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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

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号复初。生于意大利那波利。1572年他加入了耶稣会。万历七年(1579)奉派抵中国澳门,学习汉语。后随葡萄牙商船至广州传教,住肇庆天宁寺。 不久被驱回澳门。十一年,同利玛窦来笔庆建建堂传教。十三年,应两广总督之邀去杭州传教。 十六年,从澳门经里斯本抵罗马,企图游说西方国家与中国通使节以便传教,未成。死于罗马。著有《天主差教实录》,为西方人最早用汉文所写教义刚要,该书首先使用“天主”一词 。

罗明坚是“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国典籍的西译方面,在以中文形式从事写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方面都开创了来华耶稣会士之先,为以后的西方汉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应与利玛窦齐名,同时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字复初,意大利人,1543年生于意大利中南部的斯品纳佐拉(Spinazzola)城,曾获两种法学博士学位。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他供职于曾效忠于那不勒斯的菲利普二世的宫廷。1572年他加入了耶稣会。为取得教士的职位,他完成了哲学和神学的学习。他自愿到印度去传教,并于1578年3月24日得到了里斯本的准许。同年9月,他到达了果阿,11月到马拉巴(Malabar)海岸。在六个月之内,他经过语言训练,已经能够听当地人的忏悔了。

1579年7月,罗明坚到达澳门,刚到澳门时,他遵循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的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应该学习中国话及中文”的要求,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罗明坚是一位很有毅力并有极高天赋的传教士,到达澳门后2年4个月,便能认识15000个汉字,可以初步阅读中国的书籍,3年多后,便开始用汉语来写作了。罗明坚学习中文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认为“这是为归化他们必须有的步骤”。罗明坚中文能力的提高大大推动了他的传教事业。他在澳门建立了一座传道所,并开始用中文为澳门的中国人宣教。罗明坚把这个传道所起名为“经言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用汉语来传教的机构;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罗明坚之所以成为晚明时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第一人,与其娴熟的中文能力有直接的关系。1581年期间罗明坚曾三次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并很快取得了广州海道的信任,允许他在岸上过夜,因为广州海道认为罗明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是一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

1583年,罗明坚先后同巴范济(Francois Pasio,1551-1612)、利玛窦三次进入广州,并通过与两广总督陈瑞、香山知县、肇庆知府王泮等中国地方官员的交涉,最终于1583年9月10日进入肇庆,居住在肇庆天宁寺,开始传教,并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在中国期间,罗明坚先后到过浙江、广西传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广东肇庆时,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外语字典《葡华辞典》以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而且,他还在澳门写出了第一部欧洲人以汉语所写的著作《天主圣教实录》,使天主教本地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586年11月时,他已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自称“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了”。1588年罗明坚为请罗马教宗“正式遣使于北京”,返回欧洲。罗明坚在1589年抵达里斯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当他到达罗马时,正好赶上教皇西斯图斯五世(Sixtus Ⅴ,1521~1590)在不久即于1590年8月12日“升天”,在这之后又连续有3位教皇“升天”,这样一来,教皇四易其人,请求派代表团出使中国的这一使命并未能完成。罗明坚生了病,就退居家乡意大利的萨莱诺城。到了1607年5月11日,罗明坚在他的家乡病故,未能再回到他开拓了传教事业的中国来。在欧期间罗明坚把中国典籍《四书》中的《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公开发表,第一次在西方出版了详细的中国地图集《中国地图集》。

万历七年(1579)七月,罗明坚神父来到澳门。正逢范礼安监会神父于十日前动身前往日本巡视。范神父临行前会留下信件,嘱咐罗神父和以后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务必学习并精通中国语言,明了中国的风土人清。罗明坚神父依靠天主圣宠的助佑,遵照范礼安神父的训示努力学习中国语文。16世纪的80年代,为学习我国语文,没有适宜的语文课本,没有中西合璧的字典,字汇,没有适当的教员。而罗神父这时年已卅六岁,记忆力已不很强,他遇到的困难圣言语难宣。此外,当时澳门的同会弟兄们又因传教上的需要帮忙,往往请求他放下研读中文的工作,来帮助他们从事可见的造福人灵的事业。范礼安神父听说了,马上来函抑止澳门的会士阻止罗神父的攻读事业。并且肯定地说:这正是愈显主荣的最好途径。在这种苦读钻研下,罗神父已经能说、能念、能写中国语文了。于是罗神父便想北上广州,和当地的官府取得联系,设法获得留居中国内地的准许,贾奈劳主教对这很是赞成,并加以有力的支持。万历八年(1580)至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神父会来广州小住四次,在这时期,我国广东地方长官,准许葡商每年来广州贸易两次。逗留数日,日间在市区贸易,夜晚返船休息。罗神父便伴随葡国商人来到广州,不久认识了数位官员,取得官员的信任,获准在陆地上,即在暹逻一贝馆内居留并献祭。

罗明坚返回澳门后,在耶稣会修院的附近建造了一座圣玛定经院小学校。罗神父在这学校里为新入教的中国青年讲授要理。并且和高麦斯 (Pedro Gomez, S.J.)神父着手编写一册问答式的拉丁文要理。之后在广州,由华人协助开始起草《天主实录》一书。一五八二年,罗神父在广州会把天主十诫译成中文,向我国人士乘机宣讲。这取名《祖传天主十诫》的经文于万历十一年(1583)在肇庆出版,这篇《祖传天主十诫》,可说是第一篇在华天主教中文经言。

万历十年(1582),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彻斯(Alonso Sanchez, S.J.)神父,为西班牙总督出使事,由马尼拉来到广州,惹起当地人士的怀疑。官方以之为侦探,逮捕下狱。罗明坚神父这时正在广州,亟力拯救,方得释放。不久广东总督陈瑞行文香山溴制台司马陈文毕,传令澳门萨来约主教和澳门葡国地方长官满多萨(Airez Gonzalez de Mendoza)来省垣肇庆议事。葡国官员和满主教议决,委派罗明坚神父和葡国检查官已那拉(Panela)前往。罗明坚利用这次进见总督的良机申请留居肇庆,获得总督陈瑞的默允。万历十年(1582)五月卅一日,罗明坚神父,巴那拉检查官和桑彻斯神父同回澳门。八月七日,罗明坚期待已久的利玛窦和巴范济来到澳门。不久总督遣人召罗明坚神父,携带利玛窦神父带来的钟表来肇庆。当年十二月十八日,罗明坚偕巴范济神父和几位随员带着自鸣钟由澳门起身,廿七日抵肇庆。不久获准留居东关,距城一里许的天宁寺中。天宁寺旧名安乐寺,宋崇宁三年(1104)改今名。这是内地第一座耶稣会院。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十日,罗公明坚和巴范济神父,为了随风就俗,和一些中国朋友商议后,改穿僧服,并且刮须剃发变成僧人模样。不久更奉上呈来卡申请明准留居内地。万历十一年三月两广总督陈瑞被黜。罗明坚等失去官府的庇护,不敢久留肇庆,乃离省经广州返回澳门。巴范济神应范礼安神父的指示,立即搭舟去日本,在日本传教多年,成绩斐然。巴神父会任日本副区省会长多年。万历四十(1612)年受命为中日两国耶稣会监会长。是年四月,登舟来中国视察。刚到澳门,便卧病不起,八月卅日逝世。

万历十一年夏,两广新总督郭应聘到任。为“路照”事,继亚尔瓦来斯(Domingo Alvarez, S.J.)为澳门耶稣会会长的嘉拉耳(Francisc Cabral, S.J.)神父,乘机委派罗明坚和利玛窦神父赴香山转赴广州谒见海道,申请准赴肇庆进见新总督。遭到海道的拒绝,被迫返回澳门。大家只有恳求天主,感动新总督的心,准许留居内地。

新总督郭应聘到任以后,整理批答案上留下的公文。天主的圣意,使他注意到罗明坚的呈请“拨地建寺筑舍”的呈文。新总督马上和肇庆的知府王泮议定,批准这项请求,并且委派使者,携带肇庆知府的函件,召请传教士退回省垣。

万历十一年九月初,罗明坚和利玛窦,在圣玛定经院的赞助人维耶加(Gassar Villeeas)大力支持下,离开澳门。九月十日抵达肇庆,蒙受肇庆知府王泮(字宗鲁)的盛情款待。此后耶稣会士便在我国大陆上正式建立圣堂和会院。这次罗明坚神父获利玛窦神父抵华之日,正逢圣母圣诞瞻礼这可说是我国天主教的奠基日,也可说是元代天主教的复兴纪念日!罗明坚神父和巴范济神父,上次居天宁寺时,认识寺旁的陈姓绅士,回澳门前,把祭台、祭服、圣物等托他照管。这次罗神父带领利神父重来,拜访陈府,见他把祭台供在一座华丽的大厅中,祭台上置有香炉,燃有清香,祭台上面悬挂中堂,上书“天主”二字。罗神父等抵达肇庆后,王知府委人领导他们到东关郊外,在江边左近寻觅土地,以备建堂筑舍之用。不久获得总督的批准,于九月十五日,在西江滨的“小市石顶”,九层崇禧宝塔附近的空地上,开始兴建圣堂和会院。肇庆知府又立定让地的契照,和给与传教士随意来往广州、澳门及沿途各地的“路照”。万历十一年初冬,罗明坚神父返回澳门,筹集募化建堂的款项,直至次年四月,方才携带巨款及珍奇礼物返回肇庆。当罗明坚神父不在时,神父住舍附近的儿童们往往来椁砖投石骚扰不止,利玛窦的仆人把投石的儿童赶散,并且捉住一名,关在屋中想教训他一番然后再释放。哪知这种平常易见的事,却使当地的排外人士告到官府,认为是拐骗幼童。知府得悉详情后,惩罚妄告的华人,命差役到神父住室张贴告示,禁止军民人等骚扰西僧处所。

罗明坚返回肇庆后,加工进行建筑。为了避免国人的怀疑,起初传教士并不明言来华的目的是为宣传圣教。他们仅运用圣善的表样,和展览一些欧洲的新奇物品,像望远镜上棱镜,油画圣母像,意国花边,绣织物品为方法希望借此引领人来问道,而渐渐使之接近真理。他们自称为僧,自称来自天竺国。当他们进见总督时,声称是由罗马大僧(教宗)派来中国,学习中国语文,希望与华民共处,并能自由恭敬造物主、天主。

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廿日,罗明坚神父离开心爱的中国,由澳门登舟回欧洲。在中国的领土内,他度过九年的艰苦岁月。他在回忆中留下多少不可泯灭的往事印象。他深深地感谢好天主,运用他这无用的仆人,把基督的福五带进神州大陆、恩赐耶稣会的在华首座会院由他建立起来。他希望不久能伴随着教宗的专使踏入北京都城。他深信自己能为好天主吃些苦,实在是天主的大恩。

罗神父的船只离开澳门后,向欧洲航行。临近葡属亚速尔群岛的台尔塞拉(Lerceira)港曰时,不幸船只沉没,他仅能保存一部分随身的行李。一五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里斯本登陆,迳向马德里进行。在西班牙京都马德里蒙受西班牙王斐理伯一世诚挚的欢迎。西王允诺要运用权势促成这次教廷的出使,并且许诺要继续支持在华的传教事业。这时正是1589年冬。

1590年6月14日,罗明坚神父怀若一片希望和愉快的心情,离开那不勒斯,不久即抵达圣京罗马。但是天主的圣意不是世人可以推测的。罗神父抵达罗马后,正逢四易教宗:就是西斯笃五世(Sixtus V、1585-1590),乌尔巴诺七世(Urban Vll、1590)国瑞十四世(Gregory XIV、1590-1591),和意诺增爵九世(Innocent IX 1591)。在这更换教宗期间,教宗遣使来华的事被延搁甚久。加以西班牙无敌舰队(The Invincible Armada)于一五八八年遭到英海军击败,西班牙王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保卫海外殖民地的安全。对于推动教宗遣使来华的事自然无暇采取主动的态度。继意诺增爵九世为教宗的是克来孟八世(Clement,Vlll、1592-1605),针对当时的欧洲情况,集中力且里,避免促使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1589-1610)率领法国和教廷分离,也努力使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I,the Stuart King、1603-1625)改变前朝英后依利萨伯(Elizabeth、1558-1603)对天主教的态度,并且积极协助匈牙利组织十字军抗拒土耳其人的威胁。在这种场合下,教宗克来孟八世自然对组织使节,出使中国的事兴趣不大。罗明坚神父见出使中国事遥遥无期,加以多年在华奔波,健康不佳,需要休养,遂奉命赴那不勒斯撒列诺(Salerno)耶稣会公学服务,担任诺莱(Nole)学院的神师,心中虽然悬念着中国教务,但是也不能再采取主动的地位;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茁生教会幼苗祈祷,并以拉丁文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并绘印中国地图。最后于万历卅五年(1607)五月十一日,这位明代中国开教的功臣便在撒列诺城安逝。

罗明坚神父认为借用书籍在华讲圣教是一条捷径。万历十一年(1583)年底,罗明坚神父便已把他撰着的《天主实录》重校毕。以后又请利玛窦和在肇庆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郑郢润饰。至万历十二年(1584)旧历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写好,同年十一月杪全书方才印刷完毕。这本书共计印刻一千二百册。这是在华天主教的第一册中文教理书籍。不久这本书又刻印第二版,题名《天主圣教实录》。它不仅流传于中国,而且还远及菲律宾、安南、日本等处,并且它的样本还远达欧洲。

《天主实录》是一部护教的道理书,是准备外教读者接近基督真光,弃绝在华流行的几种迷信,认识显明的真理,进而皈依圣教。书中对于降生、受难、圣体等应信的道理没有仔细讲解。七件圣事(圣洗除外)和圣三的道理都没有提及。天主教的圣统和罗马教宗,并反对我国传统经书及社会道德的文字书中都付阙如。总之这是一本适应国学人士的护教书。读后使人感到它的内容和我国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别善恶,仿佛拨云雾而见青天。这年(1584)年底,利玛窦也出版一本提名《畸人十规》的教义书。

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到中国,而第一个传入中国的大型钟是在1583年作为礼物,经过澳门由罗明坚等人送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

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当时地方官员在检查罗明坚所携带的物品时,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胡光华认为,“笔致精细”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所具有的艺术表现特征,这些“彩绘圣像画”应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油画。

16世纪一些在中国传教的西方教士首先接触到朱熹的著作。最早翻译朱熹著作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他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将朱熹理学介绍到了欧洲。在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大学,都开设有研读朱熹理学博士学位的研究院。朱熹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是武夷山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因素。

中国最早的一本《葡汉字典》就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在澳编写,他还用拉丁字母编订了汉语拼音,其核心内容一直引用至今;第一本汉语语法书也是由来澳的一位西班牙传教士编写。事实上外国人认识与学习汉语的历史资料在澳门也非常丰富,亟待中外学者的开发和研究。

罗明坚(Michel Ruggier,1543-1607)是范礼安的传教策略的支持者。这位同是来自意大利的神父1579年抵达澳门。当时,范礼安已去日本,但他接到范礼安留下的要他修习中文的训示,开始学习中国语言。起先,罗明坚主要是从中国商人学习中文。不久之后,他便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语和传统礼仪。 由于他能说一些中文,所以当他第二年来到广州时,便获得了中国人明显的好感。1583年成功定居肇庆后,他仍然坚持学习,他用中文著述的《天主圣教实录》于1584年刊刻于广州,是为“欧罗巴人最初用华语写成之教义纲领”。 虽然这本书的文理尚不很通畅,措辞还不很熟练,也不能像后来利玛窦著《天主实义》那样自如地援引中国古籍以阐耶稣之道,但它足以说明罗明坚的汉语水平已相当不错。但在肇庆的那段时间里,罗明坚在传教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学习。

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曾采用佛教名词来解释基督教的概念,并用“僧”来称呼基督教的司铎。这一点也启发了罗明坚。所以,在进入中国时,他穿的是中国僧人的服装,并自称是“罗马大僧”派来的僧人。这也说明了罗明坚等人希望能得到中国文化认可的迫切心情。总的说来,罗明坚是执行了范礼安的传教构想,在认同中国文化方面,为后来的西方传教士作出了一定“表率”作用。不过,在肇庆期间,在传教策略上他又表现出“冒进”的倾向,急于吸收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入教,这引起了当地的官吏和群众的反感。真正将范礼安的传教思路贯彻到底的应是罗明坚回欧洲之后仍在华传教多年的利玛窦。

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的时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们要用理性的权威代替对上帝的崇拜,他们发扬反神学的精神,反对传统的旧宗教文化。正在这时,在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儒家学说介绍到了欧洲。利玛窦等人本想依据儒学经典说明中国的孔子学说与基督教教义是一致的;而其反对者龙华民等人严厉指责利玛窦等人竟然把儒学中实际是指自然的“天”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并一再论证孔子哲学是无神论。罗马教会则干脆把中国的儒学宣布为“异端邪说”。当时正是这种“异端”的儒学受到了欧洲进步人士,如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等人的热烈欢迎,并且成为他们反对神学、攻击教会的精神武器。

关于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传教士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和利马窦的《天主实义》中都是作为唯物主义流毒加以批判的,在龙华民等人的著作中更是将其论证为无神论。罗马教会当然把宋明理学也视为“异端邪说”。于是,作为“异端”的朱子学说,也如孔子学说那样,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和欢迎,同样成为宣扬无神论新潮的精神武器。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亲自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是一篇讲述从春秋战国到明朝末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的释文,其中就有对于宋明理学的介绍。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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