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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伯川

屈伯川,男,著名教育家,中共党员,1909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泸县,1934年赴德国留学,1937年获得德国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屈伯川(1909年11月16日1997年2月18日)著名学者、教育家。大连理工大学主要创始人,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始人之一。原名屈伯传。四川省泸县人。

1909年11月,屈伯川诞生在四川省泸县。少年时,他饱读了《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古书,古人的智慧给了他最初的精神滋养。

1928年春考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于南京大学)预科,同年暑期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其间,他接触了一些进步学生和进步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

1932年“918”事变后,屈伯川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遭到当局迫害,被登报开除了学籍,先后到四川泸县中学和广西桂林第三高级中学当教员。

1934年9月,一心揣着教育救国和学业救国的屈伯川远渡重洋,自费到德国留学,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完成学习,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还与在德国留学生中的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8年4月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

1938年4月回国,参加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任驻会干事负责人,10月参与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任教育处长。

1939年初,屈伯川在重庆意外遇见了吴玉章,吴玉章介绍他认识了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引领他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邀请屈伯川和少数科技人员到中央机关合作社会餐,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积极参加筹建我党创办的第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高校延安自然科学院,李富春、徐特立先后担任院长,屈伯川担任教育处处长。

1940年1月任延安新华化学工业合作社主任(即新华化学厂厂长)。

1942年初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任副局长。

1945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向中央提出要求派科技人员到那里帮助开展工作,经批准,屈伯川和军工局的江泽民一起带领科技人员和家属20多人一路北上。9月任晋察冀军事工业部工业试验所所长。

1947年,屈伯川一行来到了大连。大连是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屈伯川的到来受到了当时旅大市委的热烈欢迎,并要求他们留下部分同志搞建设,就这样,屈伯川和部分科技人员留在了大连。他在大连担任了关东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他把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大连,开始了他在大连的教育事业。

1947年1月到大连担任“关东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1948年9月参加大连大学的筹建工作,任工学院院长兼科学研究所所长。

1950年7月工学院独立为大连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任院长兼党组书记。

1960年使大工成为中国首批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文革”期间受到冲击。

1979年3月再度出任大连工学院院长。

1980年,使第一个培训高中级经济管理人才的基地--中美两国政府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设在大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办学机构。

1981年9月起任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并帮助大连市筹建大连大学。

1948年,东北即将全部解放,党中央批准东北局创办一所正规的大学,以应对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1月2日,在沈阳解放的同一天,大连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屈伯川担任筹委会委员,并同时接收日本人办的暂属中长铁路管理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这个所为今天的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3月15日,大连大学成立。屈伯川担任工学院院长和化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根据形势需要,大连大学取消,大连工学院成立(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屈伯川担任院长兼党组书记。

在大连理工大学60年的历史上,屈伯川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名字。他将自己一生的半生的心血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大连。

1948年学校筹建时,当地师资十分缺乏。屈伯川派专人到北京、上海等国统区通过地下党聘请人才,请来了王大珩、张大煜、毕德显、彭少逸等数十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屈伯川对他们尊如上宾。不到一年时间,大连工学院就办起了全国一流的物理实验室。王大珩始终铭记屈伯川的知遇之恩,在1991年5月重返大工时,仍无限深情地对他当年的学生说:“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十分舒心,精神振奋的一段美好日子。”

1952年开始的大规模院系调整中,上述几位第一流的专家,先后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和兄弟院校。为使学校有更多的名师执教,屈伯川“三顾茅庐”,从浙江请来了著名的力学家钱令希教授(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从此,他们两人从满头乌发合作到双鬓染霜。

“文革”中,屈伯川遭到了冲击,“文革”结束后,1979年3月,他再度出任大连工学院院长。

1980年5月,邓小平访美时与卡特总统达成协议,中美两国要在科技上开展合作,在我国创办一个培训中心,学习研究美国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和技术,培养我国现代化工业管理和科技管理人才。得知信息后,他连夜赶往北京,找到国家经委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了把这个中心办到大连去,他认为这是学校发展管理学科的良好契机。他的建议得到了国家三个部委和美方代表的赞同。当时的大连工学院要办这个中心,从硬件上来说是困难重重,没有现代化的教室,没有像样的外国专家招待所。屈伯川说:“对办学有利的事,就是要冒点险。不干,机会就错过;一闯,也就上去了。”8月18日,“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正式开学。这个中心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思想、理论和经验的第一个窗口。美方从30多所大学聘请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斯克莱茵在内的130多位教授、专家来讲课。培训中心不断发展壮大。2002年,这个培训基地成为原国家经贸委确定的“全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重点基地”“国家经贸委大连经理学院”。2006年1月13日,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在大连理工大学揭牌,如今大连已成为全国培养最高层管理人才的基地。

1983年5月,联合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建议国家拿出50个亿,重点资助50所高校,使这些学校到90年代,在仪器设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建议受到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逐渐形成共识,90年代初期,国家教委即提出“211工程”的设想。

1981年,屈伯川退出工作一线,把大连工学院院长的接力棒交给了他亲自请来的力学专家钱令希教授,屈伯川担任名誉院长。职务上退休了,但是,他仍然坚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

1983年5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国首次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屈伯川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选出部分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把它们办成重点大学中的“重点”。这就是今天的“211工程”的缘由。

屈伯川组织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书中说:“我们认为,从全国700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较高,既能培养质量较高的大学本科生,又能培养合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这样做,“不仅不会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多大负担,相反却会大大加速和更加有效地促进重点经济建设。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所能比拟的。因为作为智力投资的总效益是长远的,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这项建议很快被国务院采纳。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了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211工程”。

1991年5月,一次重病后,屈伯川立下遗嘱:“我总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遗体献给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供教学科研使用(如果用后要火化,就把骨灰送给大连理工大学,同绿化用肥料混合,撒在学校绿化园地)。不要开遗体辞别仪式,事后在校报和《大连日报》登个消息就是了。”

1997年2月18日,这位为新中国解放和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老教育家与世长辞。他的家属忠实地履行了他的遗嘱。

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编写了《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着重介绍了包括屈伯川博士在内的18位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

1997年1月,《屈伯川教育文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屈伯川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半个多世纪,为大连理工大学这所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中,准确把握教育规律,锐意改革创新,形成了一套全面系统、切合中国实际、颇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

1997年1月,《屈伯川教育文集》由他在延安时代的学生,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题写书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屈伯川博士在1997年2月逝世后,他的家属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内脏器官捐给大连医科大学(原大连大学医学院,大连医学院)“供教学科研使用”,骨灰“送给大连理工大学,同绿化用肥料混合,撒在学校绿化园地”(今屈老铜像南面的树林里)。

1999年,大工建校50周年,大工新图书馆一座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多功能图书馆落成。为了缅怀屈伯川博士,在大连理工大学全校师生和校友的要求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新馆命名为“伯川图书馆”,这也是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高校图书馆。图书馆大门的南面,屹立着香港校友捐款筹建的屈伯川博士的半身铜像。

2006年,在由中央电视台、亚太MBA联合会联合国内二十家主流媒体及亚太地区百所知名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国际MBA群英会暨2006中国MBA人物评选活动”中,获“推动中国MBA教育特别贡献奖”,为第二高奖项,与时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主管1980年中美管理项目,现任美国工程院院长的JORDAN J. BARUCH(巴鲁奇)并列,仅次于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代表中央直接负责此项目的经济学家袁宝华。

“办第一流的大学要靠第一流的教师。”

“对办学有利的事,就是要冒点险。不干,机会就错过;一闯,也就上去了。”

“大学阶段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你们要好好把握,要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

大型校史题材话剧《屈伯川》在大连理工大学山上礼堂首次公演。

话剧团的35名演员及工作人员经过100天的精心编导、排练,为母校六十年华诞倾情献礼大型校史题材话剧《屈伯川》。剧中出演屈校长的是宋鹏,钱令希院士扮演者为武翔,其他演员有王顺,王佳林、任祥熙、宋宇、孙文、吴晓洁、王莹、徐晨、张大权等。

话剧从1949年建校屈校长任职在新中国解放之初以宽大的胸怀待日本科技工作者讲述。三顾茅庐力学大师钱令希,展现老校长能屈能伸,识人伯乐,海纳百川的高贵品质。文革时期,与钱令希院长顶着巨大压力励志创建大连第一港“争气港”。

60年前,他们作为第一代大工人来到这片土地,辛勤耕耘,艰苦创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故事会被搬上舞台、接受掌声,他们只是在坚持一件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60年后,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梦想,也在坚持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放弃。有一天,他们真的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把“他们”的故事搬上舞台,把“他们”的精神放进我们的心底。他们,就是《屈伯川》剧组。

丹心映校史,向手辟天地。能屈伸,为伯乐,纳百川。屈伯川是大连理工大学主要创始人、大连理工大学前身大连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话剧《屈伯川》由大连理工大学校史改编而成,分六幕讲述了1948年至1981年几十年间,以屈伯川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教育家心怀“科学救国”之志,在“黄海之滨,凌水河畔”创建大连工学院,呕心沥血推动学校建设发展的故事。话剧选取旅大解放后屈伯川等负责接收“南满株式会社”(大连化物所前身)、全国范围高校院系调整时屈伯川三顾茅庐请钱令希来连任教、“文革”时期兴建大连油港、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中美合作的管理培训中心等在大工校史、大连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展现了建校初期及发展过程中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风雨历程。

十二易更终成稿

“这一年我21岁,我做了一件让我若干年后再想起时会泪流满面的事,为此,我放弃了很多的东西。泪水滑过脸颊,微笑一同浮现……” 在于志博的校内日志上,笔者发现了这样的一段话,作为《屈伯川》的编剧,这名现读法学专业二年级的大工学生,清楚地知道,这一年来,自己经历了什么。

“最难忘的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为收集校史资料采访了原化工学院院长庞殿英老师,回忆起屈院长的点点滴滴,70高龄的他声音哽咽,潸然泪下;我们道别的时候,老人家突然抓住我的手,激动地问我,明年我能不能看到屈院长的话剧?我说,‘能,就叫《屈伯川》’……”每每提起这段往事,于志博总感叹不已。

2008年4月,于志博第一次从图书馆借出《大连理工大学校史》、《院士的足迹》;2008年7月,他开始走访依然健在的第一代大工人。其后的时间里,一稿二稿三稿,校史翻翻阅阅又是一次改稿;八稿九稿十稿,键盘敲敲打打又是一个天亮……于志博将这段经历视为大学里最有意义的事情。

从图书馆到档案馆、从档案馆到离退休办公室开始搜集校史资料的时候,于志博还只是当作一件普通的事情,直到他们发现,一些老教师已经不在了,还有一些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无法接受任何采访,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有着怎样意义的事情。“我有过疑问:为什么负责这项工作的谢腾飞老师鼓励我来写这个剧本,而不是本校或大连市的名家来写?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理解了团委老师的良苦用心。这个剧本的意义不仅仅是为60周年校庆献礼,更重要的是,60年后,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生在回溯大工历史的时候,他们像我一样从中得到教育。我们在传承历史,传承大工人自己的历史,大工人不能不知、不可忘却的历史。”

于志博一行最终采访到了原大连工学院的副院长庞殿英老师、原化工学院院长张文翰老师、原大连理工大学的副校长张不群老师、大工校史编写人孙懋德老师……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年轻学生一生都无法经历的事情:炮火连天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大学诞生在渤海之滨,老校长南下浙大聘请钱令希教授,是什么让钱老下定决心来到大连并奉献他的一生……这些故事经过整合,成为《屈伯川》剧本最鲜活的内容。

“在写作技巧上,我的文笔有限,不足以记录大工开拓者们的光荣与梦想;在感情表达上,我太年轻,无法体会几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心境……”然而,正是这位“文笔有限”的年轻编剧,07级一名普通学生,在大工60年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这位老校长搬上舞台……

百日排练始成型

“2009年4月20日,《屈伯川》剧组准备开始当天的排练 ,一个演员低声告诉我们,钱老去世了。 刚刚我们还在讨论‘屈伯川夜访钱令希’的剧本……大家都不作声了……”武翔哽咽着告诉笔者。来自人文学院的08级学生武翔,在剧中饰演的,正是钱令希院士。“去年敲定由我饰演钱老的角色时,我只是欣喜,随着排练的深入,我对钱老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高山仰止啊。钱老是一座路标,他无时无刻不在弘扬着一种进取精神,穿越时空而永世长存。”大师仙逝,他的科研成果可以通过教材记录,他的高风亮节又有谁来传承下去?原本沉甸甸的剧本彼时更多了沉重的意味……

“台下坐着审核我们剧本的,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想要演得让他们满意,是非常困难的,不能怪他们挑剔,剧中的角色毕竟有着他们对亲友深厚的感情。”饰演屈伯川院长的宋鹏道出了剧组所有演员的心里话。

对前辈的敬仰,对历史的尊重,对老人的承诺……全都化作努力的排练,宋鹏说,我们不是在演戏,而是在传承大工人的精神。也正是这股精神,凝聚了剧组的30名同学,角色大小并不重要,哪怕台词只有一句话,在传承大工历史的努力中,他们不辱使命。

“每演一次我都哭一次,每次演出都像把自己洗了一遍,忽然觉得自己高尚了许多。我的大段台词有很多,许多人问我是怎样背过的,其实,台词我不是生硬背过的,对屈老的阅读越深,感情就会油然而生,台词脱口而出,就像是在说自己的话,说自己的话还用背吗……”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宋鹏对屈老的崇敬与怀念。

记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剧组有了晚上去伯川图书馆南门拜屈老的习惯。在南门屈伯川像雕塑前,一行30人,静静地,埋下头,深深鞠躬……每个人都跟屈老说出心底的话,没人透露他们各自说了什么,但是,他们却一致的告诉笔者:对屈老,我们深怀敬仰之情……

百日排练,无数个通宵,无数次改稿,反复推敲台词,揣摩心境,破茧的蝶儿,迎来他们的首次校内公演。

两次公演好评连连

“我把麦克关掉、把表情卸下来、把腰直起来,从剧中角色回归自己的时候,长长吁了一口气,深深地鞠躬,心情是复杂的,说不清是轻松、兴奋,还是欣慰;我痛痛快快地哭了……”宋鹏回忆起谢幕时的情景,屈老遗孀、年近九旬的徐烈英女士在家人的搀扶下走上舞台,紧握“屈伯川”的手,两人相拥而泣……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作为家人代表,屈伯川的儿媳陈延龄对《屈伯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的演出我们很满意,他们对历史的挖掘很深,说出了屈伯川的心里话。

在公演的现场,笔者采访了几位观看演出的学生。“更爱大工了”、“作为一个大工人,如果没有看过《屈伯川》,将是大大的遗憾……”大一学生房洪超眼含泪花告诉记者,“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老校长,但是,舞台上的屈老,让我们了解到大工的历史。建校不易、建设更难,老校长那一辈人不畏艰难,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记取。”来自土木水利学院的小徐也表达了同样的感触:“舞台之上,屈老与我们同在。看过《屈伯川》,现在就想去自习室自习。抓紧时间学习,行动起来,要不然会愧对屈老的……”

“观众被感动了,感动他们的,不是台词,也不是我们的演技,而是精神,是屈伯川等老一辈教育家身上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的精神感染并震撼着我们。”在剧中饰演“孙明”角色的机械学院08级学生王家林这样告诉笔者。

60年前,第一代大工人定义了大工精神的最初内涵,自强不息、勇于开拓,一所大学从无到有;60年来,一代又一代大工人丰富充实了大工精神,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厚德笃学、知行合一,铸就了大工今天的辉煌,开创大工更加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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