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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17岁考中秀才,后就读三江师范学堂。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柳诒徵(1880年-1956年),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号劬堂,又号龙蟠迂叟,江苏镇江人。

5岁父亲病故,母亲带其与其姐投奔外祖鲍家,入鲍家书塾读书。

17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卒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

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7年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

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抗战期间,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兼任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于复旦大学。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曾主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

吴宓(国学大师)

曾与柳诒徵同在国立东南大学,并“素以平生风义兼师友与之相期”的吴宓教授曾称许柳诒徵说,国立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

柳诒徵少时失父,家境清寒,常“仅赖少许酱豆腐下饭”。但其母出身书香门第,柳诒徵自幼受母教诲,许多古代文史要藉经典,读得烂熟,背诵如流,17岁便考中秀才;当时一位诗人曾作“次韵柳翼谋”七律一首,结句对柳诒徵有“君看一代称韩柳”之赞。此后柳诒徵又先后于金陵锺山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师和三江师范学堂师从名儒缪荃孙、黄以周和李瑞清。他学习勤奋刻苦,“日常闭门自禁于斗室案头之中,咸与书籍为伍”,与当时一些纨绔子弟的奢侈懒惰恶习恰成鲜明对照。经年积累,大师培育,使他学问日臻丰厚圆熟,以致他“日后写稿,竟不假思索,往往振笔疾书,文不加涂改,作诗也如云移流水,生花妙笔,一气呵成。”自三江师范学堂毕业后,柳诒徵又得缪荃荪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一段时期,就使他对当时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学也远远突破了乾嘉学派的眼界,如他将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易称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解释说,“所谓利非为个人私之利益,乃指国计民生与国利民福而言;所谓功,非贪天功之说,乃指努力创建以竟全功言”,这和孙中山当时提出的“民生史观”正是共通和相合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柳诒徵被聘为国文历史教授,并曾任史地部和历史部主任。国立东南大学时期,他主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文法理工诸科学生,不论选读与否,大都趋之若鹜,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挤得水汇不通。”柳诒徵“对来学之士,无不因材施教,诲而不倦,且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谈到他在南高师受三位教师的影响最深,即刘伯明、柳诒徵和竺可桢。他当年报考南京高师时,由于体格瘦弱而被认为不符录取条件,后柳诒徵力陈其成绩优异,提请复议,因而得被录取。在学期间,柳之教泽,使他终生受用不尽。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志学,柳诒徵认为,各省县的志书,卷帙浩繁,比国史所记载尤为详备,应该充分利用,以补国史之所不足;二是图谱学,柳诒徵曾引宋人郑樵语:“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并亲创以搜求图谱和实物为职志的史地陈列室;三是史料学,柳诒徵曾引黄梨洲明儒学案语:“学问之道,以自己用得着为真”,强调史藉如烟海,必须有方法加以选择。并认为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所说的两种方法,“裁篇别出”和“重复互注”,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功夫。而在张其昀离校毕业时,柳诒徵在其纪念册上仅题“守约”二字,告诫他读书不宜广而宜专,并向他解释说,“重要的书宜分精读与浏览两类,对精读者必须自始至终丝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点,虚心涵泳,融汇体察,如此方能贯通领悟;至于浏览者,仅系供参考之用,庋藏储备,随时调阅,能提要钩玄,明其大体即可。”张其昀所在的一班国文系一班学生十多人,经他精心培植,以后在学术上都卓有成就,除张其昀外,如缪凤林、景昌极等人,因而吴宓曾评价为南高东大“空前而绝后”之最优秀之一班。

柳诒徵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而“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谠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书中所纪俱系前言往行,简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证今,以今鉴古,期能于历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谬误,而后折衷至当,以成定论。”其《中国历史要义》一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诚、史义、史术、史化十大篇。有的学者评价该书,“更见精采,美不胜收”,“在我国的史学名著之中即以之持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实斋的《文史通义》相较,要亦可以先后比美。”除了史学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诒徵“诗文书法”也“俱足名家”,“为文不论说理、记事及其抒情,无一不精”,被人推许为“直入六朝堂奥”;其诗则得到吴宓“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的评语;而“书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隶,几无不能;尤以隶书笔法,与其师李瑞清相近”。

对这位学术大师的治学成就,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曾有一番较全面的评述,他将其与梁启超相比:“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

柳诒徵在南高、东大和中央大学之时,平素给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长须,平日身着长袍马褂,一尺长的旱烟杆系着黑布烟袋,始终不离手中;无时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学生见面行礼,他总是拱手作答,最为谦虚。言语幽默诙谐,一派谦谦君子风度。抗战期间,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一天,柳诒徵有事与一随从一起入兴化城,岗哨卫兵照例盘问其居住地址,柳诒徵竟哑然无以为对,哨兵斥之离去,柳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门城内建设厅长住宅,岗哨始准随从入城通报,由建设厅长到北门迎接后方得进城。以后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诒徵却连连夸奖哨兵训练有素,忠于职守,并自嘲说:“这是报应,我平时当老师时常给学生吃鸭蛋,此次我连吃三个鸭蛋。”说毕大笑。但“紧要关头”,柳诒徵却“自然不肯马虎放过”。抗战胜利后,柳诒徵选聘为江苏省参议员,凡关乎国计民生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长均列席被质询,当时教育厅长曾为一件事指责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先生当即抗声而起,手指某厅长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议员是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想不到一个“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若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不已。

柳诒征淡泊功名利禄。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场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窃权误国,誓不做官,以执教著述,清正自守。 他民国早年的学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崔宗玮曾说:“如果热衷於官职的话,柳老伯的资历名望,不要说南高的文学院长,就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一定会有人请他担任的。”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礼乐馆”,蒋介石欲借重柳诒征的德望,让教育部请柳主持,柳当即“以老弱为辞”,蒋又让柳门弟子陈训慈之兄长陈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谢绝。”

柳诒征幼时随母居外祖家,步入社会後四海为家,债赁为居。虽然如此,他仍淡泊钱财。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执教,当时为尊师起见,一般每月工资例由会计亲送教师,而两江师范会计却要教师自己去领。柳为维护师道尊严,数月不领,学期结束即请辞,校长李梅庵不舍,托陈善余询问原委,遂後才责正会计,得以挽留。1938年,柳诒征应竺可桢之敦请到位於贵州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在课堂上讲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悲昂,突发中风昏倒在讲台。校长竺可桢延医急救,後柳又在校休养三月。离校时,竺派校车送行,并让秘书送去舟资三百元,柳诒征以因病讲学未成,坚决不收川资、薪金。

柳诒徵生平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0至1899年,柳氏父亲早死,幸母亲持家、教导,故培养了柳氏重孝敬、求仁爱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陈善余的教导,产生了研究目录学及中国历史的兴趣。

第二阶段:1900至1927年,维新变法,柳氏进入江楚编译局,就学于倡言变法的缪荃孙,随师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历代史略》为教材;1915年后,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国文、历史科,南高改并为东大,柳氏为历史系教授,任教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印度史等,与吴宓等主办《学衡》;1926年正值东大发生“拥郭拒胡”的学潮,而柳氏反对校长郭秉文及学生运动,遂离东大;

第三阶段:1927至1937年,柳氏就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整理旧籍,分类编目,并完成了三十六册的《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更主编《国学图书馆年刊》,撰成《国学图书馆小史》;九一八事变,南京告急,柳氏东奔西走请求政府接收藏书,但政府可供藏书的地方不足,故书籍被战火焚毁,自谓“对祖国文化未尽到全责”。

第四阶段:1938至1945年,柳氏到了重庆中央大学,校内故旧因柳氏盛名,请他任历史科研究院导师,任教期间完成《国史要义》 。

第五阶段:1946至1956年,为柳氏回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国史馆纂修,整理战后散佚图书及史料,继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出任文物管理委员,筹办地方博物馆。

柳诒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图书馆学家。1948年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荣。学术薪传乾嘉学派,融世界近代新思潮,学贯中西。主张“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史以明政教,彰世变,非专为存人。”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与北方任教的史家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

1879年出生。7岁失父,家境贫寒,同姐随母到外婆家,课督于母鲍氏,就读于鲍氏书塾,日诵经书、诗文。以家无藏书,勤奋借抄。

1896年,柳诒征17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江阴南菁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师从缪荃孙、黄以周、李瑞清等人。卒业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

1902年,随缪荃孙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国后曾就学于三江师范学堂。

1903年创办思益小学。之後曾任江南商业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等校教习。

1912年主持镇江府中学堂。不久转任北京明德大学教授。

1914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江谦之聘任文史地学部历史、国文教授。

1920年南京高师改为国立东南大学。

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发生学潮,1926年柳诒徵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

1927年,国立江苏大学改为国立中央大学,返校执教;并主持国学图书馆(原江南图书馆,1927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9年改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

1937年,抗战前夕,为转移图书入川奔走。抗战爆发后讲学于国立浙江大学、国立贵州大学。

1938年再度出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回南京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兼任国史馆纂修。

1948年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荣。

1949年,居沪,执教于复旦大学。筹办上海博物馆。

晚年以读书校书为乐。曾请同乡印人赵蜀琴镌“一生书里活”之印。

1956年2月3日,在上海逝世。平生布衣蔬食,卒后仅遗一床一桌,书10余箱。

柳诒徵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先驱、开创人。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 ,打破纲监的编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叙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1905年完成《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1910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柳诒征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 ,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征透过许多着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征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创办《学衡》杂志、《国风》半月刊、《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於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

柳诒征是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经典《诗》 、《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征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於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於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柳诒徵是一位历史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着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

柳诒徵是一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直至1948年。其间提供住读方式便利来馆的远方好学之读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为便於“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努力,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藏书总目。

作为教育家,柳诒征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

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弟子如缪凤林、张其昀、宗白华、茅以升、陈方恪、陈训慈、范希曾、郑鹤声等人,皆有造就。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 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後,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柳氏初学唐碑,以颜、柳为基础,既而学赵、董,纯是帖学馆阁路数。1901年后学北碑,经张謇而受张裕钊的影响,又与张小楼相切磋。1908年后入两江师范学堂任教习,又受到李瑞清的启迪,临写北碑突飞猛进。篆、隶、真、行、草各体兼能,尤以北碑成就最高。善书汉、魏二朝碑版,尤擅写经石峪、颜真卿。

著名学者柳诒征是一位地道的实证主义者。柳氏史学之魂,乃是政治实用主义。就史学流派而言,民国史学有求真与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属致用一系。就史学渊源而言,柳氏史学实为晚清国粹派史学的逻辑延伸。就经学与史学的互动而言,柳氏史学可视为其经学立场在史学领域的展开。这种展开,从史学的立场看,就是所谓“史术通贯经术”,亦即以“史”来表现他的根本理念。所谓“史”,乃“学术”之代词。而“经”则是他所谓“政治”、所谓“实用”、所谓“礼”的对应语。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进化史观,柳先生却不大相信,提过许多质疑,作过诸多批判。柳还不大相信历史运动的因果联系。柳诒征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统,层次清楚,逻辑井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系统。

他认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学问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学问均从史学产生出来。孔子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老子与孔子所讲的“道”,就是“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规律。所以,理学与道学均来自史学。又说,孔子学说贯穿中国全部历史,此前之史则赖孔子得流传。认识孔子,就掌握了读史之纲。他还认为,清代乾嘉诸儒独到之学实为史学而非经学。柳对清代考据学整体评价不高,对汉学有所批评,对宋代文化评价甚高,均与陈一致,但陈认为清人以经学见长,几乎无史学,则其史学内含实与柳氏殊异。柳的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陈则相互分别,故产生上述殊异。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经学立场。将柳诒征的上述言论置诸章太炎、刘师培、邓实诸家中,可谓水乳交融,难加区分。

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显得特别浓重。所谓“道德”,包含热爱国家、尊重传统、崇尚气节、端正人格、勤奋工作、一丝不苟等丰富内涵,但核心是“养心术使底于粹”,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点是现实政治。他曾说:“吾之人本主义,即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与此相适应,《国史要义》专列《史德》篇,修正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史德”论,按以己意,重新申说,力图“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与政治实用主义相配合,形成一套独特观点。就文章写作角度看,他从史德方面提出过一些规范,如文无溢美、不为讳饰、不为曲笔之类,但更注重的,还是从道德角度对人进行规范,最终把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促进民族发展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

他认为道德是一种正义感。观察历史,应以这种正义感为准绳。在他看来,依道德准则衡量历代王朝的正统性无可非议。他一反近代新史学家的观念,令人惊奇地对向来遭受批判的传统“正闰观”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完全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就是说,只有肯定持有正义的王朝的正统性,才能使现实中不具有正义性的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所谓“使乱臣贼子惧”。

在柳的史德论中,历史、史家、道德实形成一个交互为用的循环。历史(即儒家经书)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史家带着道德感去写史,又通过撰史活动增进自身及社会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观,实已扩展到现实政治,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径(有赖于史)与作用,拓宽了“史德论”的领域,而且并不认为“史学致用”是不德。

由于信奉史学中心论,柳自然会把历史说成无所不能,这是他史学功能论的特点。1925年,在《学衡》发表《历史之知识》,着重阐述史学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能提供人类以往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供现代人参考、应用。“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我所希望于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在乎自己应用。”一针见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实用主义思想。

柳氏的史学功能思想贯穿着他的基本史学观念和史学目的思想。无论史学功能多么完备,也要看运用者的心术,所以他又说:“史籍之用,亦视学者之用心何如。用之当,则可为人类谋幸福,为国家臻治平;用之不当,则可以启乱饰奸。”这样,史学功能思想就又与史德论结合起来了。

柳氏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历史研究法之名,但三传之于《春秋》,各有师说,以解析《春秋》之义法,准此而言,则世之有历史研究法莫先于中国。从此观念出发,他把历史研究法划分为两个方面:读史之法与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对文字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校勘与考据方法发表过精辟见解,都贯穿着“以史为根本”、不希望借口科学方法来干扰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学中心论,比较有特点,也都无懈可击。而且,他虽精于校勘考据之学,但不主张唯考据是能,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使然。 读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术性比较强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个实践经验问题,可以见仁见智。实际上,它同样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学观念。他主张读原著,反对只读教科书,就表明了他对新式教科书的态度(这也是章太炎的态度)。读原著还有读经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学莫先于读经。”柳在读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是:读史须求得圆通。

柳诒徵一生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多种。其中《中国文化史》70余万言,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廿五史、历代名家著述、国外汉学家论著及近代杂志、报纸、统计报道等达600余种。

《中国文化史》

《国史要义》

《东亚各国史》

《印度史》

《南洋群岛史》

《国学图书馆小史》

《中国版本概论》

《劬堂题跋》

《中国教育史》

《柳诒徵说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商业史》

《商业道德》

《中国财政史》

《柳翼谋文录》(台北广文书局1970)

《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柳诒征自订“为学守则”三纲十八目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虑、平怨怒、节饮食、谨言语、惩偷惰。

二修德:事亲孝、与人忠、立志坚、律己严、执事敬、处境淡。

三勤学:读经书、考史事、讲理学、习国政、作诗文、究技艺。

柳氏的学问之深,一般人不敢问津。所谓卓异者,知识分子之风骨也。那么他在治学上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做人上有哪些卓异的地方呢?

治学方法且举一例。后来到了台湾的著名历史学家张其均先生,是柳诒征的学生,在他的《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中,特辟一节谈柳先生指导学生的治学方法,条分缕析,甚是精当。其中说,他曾问柳师,如何写历史,柳师答:“可多看小说,各家小说总是富于兴味,引人入胜。”若不是博学多识,又深有体会,断不敢说这样俚俗的话语。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据此是否可以说,由文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诵。比较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中国通史》,就知道柳先生的话是多么精妙了。

为人行事上,最见其风骨。柳先生成人后,终其一生,奉行“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

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风潮中,柳先生遭人攻讦,说他想做文学院院长,又说他想做江苏教育厅 长,先生也不分辩,只是马上辞了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职,远走东北,应了国立东北大学之聘。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东南大学改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柳先生才回来任该校教授兼筹备委员。当时实行的是大学区制,全省的专门学校和中学校,都归这个大学管辖。

中央政府规定,指拨江苏田赋180万,充教育专款。而省财政厅长说,江苏预算已经制定,田赋收入并无余款可以指拨。校长和财政厅长商量不通,派柳先生和另外两三个筹备委员去仍是不通。隔了一天,校长再派柳先生等两人去。财政厅长说,已说过一个钱也没有,何必又来说空话。柳先生说,这次不是来说空话,只是商量一个具体的办法。接下来说:我晓得财政家都有个秘诀,收入是以多报少,支出是以少报多。财政厅长一听立即站起来说,哪有这样的情形,若是这样,你来当厅长我去教书好了。柳先生说,请您莫动气,我若是不明了江苏财政的实际情形,也不敢乱说,我是读书人,已从《赋役全书》上看到了最近全省的各种统计数字。我们江苏的老百姓向来不敢拖欠国税,但是每年秋勘之后,征收总不足额,那是各县知县和胥吏舞弊,名为民欠,其实都可追缴。所以每年的预算,都有带征积欠一项。前天厅长让我们看的本年预算,田赋收入项下,既与征额之数不符,又和前几年实征之数不符,又未载明带征积年的欠款,这不明明是以多报少吗?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将我写的一篇账请你细看。厅长无语。柳先生又给对方出主意,说,你既已在省府会议上说过没钱,再开会时,也不必说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只说教育经费至关重要,教育界诸位逼迫太甚,我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各位就不必问这笔钱的来路,你看这样说好不好?这话若可行,就一言为定,180万照拨,你若不以为然,我就将我所写的,在各报上公布,请莫见怪。“这位厅长,真正漂亮,听我一席话,满口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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