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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心源

陆心源(1838年~1894年),字刚甫、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归安(今浙江湖州)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

早年师从万青藜、吴式芳、张锡庚,读书过目不忘,精于郑(玄)、许(慎)之学。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随总兵刘长佑赴直隶镇压太平军,同治四年(1865年),任广东南韶兵备道,同治六年调高廉道。官至福建盐运使,多次剿平土匪。以盐务损耗罪名参奏,终被削去官职。 [1]

辞官后在归安城东莲花庄旁辟建“潜园”。园中有“四梅精舍”、“五石草堂”等16景。富收藏,筑“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三楼藏书,藏书达15万多卷,同治年间掇拾遗文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常与同乡姚宗堪、戴望、施补华、俞劲叔、王竹侣、凌霞研习学问,有“苕上七才子”之称。 [1]

陆心源精于金石之学,著述等身,光绪十二年(1886年)著有《金石录补》、光绪十八年(1892年)《穰梨馆过眼录》成书,另辑有《宋楼藏印》、《千甓亭古专图释》等书。光绪十九年(1893年),帝褒奖“著作甚多,学问甚好”。回乡时经天津时染疾,次年卒于湖州。1906年陆心源之子陆树藩经商失败,将大量藏书卖给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自著《诸病源候论校》、《外台秘要校》,其《宋楼藏书志》及《十万卷楼丛书》,前者为医家类藏书,后者亦有部分医书包括其中。

清季著名的四大藏书家之一。咸丰九年己(1859年)举人,官至福建盐运使,多次剿平土匪,富收藏,筑“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三楼藏书,藏书达15万多卷,1906年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将大量藏书卖给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陆家从心源祖父陆镛开始,三代藏书,以收藏宋版书而著称,后其家族没落,所有藏书被日本静嘉堂文库以十二万的价格购去,现在这批珍贵的书籍仍保存在日本。对于出售价格,存在多种说法,但大多持“十二万”这一观点。

1910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湖州城家喻户晓的月河陆家大宅的专用河埠头旁停着几艘大船。陆府的人神色凄然地看着操持江北口音的挑夫将一摞摞的古籍从严禁家眷上楼的宋楼中搬人船舱,几个嘴里伊喇哇啦的东洋人正趾高气扬地指划着什么。月河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悄声议论到:“陆家大公子把他老头子收罗来的古书都卖给东洋人了:他老头子陆心源为收这些书可花了多少心机啊。大公子陆树藩做事业亏了本,就把祖上的家当贱卖脱,真做孽。”几天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带着多方筹措来的6万银两订金匆匆赶到湖州,看到只是空落落的书架和满地的废纸标签。宋楼藏书售卖给日本岩崎弥之助财团静嘉堂文库的消息很快便在大江南北传开了,愤懑的文人恨恨道“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土也。”

是什么让人如此扼腕叹息?原来陆心源的宋楼,与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其号称200部宋版(即“宋”)的藏书,在佞宋成风的藏书界独占鳌头。

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故家藏书纷纷散出,陆心源低价搜罗,仅从上海郁松年宜稼堂一家就购得了48000多册。之后,陆心源出任盐官,资财日富,更是广泛搜集,严元照芳椒堂、刘桐眠琴山馆、福州陈氏带经堂以及归安韩子蘧、江都范石湖、苏州黄丕烈、仁和劳平甫、归安杨凤苞、丁兆庆等人的藏书都汇流至陆心源家中。

陆心源将藏书分别藏于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其中月河街陆宅的宋楼,藏宋元旧刻;十万卷楼,收明清时期的珍贵刻本、名人钞校本及名人著述手稿;潜园的守先阁,藏普通刻本和钞本,并开放供士人阅览。

陆心源的藏书以富宋元刊本而著称。本世纪30年代有人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统计,其实数是:北宋刊本7部80册,南宋刊本114部2611册,元刊本109部1999册,都是极其名贵的海内孤本。

陆心源的藏书在1882年《宋楼藏书志》撰成时已达15万卷,1907年,其子陆树藩将宋楼、十万卷楼藏书出售时,其实数是4千部20万卷4万4千多册。1908年陆树藩又将守先阁藏书捐助给刚兴办的海岛图书馆,据《陆氏守先阁捐助书目》记载,有1千余部1万4千余册。由此可见,在陆心源藏书散出前,藏书总数为5千部,近6万册,25万卷左右。

宋楼和十万卷楼系陆心源在华楼桥南堍的月河陆氏老宅中改建而成。陆氏大宅约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是一座由四条轴线组合成的庞大建筑群,现存月河街4号、6号两条轴线的建筑。

最南侧一轴(6号)前为千甓亭,是陆心源集藏汉、晋古砖一千余方的处所,这些古砖大多出于湖州及三县六朝古墓,砖上花纹别致、字迹奇异,特别保留着许多古代纪元、地理、官制、姓氏等资料,现大部分存于省、市博物馆。亭旁有院,由角亭、瓢形水池及园林小品、四面花厅(干闲草堂)、小洋楼(知足庐)组成,近代词家、书法家杨岘手书的“千甓亭”匾悬于角亭,实际上那些陆心源视若珍甓的古砖主要藏于四面厅中,厅、楼在三十年代都被其孙陆熙咸改造成西式,四面厅为歇山中式层顶、嵌西洋花玻璃的门窗、花地砖铺地,小洋楼也是头戴“瓜皮帽”(观音兜)、身着“西装革履”的模样,一见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月河街4号为陆宅主轴。前有门厅、轿厅、第三进为陆宅老屋祖堂,名“恭俭堂”(与小洋楼平行)。第四进厅,则因景仰明代大学者顾炎武而被陆心源名为“仪顾堂”(背靠文昌阁巷),是陆与“苕上七才子”们切磋学问的书斋。仪顾堂与小洋楼后的三间楼屋平行,两楼楼上就是“宋楼”和“十万卷 楼”,前檐为晾书之需另搭棚式敞轩(宽2米),上铺大方砖,沿口置青石板;楼板均加铺成双层,以增加荷载,满足 藏书功能。陆心源还在宅内设“穰梨馆”,收藏金石文物,现存二十多方名家法帖,有朱熹、文天祥、赵孟等人的墨迹。

陆心源宋楼藏书的聚而复散,是湖州千年藏书史上一个凄美的片断。湖州,被王国维盛誉为“藏书之乡”,在其1500年的藏书史上,涌现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藏书之家”。

湖州的私人藏书起步于南北朝时期,沈膦士七旬抄书数千卷,一直被视为佳话;而沈约则以“都下莫比”的两万卷藏书,被公推为“浙江私藏第一人”。湖州私家藏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南宋时期。先是沈思“千金散尽为收书”,继有叶梦得贮书石林精舍,再是陈振孙结撰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又有周密“书种”、“志雅”两堂藏书殿于宋末。后三者藏书的规模足可与皇家藏书相媲美。

明清时期,由于藏书之风的盛行和藏家们对版本的讲求,贩书业应运而生,湖城东郊织里一带的“湖贾”驾起一叶扁舟,罗致旧家藏书,再贩给新藏之家,来往于藏家与刻家之间,这扁舟也就有了“书船”之名。江南的条条水道,在他们的穿梭之下,成为星罗棋布的城镇间的书籍之路。可别小瞧了他们,明代著名小说家的名作“二拍”就是这些书商在看了其《初刻拍案惊奇》后,大为欣赏而促成的,其敏锐眼光绝不逊于今日的出版经纪人。

湖州同时也是当时重要的出版地之一。湖州的雕版印刷始于北宋时期的佛像佛经刻印。见于史籍或有实物存世的,有北宋《思溪藏》、《唐书》、《五代史记》等一批书籍。南宋、元、明雕版印刷常盛不衰,嘉靖以后,更与湖州书船业兴旺同步,进入极盛时期。据《明代版刻综录》统计,一百多年间湖州刊刻书籍多达四五百种,为历代之冠,而晟舍凌、闵二氏的套色印刷,是当时印刷技术的顶峰,其精印版本为近代藏书家所珍视,价值不亚于宋刻精本。清代盛行考据之学,编纂丛书渐趋高潮,湖州刻书印书持续红火,大多为家刻本和书院刻本。

湖州的私家藏书得地利之便,数百年间绵延不绝。茅坤、茅元仪、许宗彦、严可均等藉万册书而著述等身;刘桐、沈登瀛出秘籍以助友朋治学;徐献忠、董斯张、汪曰桢等则收集湖州地方文献修撰史志;臧懋循、沈节甫、姚觐元等汇刻丛书流惠后人;陈霆、周中孚、丁杰、张鉴等则编撰目录,订正古籍,条别源流,他们为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清末民国初的南浔富商如刘承斡、庞元济、张钧衡、蒋汝藻等,广购天下名本,不数年间便聚成数十万卷巨藏。

千百年来,湖州的私家藏书此消彼长,不绝如缕。藏书家竭尽心血保存了祖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古籍整理各学科的发展,许多人藉藏书在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开展了卓有建树的研究工作,以汇刊丛书的方式使一批稀见古籍得以广泛流传。

湖州的藏书史又是湖州学术史的一个缩影。湖州的学术传统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苕溪两岸,桑林如廊,湖州的蚕桑之盛甲于天下;金盖山之东,湖荡池沼遍布,菱湖的淡水鱼养殖闻名全国。湖州没有凛烈的朔风,没有狂暴的海涛,没有险峻的高山,没有无垠的平原,有的只是舟车之利、鱼米之丰、蚕桑之盛。生活于此的百姓衣食无忧,谋生有道,菱湖之鱼、辑里之丝、善琏之笔、双林之绢、织里之湖贾,正应了“湖民慧柔”、“性敏柔而慧,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明《吴兴续志》)的评价。没有严竣的社会危机,没有激烈的生存冲突,湖州文人耽于安乐,勤于著述,拙于论辨性理,长于考订源流,不善玄思天地哲理,稔于辨析事物规律。因而,湖州文人的撰著与文化贡献,集中于史学、考据学、医学、算学、农学、水利学等领域。

推究湖州的史学传统,可以追逆到沈约撰著的《宋书》。在沈约以后武康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书》、《陈书》,也都是断代史的名著。一套“二十四史”,湖州人的著作就占去了其中的三部。地方志的修纂也在此时开其端绪。自山谦之《吴兴记》、张玄之《吴兴山墟名》之后,湖州历代方志修纂相沿成习,见诸文字记载的共有72部各类方志,诸如《[嘉泰]吴兴志》、《吴兴备志》、《[同治]湖州府志》、《南浔镇志》(汪志、周志)等堪称中国四千余部方志中的佼佼者。

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辑佚,又称考据学、朴学,因其朴实无华,不发明性理,只考究事物源流。在沈约《四声谱》之后,又有颜真卿来修《韵海镜源》,考据之学也渐成湖州的一大学术传统。唐有徐坚汇辑类书《初学记》,道宣撰佛典目录《大唐内典录》;宋有赞宁撰《内典集》于前,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于后;元赵孟作《老子注》、《庄子注》;明有董斯张《广博物志》、闵齐仅《订正六书通》。到了清代,考据学大盛,湖州学者在各个具体门类均有重要撰著,如舆地有胡渭的《禹贡锥指》,目录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陆心源的《宋楼藏书志》,文字有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金石有吴云《两轩彝器图释》,史考有沈炳震的《二十一史四谱》、《新旧唐书合钞》、施国祁的《金史札记》,校笺有郑元庆的《石柱记笺注》、戴望的《管子校正》。清晚期的俞樾则是考据学史上高山仰止的人物,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堪称博大精深。其它领域则有:明茅元仪《武备志》首创军事百科全书;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考古改新,……

山水清远,自有诗文相伴;人杰地灵,别具清隽格调。湖州历代文学创作,恰是一幅忠实纪录湖州社会生活风情的画卷。今天的武康前溪依然溪水清澈,林木葱茏,景物幽胜。不知度《前溪曲》的车骑将军沈充,为何手握重兵,却落下满纸离愁别绪。《前曲溪》,在中国古代的音律中属清商调,其清商婉约的风姿,也影响湖州后世的文学创作。《沈隐侯集》中沈约五言诗,对仗工整,音调和谐、描写细致,一句“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思乡情溢于言表。吴均的写景散文清竣峭拔,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江南三月,暮春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柳恽的《江南曲》“汀洲采白菇,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且言行路远。”引来历代无数文人的感怀,小小的白苹洲也因此与一系列的文化名人挂上了干系。入唐以后,钱起的《钱考工集》工致清丽,孟郊的《孟东野集》孤寒奇险,皎然的《杼山集》禅隐清淡。唐张志和《渔父词》后,湖州在宋代涌现了一批婉约词人:张先有《张子野词》、叶梦得有《石林词》、沈瀛有《竹斋词》、周密有《草窗词》等,姜夔居湖州白石洞天十年,自号白石,其《白石词》中名篇也多写于湖州。明代文人喜好相与标举,喜好结社联络,文学主张不断翻新,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文坛的这番热闹之中,湖州文人虽然不坐摇旗鼓吹的头把交椅,位列前茅的份还是有的。“明初四杰”中有客于湖州的张羽、徐贲,“后七子”中有长兴的徐中行,“唐宋派”中有归安的茅坤。要论对后世的影响,还是明代湖州戏曲小说的创作。凌蒙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红拂三传》,董说的《西游补》,茅绅的《凌霞阁杂剧》、《凌霞阁传奇》,王济的《连环记》,姚茂良的《精忠记》、《双忠记》等流传至今,选人各种文学读本或搬上银屏。明清两代,湖州藏书楼遍布市邑乡镇,编纂文学总集的条件得天独厚,臧懋循《元曲选》,共收元人杂剧一百种;徐倬《全唐诗录》一百卷,康熙写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收集详备;朱孝臧《疆村丛书》,广收历代词集。

至于本篇的主人公,也是著述等身。陆心源曾将自己的 900余卷撰著汇刻成《潜园总集》;又将藏书中的部分珍贵湖州地方文献,刊刻为《湖州丛书》。

陆心源死后葬于云巢逸山,假如仅仅是个官场吏僚早就会被人淡忘了,但正因为他是个藏书家,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宋楼”楼主,心源公才得永垂青史。

“宋楼”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宋楼”的藏书,以孤本、珍本、善本为多,如北宋仁宗时刻印本《太平御览》,共1千卷,到明时已不全,流传到他手中时仅351卷,此书为刻本之祖。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主要依据此本,其它宋本如《续仪礼经传通解》、汴刻《说文解字》等都是极为罕见的珍贵版本。一生编撰过几种大型藏书目录,仿张金吾《藏书志》体例,撰《宋楼藏书志》120卷,40册4函,为其藏书目录,著录罕见的宋元刻本及旧抄书,普通书不录。光绪八年(1882)刊行;《十万卷楼书目》著录图书2300余种;《归安陆氏旧藏宋元本书目》,收录图书700余种;《陆氏守先阁捐助书目》收书凡1 300余种。尚有《陆心源捐资建阁归公书籍目录》,不分卷,收书4 200余种,115 000余卷,著录比较简单;凡《四库提要》和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所未著录之书,各撰解题一篇,叙其流别。另有《仪顾堂题跋》16卷、《续跋》16卷,两跋共收书520余种,书画51种,碑版30种,对古籍和版本目录学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刊有《十万卷楼丛书》,分一、二、三编,以四部排列,共收书52种,汇辑了流传较少的唐、宋、元人著作,以医书、笔记较多,所据均以家藏宋元善本和旧抄。卒后,子陆树藩不能守业,所藏书以11万元,售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岛田彦桢作有《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一文。傅增湘于1929年至日本访书,撰《静嘉堂文库观书记》,有宋元刊本4 000余册。今人徐桢基著有《潜园遗事》一书,介绍其事迹甚详。著有《金石学补录》、《穰梨馆过眼录》、《仪顾堂文集》、《宋史翼》、《金石粹编续》、《潜园总集》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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