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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学院

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于1925年,当时也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短短4年中,国学院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

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被称为四大导师。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享有盛名的清华国学院,历经80年的停办后,2009年11月1日重新高调亮相。一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作为清华校属、跨院系的研究机构。

2009年11月1日,经过较长时间筹备之后,清华大学国学院终于正式成立了。此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已经先期设立了国学院。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学院都援引1920年代清华大学短暂存续过的国学院(1925-1929),来作为某种精神接续或合法性的根源。这次,清华大学更是理直气壮地声称将继承老清华国学院的传统,以推进国学的研究与发展。这是持续的“国学热”历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又引起我们对“恢复传统”的新一轮想象。但这一想象,一经反思,其间意味则可能充满扭曲或反讽。

在轰轰烈烈的“国学热”中,作为现行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如何实现他们的利益呢? 首先,作为体制权力的掌握者,有的人需要新的对自己所掌握权力的言说与辩护,以便穿上一层新的外衣,获得更为深厚、宽广的认可与支持。他们通过推动“国学热”获得这种认可与支持,并同时在“国学热”的展开中获得更大、更稳固的对权力的掌控。思想和学术对权力的依附,在传统中似乎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现象。“国学热”最初好像有着对权力抛弃传统的反叛,但是,最后走向却是一个与权力附和的老传统。

其次,“国学热”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几所重点大学都举办了面向富豪的所谓“国学班”,一方面,国学直接用自身的名义毫无羞耻地指向金钱的攫取;另一方面,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无论合不合乎道德与法律)而占有了财富的人,通过用钱来交换的方式,似乎为自己披上了传统文化儒雅的外衣。他们在文化外衣的包装下,可以进一步占有更多财富。就这点而论,今天的“国学热”还是有所创新的,它摒除了传统学问对于金钱的蔑视与贬低。

最后,“国学热”中的文化人,也是一个值得考问的群体。有一个时期,文化人,尤其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要使用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他们与权力和利益还是离得比较远的。因缘际会,时代发展迅速,传统文化得到了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似乎也就得到了新的春天。当隔得远时,传统文化研究者清贫但似乎还守护自己的价值和独立性。但当权力和利益与国学糅合一起时,原有的那些价值守护和独立性,就被汹涌的洪流裹挟冲走了。说不清楚是原有的文化人转变了立场,还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虚假文化人淹没了他们。总之,在今天的“国学热”中,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文化人、学人,重新将自己变成了传统的样子:成为权力与利益的依附者并由此依附地位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利益。

国学已经热起来了,还将继续热下去。清华大学国学院因为承继了一个“老”的声名,使我们有了更多更大的想象,希望它能对现行体制有所冲破,而回归一点传统的纯粹或纯粹的传统,但是,“国学热”背后的权力与利益掺入,又使我们对恢复传统有了更多更深的担忧。

“中国主体,世界眼光。”陈来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国学院的“中国主体”是要突出中国人研究理解的主体性,突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世界眼光”是从老清华国学院继承的观点,新国学院将不仅向世界汉学开放,也向整个世界学术开放。

据了解,国学院将大力开展各层次和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举办各种国际学术论坛,设立“清华国学讲堂”,邀请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前来演讲。国学院将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

两个国学院

陈来和刘东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恢复记忆,恢复关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记忆。他们二人分别是清华大学新国学研究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

57岁的陈来来自北大哲学系,是张岱年的大弟子,冯友兰生前最重要的助手,着名的哲学史家。54岁的刘东来自北大中文系,《中国学术》杂志、《海外中国研究译丛》、《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 “做学问,尤其是做人文社科类的,能到北大当教授,照理我们是很知足的。但是听说清华大学要重建国学院,我们当然愿意奉献一份力。”刘东把身子往后一仰,深深地吸了一口氧--《中国周刊》记者造访他的时候,正值他最近每天中午的例行吸氧时,国学研究院刚刚成立,他需要处理很多事情,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需要自我保健。师从当代着名思想家李泽厚的刘东,早在1980年代,就曾经多次听导师私下里说,“哎呀,清华国学院的那批书还在,要是能把国学院恢复就好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清华的文科院系并入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不过,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颇有远见地保留了清华文科的全部图书资料。学生时代的刘东就馋着看那一批书,再加上又对国学四大导师以及他们的学问的极度热爱,希望清华国学研究院能恢复的念头,也早就埋下。

1989年,即将拿到社科院哲学博士学位的刘东,和陈来等人自发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取名为“国学所”,成员是一些来自北大、社科院以及北京其他高校、研究机构的年轻学者,大家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都非常感兴趣。那时的刘东当然不会想到,2008年2月的时候,清华大学会找到自己和陈来搭档,把国学研究院重新建立起来。1925年,清华学堂开始转向成立大学,首先成立的是研究院,而国学门又是研究院最先成立的。这个建议,是胡适向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曹云祥提出来的。彼时,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在民主和科学口号中,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正是在此时,胡适和不少学者也在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弊病。反思的结果是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过了,几乎让人觉得中国传统的文化什么都不是,都要打破。因此,他们决定要在高校中纠偏,重拾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后,延揽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样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吸引了全国的才俊前来受教。因为它采取的是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和导师负责制相结合的教学研究方式,尽管成立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之后,但很快,清华的国学院成为了公认的最好的国学院。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培养了四届毕业生共七十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公认的着名学者。“你想想,找到我们来重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还有什么能够比它更有荣誉感呢?”能够重续清华国学院光辉,刘东非常兴奋。新的国学院挂牌庆典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热情洋溢地宣称,要把国学研究院作为体制改革的“特区”来建设。

不能传承的

刘东就和陈来一块商量,参照哈佛燕京社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建制,新国学院不以教学为主,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研究为主。新的国学院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传统;以编纂刊物、丛书,举办讲座为形式。国学院设五个教授主持讲座,分别是:陈来、刘东、刘迎胜、姚大力和李伯仲。

一直以来,刘东就对梁启超办的讲学社钦佩有加。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从欧洲访问回国之后,带着灵感和激情领导创办了讲学社,一年一个,邀请外国着名学者来华讲学。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先后来华,轰动一时,史称四大名哲。“我们可以邀约世界上文、史、哲等领域的着名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来清华进行较长时间的讲学和研究。除了专任教授,还将吸引兼任教授、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博士后等来清华进行讲学或研究。”刘东说。刘东坦言,实际上,即使有校方的“尚方宝剑”,陈来和他还是遭遇了一些以前“闻所未闻”的尴尬。

清华国学院的固定教授预设是五个。除了陈来、刘东以及清华大学的李伯仲教授,主持“陈寅恪讲座”的是国内着名的元史专家刘迎胜和姚大力。62岁的刘迎胜之前在南京大学任教,是中国元史学会会长;60岁的姚大力来自复旦大学。陈来和刘东就非常欣赏两位教授的学识,一心想把他们延揽到国学研究院。谁知道,这两位教授根本无法进京。刘东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说是劳动人事部有一个硬性的规定:55岁以上的教授不准调入北京。“我的天哪,五六十岁正是学人文社科方面的学者出成果的大好时候。”这个“僵死”的规定让刘东气愤地大呼,制定规定的人,一定是理工科出身。结果是,刘迎胜和姚大力两位教授只能算是客座教授。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刘东很无奈。他主编的《中国学术》也跟着他一块从北大来到了清华,成为清华国学院两本重要的院刊之一。在《中国学术》的编辑团队里,有一个是北大出版社的主力编辑,刘东本人也非常欣赏这位编辑。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编辑拥有的是企业编制,不能换成事业编制,要过到清华这边来,基本没戏。当年,梁启超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有没有着作?”梁又答:“没有着作。”曹再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着作,那怎么行呢?”梁再答:“我也算是着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样,陈寅恪成功入主国学研究院。“其他都可以不重要,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学者,偏偏最看重的就遭遇最多的尴尬。”刘东说。

没有学科代码的“国学”

今年三十岁的马强才,是新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个引进的博士后,而总共也只会引进五个博士后。马强才是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论博士,之所以能够占得先机,多亏他有一个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师兄及时相告。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知道了国学研究院的消息,“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马强才说,六月中旬之前,他又知道国学研究院要接受博士后,他赶紧提出申请。因为算是第一个提出申请,他也就第一个被面试、考核、引进。11月1日挂牌庆典时,马强才听到76岁的清华大学历史系着名学者李学勤说,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恢复重建文科以来,重建国学研究所的事情,就总是会有人提起,前前后后也得有个十几次。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文科还非常弱,条件也不成熟。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葛兆光,曾经是清华文科的领军人物之一。2007年,他从清华投往复旦,不少人叹息,如果葛兆光还在,一定会为新的国学院添色不少。马强才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并没有那么迫切要成立国学研究院,所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葛兆光去了复旦。2011年将是清华的百年校庆,一切也就快了起来。上一次对国学研究院的集体记忆发生在2005年。那一年清华大学隆重纪念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但是,很快,这个纪念就被人们拿来和中国人民大学相提并论,因为就在那一年的5月,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被称为是国内高校首个国学院。“幸好我们人大抓住了当年难得的机遇,如果错过了,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就会步人后尘了。”时隔四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对于人大开风气之先的创举仍很自豪。人民大学国学院依然是目前唯一一个实行本硕六年制教育的国学院。

袁济喜口中的机遇,就是当时人大酝酿成立国学院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高度关注,根据人民大学自己的统计,光外界的各种评论和报道,他们就收集整理了好几大本。一时间,众人争说“国学院”。不过,人大的国学院从一开始就陷于尴尬之中--教育部不认可“国学”是一门学科。直到现在,国学都没有学科代码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这几年一直在为这件事奔忙,转眼,人大国学院已经成立四年了,国学成为一个学科的事情还是没解决。 现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采取的建院模式,马强才就觉得好多了--不教学只做研究,不涉及学位发放,在当前的条件下,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清华国学研究院绝对不会搞教学。”刘东干脆旗帜鲜明地说。这段时间,他和陈来都在研究院史,他们就是想看看为什么同样是办国学院,为什么清华当年就能成功。他们发现,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存在。当年的清华国学院的建立是在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在清华形成的时候,按照胡适的建议,采取的是书院式为主的教学方式,严格说起来,更像是导师和学生一块在做研究。

国学文史哲不分家的特性本来就是更适合书院式的教育,再加上学生当时基本都是读着传统经典长大的人,基础好,再加上老师又厉害,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得成功就不足为奇。后来,表面上看是因为1927年王国维自杀;1928年梁启超因病离去,国学研究院因此也结束了。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后,大学实行了分科,国学中的文史哲被分入了不同的学科,国学院看起来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现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等等现代的大学一样,学科分类也非常清楚。这和国学研究历来讲究的文史哲不分家有很大的冲突,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

基于这种考虑,陈来和刘东,就把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

谁让幼儿园也热衷国学

虽然办国学院的思路不同,但人民大学的的袁济喜和清华大学刘东,都承认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的确对国学院的成立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刘东分析,之所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建不了国学院,是因为那个时候通常都认为国学和当时全力追求的现代化是对抗的,对国学都持批评和歧视态度。但是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却又发现,全世界任何一个有儒家有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地方,经济都是蓬勃发展的--“亚洲四小龙”,日本、印尼、新加坡……中国却把这些边缘化了,随着经济的发展,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矛盾以及个人灵与肉的矛盾冲突日显,人们开始想问为什么,于是开始找传统文化,找到国学。

自国学研究院挂牌之后,刘东成天接到一些电话,要求和国学研究院合作,推广普及国学。甚至还有幼儿园的园长打电话给刘东,希望国学院的教授能到幼儿园去给孩子们讲讲国学。这让刘东很烦恼,虽然他一口拒绝了幼儿园的邀请,但民间各界表现出来的国学热,让决意把清华大学国学院办成高端国学交流平台的刘东都有些招架不住。近两三年,国学研究院要以传承老清华国学院的文化精髓为中心,当年国学院的导师和高足们的各项学术成就,首先就成为新国学研究院要着力去收集和整理的工作重点,包括他们的各种着作和遗物。但民间的国学热简直是“摧枯拉朽”,最近网上有拍卖陈寅恪手稿的,标价是250万元,按照刘东的估价,实际价值是100万。要做陈寅恪的研究,这些资料当然是尽可能收集,可如果有人知道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参与竞价的话,估计价钱肯定又不止250万元了。

尽管如此,刘东还是觉得,高校的国学院还是应该要警惕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学热庸俗化的问题。“国学本来是关乎学术的,学术本来就是寂寞的事情,现在很多人乔装打扮成国学家,搞大师班,随便就给人上课,商业利益驱动啊。”袁济喜并不认为向更多的人推广普及国学不好,11月底,他本人也要去扬州给当地工商局的人做讲座。“只要是有益于推广和普及国学,我们都会尽量去做。”

当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正式成立。由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清史研究所合并成立的新学院,集中了中国人文学科中许多权威、泰斗级人物,也是人民大学几十年积累的办学经验和学术成果的资源整合。200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高校率先建立了孔子研究院,专门从事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并着手准备编纂全景式反映传统儒家思想《儒藏》,《儒藏》专门整理几千年中浩繁的儒家文献。

接着是,教育部从2003年起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开始实施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每年评审立项40个,到2008年重大攻关项目累计设立235项。《儒藏》工程是教育部重点支持的项目之一,教育部先后为《儒藏》工程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再接下来,按照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当时的说法,在“2004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4年7月,国家宣布将开展“汉语桥”工程,内容包括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等10个项目,其中“在海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这一内容,尤为引人注目。对于清华大学这次重建国学院,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认为“已是大势所趋”。陈来自己也认为:“清华资源和这个品牌就放在那,不用这也是一种浪费”。但是,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事实上,从20世界90年代前期的所谓‘国学热’,到今天的真正的‘国学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推动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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