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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诚

孙良诚,1893年出生,字良臣,天津静海人,少投军伍,入冯玉祥军幕,历直奉,国奉,北伐多役。为冯军“十三太保”之一,又号“五虎将”之一。及冯败,投国府,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抗战军兴,时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率所部万余,投汪精卫。授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移驻扬州。倭乱平,归正,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零七军军长,徐蚌会战,于江苏睢宁率该军军部及一师共五千八百人投诚。并自请命往蚌埠说降守将刘峙,事败,解金陵,囚狱中。红朝立鼎,得脱,隐沪上。复囚。旋以病卒,年五十有八。

陆军大学特别班第3期毕业。1912年入冯玉祥部当兵。

1921年任北京政府第11师21旅41团团长。

1924年9月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新编第1混成旅旅长,10月任国民军第1军2师1旅旅长。

1926年春任国民军第1军2师师长,10月任国民联军援陕军总指挥,在陕西与镇嵩军作战。

1927年4月参加北伐,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总指挥兼第3军军长,1928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9月任山东省剿匪总指挥。

1929年5月离开泰安赴开封,拥冯反蒋,任开封及兰封警备司令,12月任西北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通电反蒋。

1930年3月任反蒋联军第2方面军第2路军总指挥,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回天津闲居。

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骑兵挺进军军长,失败后又赴天津。

1936年1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避居汉口。

1939年2月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

1940年春任鲁西行署主任。

1941年2月任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3月兼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1942年4月率部投降日伪,6月任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8月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1月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任新编第2路军总司令。

1946年任国防部暂编第5纵队司令。

1947年任暂编第25师师长。

1948年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同年11月13日在淮海战役中于江苏雎宁率部投诚。后自告奋勇前去劝说刘汝明起义,被刘扣押,释放后移居上海,上海解放后被捕。

1951年在苏州狱中病故。

孙良诚是日本侵占我国时期华北著名的伪军头目,曾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主任、苏北绥靖主任等职。在他担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我曾当过他的参议,后来还兼任了他的第五军(军长王清瀚)驻汴办事处处长,因此对他的投敌经过及其内部情况知道一些。兹就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孙良诚的“家底”

孙良诚原系西北军的一个悍将,所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七七事变发生后,华北地区大部沦陷,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敌后的抗敌斗争。蒋介石为了抵制八路军,遂利用一些失意军人,给予各色各样名义,指使他们在华北招兵买马,抢占地盘。1939年蒋介石委鹿钟麟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委石友三为副长官兼察哈尔省主席。鹿钟麟设司令长官部于南宫、冀县一带,委孙良诚为冀察游击总指挥。因为孙是只身前来没有军队,鹿又把驻在冀州的民军第二路赵云祥部编为游击第一纵队,拨归孙良诚指挥。

当汉奸的来龙去脉

石友三、石友信因当汉奸被杀后。孙良诚惶恐忧惧,深感前途茫茫。石友三的参谋长王清瀚素有“小诸葛”之称,在西北军也当过孙的参谋长,两人交情颇好,孙乃决今后之计于王。王说:“你是鲁西行署主任,自有处所。今后之事,合则留,不合则去耳。现在军心大乱,迫切问题是如何安定军心,如何处理善后;也就是谁当总司令,谁当军长,谁当师长的问题。高当总司令是势所必然,至于军长、师长,不论就公就私,或者就资格,你我都应该各有一份。你可以先回临黄集行署,等我试探试探各方口气后,再作计划。”王清瀚又说;“我们还要乘机给赵云祥部讨一个师的番号,以便增加饷弹。”

不久高树勋随带一团骑兵来到临黄集,孙误认来意不善,令其部下严加防备。孙、高见面后,高首先向孙解释杀石系奉蒋介石之令,且为臧伯风等所逼;并说拟保举孙为六十九军军长,王清瀚兼第四旅旅长,给赵云祥讨个师长番号,希望孙帮助安定人心。孙以高所谈一切符合自己心意,即表示同意。高树勋回到柳下屯防地后,即召集新八军副军长工殿富、参谋长朱蕴斋、师长马伯彦、六十九军参谋长王清瀚、总参议毕泽宇、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师长米文和及张雨亭等开会,商议善后问题。大家一致表示拥戴高树勋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六十九军军长。王清瀚、赵云祥之事,大家也表示同意。于是即以两军高级将领名义电请蒋介石核批。蒋介石复电,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毕泽宇任六十九军军长并代察哈尔省主席,赵云祥及王清瀚的职位都一一照准。六十九军军长一职,高树勋原说保举孙良诚,但在电请时,毕泽宇等人以偷梁换柱之法,将孙良诚的名字改为毕泽宇,所以蒋复电是毕泽宇。孙良诚大失所望,非常气忿,认为高树勋对他玩手段,遂与决绝,率领赵云祥等部奔赴山东定陶大陈楼一带。

石友三的手枪团团长宋荣馨,石友信师的团长段海洲,原系二石亲信,觉得久处高树勋之下必遭暗算,乃相率向王清瀚表示愿听王的指挥。王清瀚久欲掌握队伍,抓着这个机会,便领着宋荣馨、段海洲两部脱离高树勋,前往定陶与孙良诚会合。由于宋、段两部由王清瀚率领归附孙良诚,孙良诚的势力大增。但不久也出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孙虽然可以用鲁西行署的名义就地征发粮饷,但僧多粥少,供应日渐不给,而枪支弹药更无着落,所以仍是困坐愁城,一筹莫展。恰于此时,汤恩伯又以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名义,派李仙洲到山东聊城设立重建区行政公署,并派韩多峰接替孙良诚的鲁西行署主任职务。孙本来是粗野的军阀,处此境遇便觉已是日暮途穷。

1942年春,孙良诚和赵云祥、王清瀚、参谋长傅二虞等一起商量出路。王清瀚当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与高树勋言归于好,重新投入高部;中策是与八路军结成朋友,从八路军那里取得支援;下策是投日伪,徐图出路。赵云祥认为:由于高用欺骗手段,我们一怒而与之决裂,隔阂日深,决无重新合作之理;与八路军不断冲突,不愿再去投靠;所以只有投靠日伪之路可走,这样可以保存实力,扩大实力,以便为将来另谋出路。傅二虞则表示:只能在中上策中选择,决不能投降日伪,遗臭万年。孙良诚见三人意见不一致,最后说:“人不要我,焉能强求,就是当义勇军也不愁没饭吃,大家慎重考虑一下再说。”

会后,赵云祥觉得王清瀚只笼统地提出三策,并未讲明自己意见。不知他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便独自找王清瀚探问底细,说:“现在是面临难关,你我与孙老总谊同生死,请说出心里话,我俩共同商量。如果可行,我决全力支持。”王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是暂投日伪,扩大实力。我之所以没有明白说出,是因为孙老总是一个勇而少谋、谋而不决之人。民国18年时,孙老总本有弃冯投蒋之谋,当时就商于我。我说,韩、石叛冯,人人责骂,我们决不能步其后尘,复为不义。孙老总却说,蒋是中央,冯是个人,停战言和,效顺中央,焉得为叛。我因为执拗不过他,便叫秘书长王丹仙草拟投蒋通电。王将电稿拟好后,孙却不肯亲自签发,而要我代签。率部投敌之事,岂同儿戏,我当然拒绝。因此,他徘徊犹豫,未能径行其谋。此事当时甚密,后来人皆知之,我为此常提心吊胆。由此可以看出孙老总决非富贵不能淫之人,不过既想吃肉,又怕闻腥耳。只要木已成舟,他就会跟着下水。”王又说:“你我与孙老总虽然都有深情厚谊,但也有所不同,我仅只是个幕僚,你则由当兵直至师长,可以说是股肱之亲。

因此,此事最好由你出面,我从幕后支持。”赵云祥对于王清瀚的这席话深表同意,于是王清瀚又接着提出了具体办法。他说:“曹县县长郭念基和参议谢天祥,都是孙老总的心腹之人(二人都是跟孙良诚当兵出身,郭当过孙的传令队队长,谢当过孙的军需官),可以与之计议,请他们担任奔走活动之责。第一步先到开封见伪绥靖主任刘郁芬,然后通过刘郁芬与南京汪伪政府接洽。我们的条件是:孙当方面军总司令,下编两个军五个师。只要南京同意,兵权完全掌握在咱二人之手,孙如扭扭捏捏,你就先发通电,我立即拥护,他也就会顺水推舟。”

此时,王清瀚部与孙良诚总部一起驻在定陶,赵云祥部驻在曹县。赵返曹县防地后,即依计行事,派郭念基、谢天祥前往开封见刘郁芬。刘郁芬派参议宋若愚持其介绍信同郭、谢前去南京往见汪伪政府参谋总长鲍文樾。鲍表示完全同意赵云祥、王清瀚所提条件,并且指定由刘郁芬负责与孙良诚商议办理。郭、谢回曹县向赵云祥报告后,赵即令郭、谢偕同宋若愚持刘郁芬信往见孙良诚,向孙报告他们与南京汪伪政府接洽情形。孙说:“刘郁芬是我的老长官,见面谈谈是可以的,但须秘密。”1942年5月间一个黄昏,刘郁芬与孙良诚会面于归德以北30里之李楼。孙表示当伪军是不名誉的,不仅必须换得军队番号,而且必须换得地盘。刘说:“番号地盘皆不成问题。如无相当地盘,我情愿将开封绥靖主任相让。”孙说:“我并非想夺你的地盘,只不过说明我们不能贱卖而已。”

赵云祥等见孙良诚讨价还价,已是半推半就,抓紧时机着着进逼,使郭念基、谢天祥催促孙良诚发表通电。孙却假意拒绝说:“傅参谋长屡次说,当汉奸不仅无面目见百姓,也无面目见部下。我认为参谋长的话是对的。”郭、谢则说:“你不发表通电,赵云祥等人会单独行动,自己通电就职。”孙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干涉不了。”谢将孙的情况向赵云祥报告后,赵云祥决定自行通电先就伪军第四军军长职。但他感到当汉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的确难以启齿,于是想出一个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办法。他派郭念基、谢天祥到归德与张岚峰及其顾问松室孝良联系,要求派遣日伪军对其部下包围威胁。张岚峰、松室孝良如赵所请,即派大批日伪军将赵云祥部驻在地曹县一带村庄团团包围,高喊“缴枪不打,赶快投降”。时在凌晨,赵部官兵尚未起床,变起突然,仓皇失措。

赵云祥一面命令各营严守阵地,不准打枪。一面召集旅团长开会。旅团长因为莫名其妙,默默无言,只说唯师长之命是听。赵说:“打则同归于尽,降则还能保存实力,徐图良策。”赵见大家无异议,便命令将早已准备好的汪记党旗,按规定的暗号向日伪军挥舞,日伪军当即撤走,赵云祥亦于当日通电投降日伪。赵云祥降敌之次日,王清瀚率部离开孙良诚由定陶赶到曹县与赵云祥汇合。孙良诚此时已经是一个光杆,便连夜赶到曹县,对赵云祥、王清瀚说:“你们这样干,叫我怎办。”赵云祥说:“你也通电就职就是了。”正如王清瀚所说,孙良诚并非富贵不能淫的家伙,只要木已成舟,他就会跟着下水,果然孙就通电就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职。孙良诚发出投敌通电后。赵云祥对他说:“想吃肉就不要怕有腥气,我们拥护你当了总司令,你应该高兴。这样不仅可以保存实力,并且可以乘机扩张实力。笑骂暂且由人笑骂,只要将来走向光明,依然名利双收,这叫曲线救国嘛。”这是当时许多汉奸的普遍论调。

孙等投敌后,引起了部下许多有血性的官兵的痛恨。参谋长傅二虞首先将于飞游击大队拉走,接着团长段海洲,孙兴斋等也率部离开了孙良诚。后来在随孙投敌的广大官兵中还流行着这样一首表示痛心的顺口溜:“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

1942年6月,南京伪政权派其参谋总长鲍文樾携带大批委任状和慰劳品,到定陶、曹县一带点编孙良诚伪军。点编后,孙部的编制番号如下:孙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甄纪印,总参议郭念基。辖第四、第五两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五军军长王清瀚。第四军辖三十八、三十九两师,三十八师师长潘自明,三十九师师长戴心宽。第五军辖四十、四十一两师,四十师师长王和民,四十一师师长宋荣馨。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着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一个教导团。直辖三十七师师长是孙玉田。以上各部,共计三万多人。不久,伪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即以孙良诚继任。至此,孙良诚等人以汉奸代价所换来的两件大事(地盘、地位)完全实现。于是以谢天祥为该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常驻南京,部队分驻山东定陶、曹县及河南濮阳、东明与考城一带。孙本人则率领总部八大处和特务团到开封就伪绥署主任职。孙到开封后又委派谷大江为伪绥署参谋长,委派乜廷宾为伪绥署卫队团团长,派总参议郭念基为杞县地区指挥官,派兵分驻通许、杞县一带,直接与人民为敌。

脚踏两只船

孙良诚当了开封伪绥署主任后,所属各部多在开封设立办事处。第五军军长王清瀚因为我和他过去有旧交情,即派我任第五军驻汴办事处处长。临去开封之前,我和王清瀚曾密谈许久。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他嘱咐我到开封后,注意这个问题。

1943年元月,国民党苏鲁豫皖四省党政分会副官长朱启明,从界首到开封秘密接家眷。朱与我曾在石友三部同过事,便向我打听伪军情况。我为之介绍了王清瀚的“反正”意图。4月间,国民党苏鲁豫皖四省党政分会派来了策反专员于梯航,我即电请王清瀚到开封与于梯航当面谈判。谈判结果,于表示条件不成问题,王亦表示俟机而动。以后于梯航又来开封一次,并决定由国民党指派队伍前来迎王等。谁知王清瀚与于梯航联系谈判的本意,只是脚踏两只船,并未告知孙良诚与赵云祥,亦未告知他的部下。因此当国民党四省党政分会派迎接他们的李品仙部接近他们时,官兵误以为前来袭击,当即向李品仙部开火,“反正”之事遂成泡影。为此,我对王清瀚深为不满,王以后对我也颇为冷淡。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敌后苏北地区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这时力量更加壮大,南京汪伪政权深受威胁。汪伪政权认为孙良诚部是伪军中比较有战斗力的,遂调驻扬州、泰州、南通一带,改任孙良诚为伪苏北绥靖主任。伪绥署下设政务厅,政务厅辖民、财、建、教四大处,管理苏北13县的行政事宜。伪绥署驻扬州,直属部队分驻扬州、泰州一带。第四军赵云祥部驻防盐城。第五军王清瀚部驻防阜宁、高邮。当他们由河南向苏北移防时,孙曾邀我同往,去担任伪苏北绥署建设处处长。我因为王清瀚上次失信,彼此之间已有芥蒂,故乘机脱离,留居开封。

抗战胜利之后

1945年5月下旬,八路军方面派周镐(字道隆)等自河北邯郸来开封,约我共同说服孙良诚向人民军投诚。我们到扬州后与孙良诚、赵云祥、王清瀚详谈数夜。周等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出路,并提出了投靠人民军的三个方案:一是立即宣布起义,二是待机起义,三是先交朋友。由于孙等只知个人升官发财,不顾民族利益,所以对党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立功赎罪的政策仍存观望态度。为了民族利益,周镐留在孙的总部继续进行争取工作;后又派去一位朱振山,驻在王清瀚的军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孙良诚在扬州接受蒋介石委任的先遣军司令,抗拒新四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被迫在盐城起义后携款外逃。王和民附蒋反人民,在高邮被解决。

1946年元月间,国民党派一○八军到扬州接防,认为利用孙良诚目的已达到,即着手吞并,令孙率部移驻滁州听候点编。这时孙部仅余总部直属部队和王清瀚的第五军余部,到滁州后,蒋派白崇禧点验,将其部缩编为第五纵队。1947年孙部调驻寿州,又缩编为第一保安纵队。1948年孙部调驻宿迁、睢宁,又改编为四个团的暂二十五师。

1948年11月,蒋介石抽调大批军队集中徐州,妄图与解放军决战,又升任孙良诚为一○七军军长,令率所部到徐州集中。这时,留在孙、王两处的周镐和朱振山认为时机迫切,不能再事迁就,向孙、王提出两点建议:一、立即通电起义,将部队开赴解放区休息整顿;二、原地不动。孙、王不听周、朱劝告,率部向徐州开拔,行抵阜宁城西20余里之邢家围子,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被迫放下武器。孙、王放下武器后,解放军对之极为优待。这时刘汝明部驻在津浦线上的蚌埠,为了争取刘汝明投靠人民,孙、王愿意做劝降工作。当由周镐陪同孙、王前往蚌埠与刘汝明接洽。孙、刘见面后,刘严厉责问孙为什么投降共产党,孙把责任完全推到王清瀚身上。刘汝明将王清瀚和周镐解送南京,蒋介石下令将王、周杀害。不久,孙良诚去南京,后移居上海,上海解放时被俘,1951年死于狱中。

朱太刚先生写的《淮海战役中的一位无名英雄》文章,介绍了堵截孙良诚部队逃窜而英勇牺牲的董继民同志的光辉事迹。这位无名英雄,确是可歌可泣。遗憾的是,文章最后加了个多余的尾巴:“在这里谈一下孙良诚的最后结局。孙良诚投诚后,我军当即释放了他,并劝他切勿去南京蒋介石处。孙良诚不听劝告,于翌日回到南京,几天后被蒋介石枪毙于南京雨花台。”显然,他把孙良诚的最后结局的历史事实搞错了。

事实是,孙良诚投诚后主动提出要去蚌埠争取刘峙,并要我军派一个负责干部和几个随员一同前往,做刘峙的工作。当时,正好有我打入国民党保密局(军统)的周镐同志,因敌人有所察觉,而撤回解放区。领导就派周镐带随员数人,跟孙良诚去蚌埠见刘峙。实际上是孙良诚勾结刘峙搞的骗局。他们一到蚌埠,周镐等人就被刘峙关押,成为阶下囚,孙良诚则成为座上客。不久,周镐被押解到南京,关在保密局看守所,地址就是周镐原住的南京宁海路保密局机关附近。后来周镐被杀害在雨花台。雨花台烈士陈列馆悬挂过周镐烈士的照片。有篇《从保密将军到革命烈士》文章,就讲的这件事。孙良诚及其所部,设骗局杀害革命干部远非这一次。1945年春,驻上冈的孙部四十师,派出一个人找到建阳县县政府,声称有个营准备起义,投奔新四军,营长派他来先行联络,并出示营长的印章为证,要求我军派一名干部,随他到上冈和营长面议,起义时派部队在据点外接应。我们派到上冈西郊去接应的武工队,无功而返。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后,盐阜区大股伪军工作委员会,派徐渠同志给孙部第四军送劝降书,经上冈即被四十师扣留,押送盐城,为伪第四军杀害。盐城解放前夕,被捕的申德辉等12人统统被杀害。孙良诚及其所部,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孙良诚是个名副其实的战犯。

孙良诚最终下场如何呢?据了解,他由蚌埠来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请功,结果被反目无情的蒋介石投入监狱。他确在南京被关押过,以后又被保释了。1949年初,从无锡来到上海,住到小老婆处。宁、沪解放后,周镐烈士的遗孀一直追寻孙良诚的下落。苍天不负有心人,她到底找到了孙良诚,并向军管会告发,孙良诚被捕入狱。以后孙良诚被押送到山东战犯管理所,1951年3月病死,这就是战犯孙良诚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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