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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因为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梁启超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繁琐。当时的杰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全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中国清代的学术,称汉学、朴学、考据。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在文网罗织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 、地理 、天文 、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其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加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问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得以复兴。一时学者遂多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于“经邦济世”之学。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伸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清代的文字狱对乾嘉学派的研究影响较大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的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与明代朱张等理学学以致用的情况大相径庭。

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算经十书》 正文

乾嘉学派的算学研究活动,对十九世纪中国数学发展造成极深远的影响。通过他们的辑失、校勘与考证等工作,失传五百年之久的古算典籍《算经十书》,乃至宋金元四大家的杰出作品,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进一步成为十九世纪中国数学家所凭仗的主要研究资源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谈天三友”:焦循(1763~1820年)、汪莱(1768~1813年)和李锐(1768~1817年),在方程论和符号代数上的成就,为中国传统古算可以更新,留下了最优美的一个脚注!

不过,乾嘉学派的过度醉心复古,却不可避免地在算学的认识上造成了一些局限,他们对汪莱的算学创新无法赋与恰当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显著的例证之一。由于汪莱的《衡斋算学》概以“西法”立论,而且多半无关“兴复古学昌明中法”的宏旨,因此,汪莱被批评为“尤于西学太深,虽极加驳斥,究未能出其范围”,当然就很容易了解了。

这个例子发生在乾嘉学派大儒钱大昕、阮元以及杰出数学家李锐身上。钱大昕先是从《隋书律历志》,获知祖冲之的圆周率π值的估计:

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率,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刻本作二,误)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幕、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圆周径率,自刘徽、祖冲之以来,虽小有同异,大要皆径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独创为三一六之率,与诸家之说迥殊。余考秦九韶《数学九章》「环田三积术」,其求周以径幂进位为实,开方为圆积,是九韶亦以三一六为圆率,与溉亭所创率正同,盖精思所到,合古人也。江宁谈教谕秦,今之算学名家,曾作一丈径木板,以篾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为溉李之说,至当不可易也。

针对这样的断言,乾嘉学派的算学家似乎都不曾提出评论,有意见的,反倒是些热衷西学的算学家,譬如曾任江苏巡抚的徐有壬(1800~1860年)即以“内容外切,反复课之,其说遂破。”

有关徐有壬的这一辨驳,并未刻入现传的《务民义斋算学》,上一段引文出自诸可宝撰着的《畴人传三编》,但无法知道原始数据为何。不过,稍早的董佑诚(1791~1823年)已经发难在先了,在他的《董方立遗书》中,论文《圆径求周辨》就是为此目的而写。

董佑诚字方立,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少年时工为骈体文词,继通数理、舆地之学。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1875年)曾把他归类为骈体文家和中西法兼用算学家。其实,我们光看他的算学著作如《割圜连比例图解》(1819年)、《堆垛求积术》、《椭圆求周术》和《斜弧三边求角补术》(后三种都撰于1821年),即可断定他比较热衷西学。

董佑诚的《割圜连比例图解》,是在北京友人朱鸿处见到明安图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抄本以后,“反复寻绎,究其立法之原”而写成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纳入“西士杜德美圆径求周诸术”,因此,董佑诚对于杜德美的π近似值当不陌生。然而,董佑诚在他的论文《圆径求周辨》中,却只字不提杜德美,反倒是口口声声刘徽,利用刘徽的“割圆术”和它的改良形式「今割圆术」,来证明阮元、钱大昕、钱塘乃至李锐的谬误!

乾嘉学派的学风: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词旨务笃实温厚等。

乾嘉学派与稷下学派的学风一阴一阳,互为极点。相较于“重行思而不离考证”的稷下学派,乾嘉学派的“重考证而不废行思”,虽然是清中期以后正式定型的,其源流却可远追秦汉;二者虽然定名相差千年,其各自的成型与共存,却已延续今古。

古代舆车考据图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

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颇重字句训诂与名物考证。而且,此时注史之风甚炽,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等,或明音义,或正史事,或详典制,均开史学考据之风。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诸如晁公武、陈振孙之考订图书阳修、赵明诚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考证文献,都取得突出成就。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伪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风,梅、胡应麟考辨伪书,焦、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

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继顾炎武之后,康熙时期又有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旨》;毛奇龄著《四书改错》;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又有王锡阐、梅文鼎等关于天文历算之作。他们都专力于考据并分别在训诂经书、考释历史地理、考辨文献和天文历算方面做出成绩,成为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

2、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

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更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辑佚书、辨伪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它科学、乐曲学”等四部分,详细具体地总结了清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绩和贡献。虽然梁氏是就整个清代学者的成绩而言,但其中大部分成绩乃乾嘉时期所取得,读者仍可从中了解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

3.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而且还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乾嘉学派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样的治学态度、方法密不可分,而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其学术成就的一方面。乾嘉学者在治学中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提倡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

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人,已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大推向前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已具有某些近代气息。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和词语研究中,已具有近代文法观念,以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

从总体上看,其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这就注定了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它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决定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本上的问题,缺乏新鲜的、现实的实际内容,确有脱离实际的倾向。

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其治学方法是以考据为特点,一些乾嘉学者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经书的本来面目。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唐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观点使他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走上复古、佞古倾向。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毛病。

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乾嘉学派的另一突出弊端。乾嘉学派,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以恢复汉学为己任,而排斥宋学。在清代坚持宋学立场的,也不屑与汉学家为伍。在整个有清一代汉、宋学之争,此伏彼起,一直不绝如缕。在汉、宋两派的对立斗争中,无论是汉学和宋学,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以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之并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原为顾同应之子,过继为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王氏未婚守节,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十四岁取秀才,即入复社。与同乡归庄友好,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清军入关后,炎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清军攻陷南京后,又转投王永祚义军,又与归庄联合吴志葵、鲁之屿军队,欲解昆山之围,终至功败垂成。母亲王氏遭清军断去右臂,绝食而亡,遗命炎武终身不得事清。安葬王氏后,炎武弃家远游,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职,领导义军,屡经失败。后北上考察山川形势,联结反清人士,至晚年遍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炎武后致力于学术研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对宋明所传心性之学,深感不满,主张“著书不如抄书”。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炎武以死坚拒推荐。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丑刻卒,享年七十。炎武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提出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清代中期许多学者以此发端,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被称为“乾嘉学派”。顾炎武则由于其经史考证的严谨学风,被普遍认为是学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钱大昕(1728年1804年)是中国清代史学家,语言学家。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献赋获赐举人。乾隆十九年中进士,曾在钟山、娄东、紫阳等各书院讲学。对于音韵学和训诂学很有创见。首先注意到了古声母的研究,证明了古代没有轻唇音和舌上音的分别。钱大昕考证,上古无轻唇音(唇齿音),“无”发成“模”,又转为“毛”。“毛”的古音为“谋”,所以模能转为毛。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以顾炎武之历史考据方法,拾遗规过,最享时誉。曹聚仁说:“钱大昕推许戴东原‘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俨然是科学家的头脑了。假如他们研究的对像是自然科学的话,他们便是达尔文、法布耳那样的科学家了。”他还称赞说:“这(考据学)便是牛顿、达尔文的治学态度。”(《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钱也写过〈奕喻〉这样的文章,他在下棋时,领悟了一些道理:“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知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近代史学家陈寅恪独服钱大昕,称之为“清代史家第一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依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谓“唐制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考证当时“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白居易,虽名义上为“从五品下”,然却是“将仕郎守江州司马”;据此,陈寅恪得出以下结论:“乐天此时止为州佐,固唯应依将仕郎之阶品著青衫也。”。陈垣曾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合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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