入党(1946年中共“七大”后取消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通信排长、特务连连长、副营长、营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三十团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战斗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初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

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先后参加了上党战役和兰封战役,并率部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参加了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斗争。在襄樊战役中,所部十七旅在其指挥下英勇作战,活捉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被中共中央记大功一次。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后不久,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随后率部参加渡江作战,直取徽州、金华、杭州等地,并参加解放重庆、成都的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3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作战。

1952年9月任十二军副军长,11月出任上甘岭战役前线总指挥,参加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5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军长,同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入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1960年返回部队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现代军事理论指导下,总结出了“郭兴福教学法”,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称赞,并于1964年1月由军委号召在全军学习推广,为提高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7年,奉周恩来总理指示赴安徽制止武斗,后受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

1968年9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0年4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其彻底平反。

1985年11月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90年4月,李德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

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6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德生同志先后在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一军、红四军任战士、通信员、传令兵、班长、连政治指导员、交通队党支部书记,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嘉陵江等战役战斗,以及红四方面军西征。在创建和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的八庙垭战斗中,左胸被子弹打穿,因伤及神经,从此左手留下残疾。

他利用养伤时间,阅读了《红色战士必读》、《列宁学校读本》、《干部必读》等书籍,思想和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1933年8月,他被推举为代表出席了川陕省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1935年6月,因遭到诬陷,被撤销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职务、开除党籍,但他仍然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参加了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参加了包座、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百丈战斗。1936年12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他重新入党。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党委决定,撤销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期对他的处分,恢复党籍,党龄重新从1932年开始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同志历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和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30团团长。先后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机场、响堂铺、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战斗和粉碎日军大规模“扫荡”的数百次战役战斗,曾以1个营的兵力打垮日军的1个大队,受到上级的嘉奖。他还参加了创建和巩固太行、冀南、冀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42年5月,日军纠集2.5万余人对太行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他临危受命,沉着指挥,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带领全营抢占有利地形,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成功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后方机关胜利突围。1945年1月,担任团长的李德生同志,主动请缨攻打日军马坊据点。他精心策划,周密组织,亲自化装成农民深入日军据点侦察,随后带领82名突击队员一举端掉该据点,全歼守敌。为此,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长期侦察和坚决突击,太行我军收复马坊》的消息,并配发社论称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

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同志于1945年8月任太行纵队第4支队769团(后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7旅19团)团长,率部参加了上党、邯郸战役。1946年12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17旅旅长,率部参加了陇海、定陶、滑县、豫北、鲁西南等战役,以及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襄樊战役中,他靠前指挥,巧用奇兵,“刀劈三关”,夺取了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道关口,一举破城。后参加淮海战役,率部连续9天急行军,协同其他部队形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并担任主攻,激战两天一夜,攻占了双堆集东侧敌核心阵地,为全歼黄维兵团和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35师师长,4月率部胜利攻占了敌长江防线铁板洲阵地,夺取了渡江跳板。随后参加了渡江作战、千里追击和进军大西南,参与组织指挥了西南剿匪,完成组建地方武装、保护群众生产等任务,为西南地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地方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1年3月,李德生同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5师师长、副军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先后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和上甘岭战役。在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中,他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指导思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改良坑道、巩固防御阵地的同时主动出击,率第35师先后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421次,歼敌1.9万余人,改善了我军的防御态势。在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他奉命统一指挥在前线作战的第12军、15军所属部队,机智灵活,浴血奋战,反复争夺,击退敌人数百次猛烈进攻,赢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1954年4月,李德生同志任陆军第12军军长。他积极探索部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以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中心,科学统筹部队各项建设和工作,狠抓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力促进了部队全面建设。他认真贯彻“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注重发现、培养、推广、运用先进典型,创造了“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迅速在全军推广,由此掀起了大练兵、大比武高潮。

在抓好部队建设的同时,他大力组织发展农副业生产,并建立连队和机关与驻地农村挂钩联系制度,帮助苏北地区发展生产、改变落后面貌。其间,1957年至1960年,他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

“文化大革命”中,李德生同志奉周恩来同志之命率部赴安徽省执行任务。1968年4月至1973年,历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他在制止武斗、维护工农业生产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稳定了安徽局势。其间,1969年4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7月起参加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在协助周恩来同志分管水利部和国家体委工作期间,参与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筹建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重要工作。同时,分管军队政治工作。1970年4月至1973年12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与处置“九一三”事件,为稳定北京局势、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九一三”事件后,他参加军委办公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组织查获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重要罪证,并协助叶剑英同志承担了军队“批林整风”中的大量日常工作。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排除重重阻力,落实干部政策。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开展调整兵力部署、搞好要地设防、加强部队训练等工作,并结合实际,加强“三打三反”训练,组织指导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和研究性战术演习。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坚决支持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工作,坚持原则,不受江青等人的拉拢利诱。后因受“四人帮”迫害,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1980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李德生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1973年12月至1985年6月,李德生同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他带领军区党委一班人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特定历史条件下东北地区的作战和设防原则,促进了东北战略区建设。他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狠抓部队军事训练和作风培养,有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他提出了组建合成军和在东北西部地区组建守备区的重大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并付诸实践。他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组建了全军第一个激光模拟对抗营。他十分重视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积极参加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协助地方抢险救灾,同东北三省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关心基层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建设,走遍了东北的山山水水和军营哨所,为巩固东北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担任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期间,走遍了全国各主要疫区,为消除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11月,李德生同志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他与校长张震同志一道,团结带领校党委一班人和全校教职员工,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积极推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和改革,为探索我军高级干部培训的新路子,为国防大学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他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第一位,带头抓好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全校人员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经受了改革开放和军队精简整编的考验。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积极适应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的办学特点,组织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机制,加强和改进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大力推进了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建设。他重视教研人员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优秀干部,使学校教研队伍和干部队伍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他注重加强学校党委、基层党支部建设,重视抓好领导干部管理教育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学校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尊师重教,关心爱护部属,经常深入教研室、学员队和基层单位蹲点,与广大干部、战士和学员谈心交心,积极协调解决学校建设中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改善办学条件,为教职员工解决了后顾之忧。

1990年4月,李德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他和其他老同志共同创办了旨在“宣传爱国精神、组织爱国工程、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并担任会长,还兼任中国滑冰协会、中国武术协会名誉主席。他积极参加中共党史、军史研究工作,主编了《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撰写了《李德生回忆录》和《军事思考录》等著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德生同志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两次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在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上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德生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德生的夫人是曹云莲。1938年曹云莲13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1944年8月与李德生结婚。育有子女:李和平、李南征、李远征、李雅雅、李晓沪和李优优。长子是李和平,和父亲一样,也是军人出身,打过仗,负过伤。二儿子李南征。1974年3月,当时李南征在二炮某基地任副连长,江青“放火烧荒”之后,经王洪文批准,将李南征从外地秘密押解北京,关在一间三面不透风的小屋子里,严密看守。在被放出之前,母亲曹云莲才获准带最小的女儿优优去看了一次哥哥李南征。见面之前,曹云莲一再叮嘱女儿“看见你二哥,千万不要哭。”当曹云莲看到身体消瘦,胡子拉茬的儿子时,心里一阵酸楚,但她却把眼泪流进了心里。优优也很听母亲的话,从始至终没有掉一滴眼泪。四个女儿当中,只有小女儿李优优不是学医的,她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法语专业。“文革”后,第一次招考公费留学生,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派留学生,在法国留学三年,学习法国文学。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25位成员里面,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30人中,只有12人继续当选。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

然而,作为解放军一位军长,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7月下旬,李德生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成为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同时,仍兼任安徽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变动,非常引人注目。李德生到中央工作,是毛泽东提名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调李德生到中央工作?毛泽东又是怎样考察李德生的?1967年7月14日至9月23日,毛泽东到华北、中南、华东视察,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就“文化大革命”发表了许多看法,尽管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尽管他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但是他确实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措施,做“引导”工作,实际上是在纠正某些“左”的具体错误。

毛泽东在武汉“七二O”事件之后,于1967年7月21日乘飞机到上海。安徽武斗形势严重的时候,他同意调十二军到安徽,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十二军的工作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而十二军从8月7日到安徽,30多天,就取得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明显成绩。40多天,促进了两派的大联合,9月20日,举行两派20万人大游行。接着,十二军又举办造反派头头和省地市领导干部万人学习班,为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二军在安徽的活动,通过十二军的报告,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断送到中央。十二军的报告,两次被中央转发。显然,十二军的许多做法,特别是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符合毛泽东讲话中有关纠正“左”的具体错误的精神,它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选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也不是单从李德生在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成绩,不是单看文字报告就确定的。他从许多方面调查情况,多次当面考察。了解了李德生的历史、年龄、身体、文化知识等许多方面,乃至从更多层面思考的。毛泽东后来亲自对李德生讲过,我不是只从南京军区,而是从多方面了解你的。

周恩来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李德生身兼党政军数职,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召开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抓生产问题。忽然,他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向周恩来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请中央再考虑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周恩来在电话里答复道:“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尽快到北京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好安排飞机去接你。”李德生简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与各地市领导打了声招呼,便于7月28日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当天下午3时,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

周恩来亲切地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到中央来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李德生考虑到这两年自己在安徽抓经济建设有些效果,就回答说:“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上的事。”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职务。”李德生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便要亲自接见他。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兴奋中不免有些紧张。可是,当他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后,紧张的心情便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时,毛泽东随手拿起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李德生感到亲切。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是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肯定的,他的才干和品质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应该说,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了解和赏识是从他在安徽的表现开始的,而其中周恩来慧眼识英才的推荐更为重要。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毛泽东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他读古书的用意。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毛泽东想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我们只是看一下,在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泽东两次当面考察李德生的情况。第一次是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人员组成和编组、会议开法。当时宣布的会议议程是: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党章草案,国际国内形势,专案审查工作。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的编组名单。当他念到华东组列席的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道:“哪个叫李德生?”这是因为毛泽东虽然在多次文字报告中,熟悉了十二军在安徽“三支两军”的情况,却未见其人。

周恩来曾在向李德生交待十二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时,见到过李德生,后来又见过几次。他当即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他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

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也有点奇怪,毛泽东为什么对一位列席人员、一位军长感兴趣,不由得回过头来看李德生是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当着众多与会人员,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毛泽东这样亲切地询问到会同志,使人们想起战争年代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亲密关系。毛泽东确实不认识李德生,而李德生当然认识毛泽东,并且从红军时期起,他多次在各种场合见过毛泽东。他对于毛泽东的点名,也感到有点意外。

“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毛泽东再次发问。“我是河南省新县人。”李德生大声回答。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李德生回答:“52岁。”

毛泽东转向与会人员,他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是复杂了。”

两个月前,毛泽东亲自确定转发十二军“整芜湖”的报告,芜湖制止武斗的经验,他是了解的。他还要直接听听李德生的看法。又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人们掉转目光,准备听李德生介绍经验。不料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大家以为只是开场白,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这才明白李德生讲完了,隔了片刻,引起一阵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经验,并且把这一话题引导到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在宣布编组名单的时候,出现毛泽东同列席人员这样大段对话,是很少有的事啊!

毛泽东同李德生的第二次谈话,是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德生作为安徽省选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在念到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

李德生摘下军帽,露出一头浓密乌黑的寸发,宽宽的额头,微微谢顶。他端庄地面向主席台,十分精神。毛泽东看到这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负过6次伤的老红军战士,正值壮年,体魄魁梧,红光满面,风华正茂,当时年已76岁的毛泽东不禁再次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李德生答道:“我53岁了。”“啊,53岁,53岁!”比李德生年长23岁的毛泽东,接连重复几遍。

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之后,许世友回到南京,陈锡联回到沈阳,李德生回到安徽。

回到安徽后,李德生按原定部署,以更大的干劲抓省里的经济建设。

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李德生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道:“你大胆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嘛!” 毛泽东笑了笑,最后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自此,李德生便身兼党政军数职,开始接触各方面的工作,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关于安徽的工作,李德生把全省重大工作向省委常委们作了交代和部署,要求省委的同志加强集体领导,大胆抓工作,重大问题要及时与他联系。接着,他又到一些地市检查了工作,对同志们进行嘱咐。

关于中央的工作,李德生采取边学习,边调研,边工作的方法。活动顺序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其次是国务院业务组,然后是军委办事组。

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是在国务院各部委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成立的总理工作班子。一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选举、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之后,才告结束。在近8年时间里,国务院业务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履行国务院基本职能的历史任务。

李德生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参加讨论过大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国务院机构的调整、精简整编,小到一些具体事项的工作,并从中得到了不小的锻炼。

毛泽东在审定中央军委办事组增选人员名单时,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周恩来说:“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中央军委办事组是于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的,是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此后,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会,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林彪重兵在握很是担忧,也很警惕,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太好找: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挨林彪的整。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要不会和林彪一伙搞到一块儿去,并且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开始酝酿增选人员名单时,林彪一伙并没有提李德生的名字。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李德生等几个人当作候选人。最后,在审定名单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

1969年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除原有人员外,新增加了李德生、刘贤权、李天佑、温玉成、谢富治。李德生从来没有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过,所以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跟他说;重一点则把他当敌人,想法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李德生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不同他交换看法,李德生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受,可想而知,谁都会有压抑感、陌生感和被排斥感。可是,李德生却默默承受了这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只对中央负责,只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烟云,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困难。

当时,按政治局的意见,李德生分管军队政治工作。1970年,总政治部恢复职能后,李德生担任了总政主任。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了在南方的视察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李德生等人谈话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他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让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却没有说。

毛泽东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林彪携妻带子乘机叛逃。

飞机一飞,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了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不然林彪也不会有这样便利的外逃机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九一三”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许多高级将领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军队工作又有了新的局面,焕发出新的活力。受冷落多年的叶剑英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李德生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给李德生记了一笔账:不支持她江青。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并进行了“批林整风”之后召开的,本应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极佳时机。但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又加上江青一伙的干扰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大会不仅未能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全面肯定、继承了九大的错误方针,致使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得以延续。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专门提名李德生作为“老中青三结合”当中的“中”的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李德生不负众望,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是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一个信号。十大结束时,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

至此,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位。这是李德生政治生涯的顶点。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中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此前,江青一伙和林彪集团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拆台。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持反对态度,成了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后,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从此便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十大上,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而不是常委,她对此非常不满。不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张春桥当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还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

大会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他们的政治野心开始膨胀,企图全面篡党夺权。

李德生对江青一伙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自从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当她和李德生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时,她便想借机安插亲信夺八一厂的权。但李德生并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反而取消了八一厂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委负责制。这是总政党委研究决定并获得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支持的。江青气坏了,她认为李德生不把她放在眼里。另外,在拍摄“样板戏”电影问题上,江青无中生有地说,八一厂拍“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胶卷质量也有问题,导演、摄影师故意拍坏,不保证质量等等,这是拆“样板戏”的台,并暗中在这个问题上给李德生记了一笔账:不支持她江青。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李德生不像一些人喜欢随风倒,而是以是非曲直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谁知通知刚发出,就有人汇报给江青,这不是在和她江青唱对台戏吗!江青立即大嚷道:“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江青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非常不满,认为叶帅不买她的账,没有把王洪文安排到军委,反而建议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确,十大之后,叶剑英鉴于“九一三”事件的教训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请邓小平继续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说部队对“批林批孔”运动响应不及时,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对叶剑英、李德生产生了不满。毛泽东风趣地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在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同时,他还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并让叶剑英拿出具体意见。

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参加工作,当军委委员。”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代表你讲话。”接着,他又补充说:“邓小平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指示,并研究了贯彻实施的办法。1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并请周恩来参加。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实施方案。14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到毛泽东处参加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他提议,这件事各省都要做工作,都要打招呼,要开欢迎会、见面会。最后,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让他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5日,李德生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问题。

会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等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征求各位司令员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毛泽东首先问到他。李德生态度很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李德生开了个好头,所以毛泽东再问到其他司令员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德生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

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艺术。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身先士卒,智勇双全。他军政兼优,具有丰富的治军治校经验,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改革创新,为新时期军队战备训练、政治工作和国防教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作风深入,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注重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荣辱不惊,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一身正气,廉洁奉公,公道正派,艰苦朴素,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在党、国家和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赢得了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崇敬与爱戴。

李德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卓越功绩将永载史册!

离休后的李德生仍时时关注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和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中共中央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后,他深感自己也应该为爱国主义教育尽一份力。

九十年代中期,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李德生亲自挂帅,联络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建立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建立以来,利用重大节庆、重要事件以及人们关注的热点等时机,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他们更把工作重点放在广大青少年身上,下大力气举办各种有益活动,以日积月累、锲而不舍的精神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几年来,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以“联络海内外爱国人士,爱国团结,宣传爱国精神,组织爱国工程,宏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为宗旨,积极开展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德生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德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4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德生同志”,横幅下方是李德生同志的遗像。李德生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10时许,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何勇、令计划、华建敏、陈至立、梁光烈、马凯、陈奎元、钱运录和迟浩田、张万年、李铁映、蒋正华、顾秀莲、热地、肖扬、杨汝岱、宋健、钱正英、李贵鲜、徐匡迪,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以及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乔清晨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李德生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李德生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四总部及驻京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以及李德生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

李德生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的还有:王刚、汪洋、张高丽、俞正声、徐才厚、薄熙来、李鹏、万里、乔石、朱基、宋平、尉健行、王沪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周铁农、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廖晖、杜青林、帕巴拉格列朗杰、马万祺、白立忱、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董建华、张梅颖、张榕明、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万钢、林文漪、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何厚铧和张劲夫、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丁关根、田纪云、姜春云、钱其琛、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汉斌、张震、倪志福、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彭佩云、周光召、曹志、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盛华仁、唐家璇、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任建新、孙孚凌、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王文元、王忠禹、张思卿、丁光训、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张怀西、李蒙、邓力群。

1972年,中央请新疆党政军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新疆被列为“借用”力量。会议的目的是清查“借用力量”问题,帮助新疆主要领导认识错误。没想到,会议后期江青插了一手,新疆主要领导顶抗她毫无道理的指责。江青发火,说他们态度不好,拒不认错。会议形势急转直下,传到新疆,派性大作,局势出现反复。1972年底,毛泽东、周恩来派李德生到新疆。毛泽东让李德生查清新疆有些什么阴谋活动。李德生去后,经过一年时间,基本查清,有的同志犯错误,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但李德生认为,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左”的倾向,不仅对犯错误干部揪住不放,而且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地批林整风有个流行语:上挂下联不绕中间。此外,还有派性没有解除以及经济工作没有提到应有位置的问题。李德生在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意见,回到北京后他对新疆为什么会成为“借用力量”,以及新疆形势、干部群众思想状况与解决办法,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1972年底,毛泽东借张春桥等人之口,提出林彪路线的实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

1973年春,毛泽东提出提前召开党的十大。政治局讨论候选人,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任副主席。毛泽东说:是否还增加一个啊,当前有老的、有青的,还应当有一个中年同志,建议从军队里找。当时政治局委员中符合这个条件的不多,后来,周恩来建议,由李德生任副主席,大家都同意。李德生说自己不适宜,提议李先念作党的副主席。李先念小声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李德生就这样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

1973年3月18日至5月18日,空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叶剑英领导和掌握。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政治局开会时,经常询问李德生空军开会的情况。会后对空军党委进行了改组。

1973年6月至7月,总后在李先念、余秋里主持下,揭发批判林彪、邱会作等人。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由张春桥分管,开了四个月,还没有结束。总政工作组到了海军,被张春桥训斥走了。张春桥坚持批判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责海军党委否定“文化大革命”,又延长了三个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先后开了两个年头,跨了四个季度,还不能收场。直到毛泽东出面,张春桥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李德生回忆:几个兵种的会议,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复杂情况。这是由于领导班子几经反复,时而这一些同志被认为有了问题或犯了错误,成了批斗对象;时而另一些同志又被认为有了问题或犯了错误,也成为批斗对象,反复“烙烧饼”,互相结怨记仇。再加上派性的干扰……有的同志对别人的问题,抓住不放,甚至无限上纲……

1973年5月,总政副主任田维新与派到各兵种的工作组分析研究,向叶剑英写了报告。叶剑英认为符合实际,将报告印送中央政治局,并决定军委办公会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集体听取汇报,逐个加以解决。

1973年,毛泽东几次谈到批林批孔,虽然政治局并没有讨论,但两报一刊陆续登出批林批孔的文章。10月,江青在清华、北大发动“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拉开批林批孔的序幕。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将从毛家湾搜集的孔子言论,编成《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毛泽东,要求转发,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示同意,作为1974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下发前,江青以个人名义向海军、空军等部队送材料。

李德生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部队报刊在批林批孔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江青认为这是在唱对台戏,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他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

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等人召集几个文艺单位开会,提出“放火烧荒”,提出要整顿军队。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同一天出现同样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大军阀”,是林彪集团的人,要揪李德生回北京批斗。因叶剑英抵制,才没有成行。而《解放军报》不能再编发稿子,被变相停刊近半年……

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李德生平反,说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1985年,历经风风雨雨的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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