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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族(高原塔吉克族(中国))

塔吉克族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民族语言为塔吉克语,包括色勒库尔语和瓦罕语两大方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

塔吉克族主体在中亚,主要分布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和地区,中国境内的塔吉克族只要聚居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塔吉克族为塔吉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占其总人口的80%,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的塔吉克族总人口数为51069人 [1-3]

“塔吉克”是本民族的自称。

关于“塔吉克”一词的意思,有古代阿拉伯部落“塔伊”、“大食”及11世纪中亚突厥人对操波斯语的“塔特”民族的称呼等说法。

但一般认为“塔吉克”出自“塔吉”一词,塔吉克语为“王冠”之意 [1]

塔吉克族的族源可上溯到公元前若干世纪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东部操伊朗语的诸部族。这些部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分布在我国天山以南的许多地方。11世纪时,突厥游牧部落将中亚地区操伊朗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民统称为“塔吉克”。以后,“塔吉克”逐渐成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自称。在历史上,自古就繁衍生息在新疆广大地区的塔吉克人,和不同时期从帕米尔西部东迁并定居塔什库尔干一带的塔吉克人,是我国塔吉克族的先民。

两千多年以前,张骞通西域,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帕米尔东部的各伊朗语部落与中央王朝确立了行政上的从属关系。在张骞通西域之后,前往大月氏、安息等国的使节和商人不断经过帕米尔地区,帕米尔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使得塔吉克族和汉族等兄弟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促进了塔吉克族古代社会的发展。

公元2、3世纪,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先民们建立了盘陀国。“盘陀”一词在东部伊朗语中意为“山路”或“山间平地”。 盘陀地处丝绸之路的孔道关隘,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着桥梁作用。

盘陀国在我国塔吉克族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据《大唐西域记》及其它史料的记述,盘陀国在当时塔什库尔干及其周围地区开挖渠道,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农业;修建驿站及免费提供过往行旅住宿的房舍,以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修建城堡、城市,社会文化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国力最为强盛,都城周围约十余里,还环绕着12座城堡。当时,盘陀国建筑了10多座寺院,僧侣达500人之众,国王还恃武力,从邻邦“请”来当时号称“四日照世”之一的名僧童受,并为他修建了“台阁高广,佛象威严”的寺院,使盘陀成为这一地区小乘佛教中心。盘陀国继承并发展了汉代葱岭各部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即使在中原分裂后形成南北朝期间,也屡次派遣使者,远行万里,同北魏和梁朝进行联系,并贡献土产。唐初,盘陀受辖于播密州,属安息都护府节制,同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

盘陀国大约存在500多年,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吐蕃势力达到帕米尔一带,盘陀国国王裴星归降吐蕃。此后,唐朝为加强西部边防,在开元年间设立了属安西都护府管辖的“葱岭守捉”,扼守帕米尔高原,实行有效的管辖。宋、元之际,塔什库尔干称为色勒库尔,盘陀的后代也随之成为色勒库尔人。

蒙古人征服中亚之后,色勒库尔连同中亚大片土地一起便归属于察合台汗国。由于几经战乱,又常遭附近割据势力的掳掠,色勒库尔的塔吉克族人口锐减,而且大部分散居在深山幽谷之中,在那些外人罕到的地方放牧少量牲畜和耕种小块土地,经济发展停滞。在宗教信仰方面,则和附近居民相似,普遍皈依伊斯兰教,并最迟在11世纪, 加入了伊斯兰教的伊斯玛仪教派。明朝时期,统领南疆广大地区的叶尔羌汗国一直向色勒库尔派驻阿奇木伯克,色勒库尔地区成为叶尔羌汗国的一部分。叶尔羌汗汗国解体之后,由于战乱仍频,塔什库尔干地区和塔吉克人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很多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生产凋敝,民不聊生。

17世纪初,色勒库尔为察合台汗后代建立的东察合台汗国所属。由于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人口逐渐发展,在色勒库尔的中心地带建有许多小村落。18世纪初,伊斯兰教的伊斯玛仪教派的“伊禅”色以提利在察合台后裔的支持下成为色勒库尔塔吉克的统治者。

1759年,清朝政府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度,设置了统辖新疆的伊犁将军,喀什噶尔以西及帕米尔地区都属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直接统辖。色勒库尔沿明旧称,划为色勒库尔回庄。它与南疆其它地区一样,实行伯克制,由叶尔羌办事大臣委派五品至七品伯克,管理地方行政事宜。1884年新疆建省,取消了南疆的伯克制,色勒库尔由莎车府分设“蒲犁分防通判厅”。辛亥革命以后改为蒲犁县。蒲犁庭下辖27个庄,每庄由分防通判(后来由县长)委派当地上层分子一人担任“乡约”管理全庄。

塔吉克族人民富有保卫祖国的光荣传统。18世纪时,帕米尔附近的浩罕汗国等部多次骚扰和掠夺色勒库尔地区。1836年冬,浩罕侵略军进犯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率众浴血奋战,被浩罕入侵者杀害,为保卫祖国的领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歌颂这位民族英雄的长诗《太洪》至今仍在塔吉克人之中传唱。

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了侵略政权哲德沙尔汗国。阿古柏派爪牙阿山夏“镇抚”色勒库尔,对塔吉克人民进行严密防范和残酷镇压。很多塔吉克人被迫远走他乡,逃往瓦罕、布哈拉等地避难。很多居民竟被阿古柏当作罪犯,流放到喀什城北的帕齐牙尔和莎车境内。

1877年,清朝政府派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原色勒库尔回庄阿奇木伯克艾里布利用清军胜利的声势和塔吉克人民驱逐侵略者的要求,杀死阿山夏,收复色勒库尔。清朝政府赏给艾里布蓝翎五品顶戴,管辖原色勒库尔回庄辖地,并兼管色勒尔西北9处柯尔克孜族游牧地。

1891-1894年,沙俄勾结英国,悍然瓜分了帕米尔,并企图进占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人民为防御俄英帝国主义的继续入侵,应募组成“色勒库尔绥远回队”,由驻防当地的马队旗官兼任管带阿奇木伯克兼任总哨,负责保卫地方。许多塔吉克牧民自愿迁到塔什库尔干南部的热斯坎姆附近边卡和明铁盖等处,长期在那里垦牧戍边,担任边防重任。

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代表向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建议,为巩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必须制止帝国主义在新疆土地上的非法活动。于是,1938年至1940年间许亮、胡鉴两位中共党员来到塔吉克牧区工作,分别担任蒲犁县县长和边防大队队长,领导塔吉克族人民开展反帝斗争,发展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1942年,盛世才彻底投靠国民党,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塔吉克人民又陷入苦难之中。1945年8月22日,塔吉克和柯尔克孜两族人民掀起了蒲犁革命,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先后攻克蒲犁、叶城和泽普三县。蒲犁革命有力的配合了三区革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南部的统治,在塔吉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46年6月,三区革命政府履行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和谈条款,解散了蒲犁革命军。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重新进入蒲犁,大肆捕杀革命者和无辜人民,被捕、被杀达4000多人,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1]

塔吉克族根据帕米尔高原有山、有谷、有水的地理特点,利用帕米尔牧草丰茂,水源充沛的自然条件,在高山牧场上放牧牲畜,在低谷农田中种植庄稼,形成了农牧结合,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兼营农业的格局。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大、小山谷里,分布着塔吉克族的村庄和田园。牧业生产和广种薄收的农业经济形成了村落零散的状态,户与户之间距离也较远。塔吉克人每年春天播种青稞、豌豆、春小麦等耐寒作物,初夏赶着畜群到高山草原放牧,秋后回村收获、过冬,周而复始,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

清代以前,塔吉克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虽然早在盘陀国时已经有了“决水以种”的灌溉农业和纺毛织毡等手工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塔吉克族的畜牧业、农业生产都比较粗放,生产水平长时期地停滞在比较低下的状态。由于缺乏铁器,一直使用帕米尔特有的、体型高大的野羊犄角来犁地。清初,色勒库尔回庄与喀什、叶尔羌等地的贸易交换逐渐开展,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粮食、棉布、铁器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输入塔吉克族地区。尤其是在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帮助之下,塔吉克族在改进耕作方法、兴修水利、畜产品加工、繁殖牦牛、大尾羊等技术方面,都有了较快的提高。

17世纪末,统治色勒库尔的贵族、头人强迫塔吉克族人民缴纳赋税、服无偿劳役,进行封建剥削。不久,伊斯兰教伊斯玛仪勒教派的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合为一体,宗教上层受到清政府的加封,并被任命为伯克。他们掌管司法、税收、民政等事务,逐渐形成了以伯克为主体的世袭封建统治集团。具有明显封建领主性质的各级伯克,除由朝廷按季发给“养廉费”外,还按照等级,封赐几户至几十户数量不等的佃役户“诺坎尔”(塔吉克语,奴仆)。“诺坎尔”全家终身供伯克役使,为伯克耕种土地、放牧牲畜和从事家务劳动。此外,有的伯克还蓄养奴隶“邓干力克”(塔吉克语,像牲畜一样买来的人)。清代的伯克制赋予塔吉克族封建贵族以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同时,清政府又通过各级伯克统治塔吉克各族人民。因此,伯克们无不仗势欺压百姓、横行地方。世代充当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相当于县级地方行政官吏)的克里木,为了扩大庄园,凭借政治上的权势,作威作福,竟用一纸公文就把小同庄四十多户牧民变成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户籍、类似农奴的“阳切克”。在封建统治和压迫之下,塔吉克族人民生产得不到发展,生活极端贫困,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前,聚居在蒲犁的塔吉克族,主要经营畜牧业,并有小量农业,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生活,春播以后上山放牧,秋季回村收获过冬。畜牧业、农业的生产水平都很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能提供数量极少的牲畜和畜产品,用以交换粮食、茶、布等生活必需品。沉重的封建压榨形成的贫富分化,从生产资料占有的状况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广大贫苦塔吉克族牧民只有少量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牲畜,有的甚至一无所有;少量富有的牧主则不仅有着数不清的牦牛、骆驼和马、羊,还霸占着大片牧草场和良田。以塔什库尔干为例,1925年,当地834户塔吉克牧民,共有羊43171只,平均每户应有50多只,然而,其中最富有的一户就有900只之多,最穷的一户只有8只,相差100多倍。

在塔吉克族地区,牧主和富裕牧民用以进行剥削的手段主要是雇工。牧工每放100只羊,一般半年工资只有一只绵羊和一只羊羔。有的牧主将牲畜交给贫苦牧民代牧,而代牧200只羊,一年也只能得到20只母羊的奶和毛的报酬。占有大量牲畜的牧主不仅占有了全村共有的牧场,还利用“氏族互助”的传统,榨取贫苦牧民的劳动。在亲戚、乡亲的掩盖下,穷牧民不得不依附着牧主、富牧,终年为牧主从事放牧、挤奶、制作奶制品等生产劳动及家务劳动,为的是换取一些糊口的奶食。新疆建省以后,各地都废除了县级以上的伯克,唯独色勒库尔的正副阿奇木伯克依然存在,直到辛亥革命后十多年,才予以撤销。因此,直到1925年,“阳切克”才得以免除无偿劳役,恢复自由,取得户籍。

分布在莎车、泽普、叶城等地的塔吉克族居民定居务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如泽普县一户塔吉克族地主占地多达4500亩。大多数塔吉克族贫民和当地的维吾尔、回、汉等族人民一样,遭受占有大量土地、垄断水源的地主阶级地租、水租的沉重盘剥。在这些地区,“伙种”是主要剥削形式,即地主将土地拨给“邻居农民”耕种,收获时先由地主扣除种子和耕牛等费用,然后双方对分。田赋归农民负担,同时农民还必须以60%左右的劳动日到地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上服劳役,他们的家属也要为地主无偿从事各种家务劳动。可以说佃农与农奴无甚差别,仅仅是稍有人身自由而已 [1]

南疆地区自十世纪末就传入了伊斯兰教,塔吉克族较早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塔吉克族的统治集团,还利用宗教特权,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塔吉克族原来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十八世纪初,两个封建贵族集团互相争权,随着自称穆罕默德“圣裔”“依禅”的色以提沙利的得势,塔吉克族人民改信了什叶派的支派伊斯玛仪勒派。这一教派宣扬崇信宗教领袖“依禅”。“依禅”的职位世袭,对教徒有很大的特权。虽然塔吉克族地区的清真寺很少,礼拜、封斋等宗教活动也不多,但是宗教和塔吉克族人民的生活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职业者“卡孜”、“阿兰姆”、“海力派”等都藉掌管宗教法律、主持节日活动、诵经礼拜等活动勒索教徒。“依禅”每年出巡一次,教徒按例送牲畜钱财等“礼物”以示虔诚。并以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供献”。此外,教主和“依禅”们所占有的大量土地也都由教徒无偿代耕。名目繁多的宗教负担一般达到每户牧民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不论牧区还是农村,各种苛捐杂税徭役多不胜数。尤其是1947-1949年,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牧民每年被迫向国民党政府缴纳羊三千多只,柴草上百万斤。国民党军队为了制作马掌,将塔吉克族地区的铁器也搜刮殆尽,许多地方全村只剩下一把砍土镘,以致塔吉克族人民不得不用野羊角、木犁耕地,使农业生产人为地倒退了几个世纪。在苛政暴敛之下,解放前夕的塔什库尔干,畜牧业生产急剧下降,牲畜总数比1942年减少了一半,约有50%的牧户牲畜不足二十头,有20%的牧户只有一、二只山羊或者完全没有牲畜。广大塔吉克族人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疾病蔓延,人口锐减,新中国成立前,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只剩下7000多人。苦难深重的塔吉克族人民,日夜盼望着解放。

1949年12月,五星红旗插上了白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民从此开始了光明、幸福的新生活。1954年,塔什库尔干自治区成立,1955年改自治区为自治县。在其他的塔吉克族聚居地,也都先后建立了塔吉克民族乡。1954年至2004年,自治县共召开9次人代会,每次参加大会的塔吉克族代表都在全体代表的80%以上。自治区的每届人代会都有塔吉克族代表参加,在自治区第五届人代会上塔吉克族代表还被选为常委会委员。从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今的每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有塔吉克族代表参加,共商国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塔吉克族干部队伍不断壮大。1953年,塔什库尔干县共有塔吉克族干部44名,科级以上只有6人。2004年底,全县塔吉克族干部已达729人,其中103人担任科级以上职务,占全县科级以上干部总数的67% [1]

历史上,塔吉克人曾信仰过祆教、佛教等多种宗教。这两种宗教文化至今在塔吉克族中还有遗存。约10世纪,塔吉克族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公元11世纪在著名的塔吉克诗人和伊斯玛仪派的传教士纳赛尔霍斯鲁的劝说下,开始遵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伊斯玛仪派。塔吉克族的宗教活动较少,清真寺也很少。部分老人每天在家中作两次礼拜外,一般群众仅在节日进行礼拜。

塔吉克村落中设有“加玛艾提哈纳”(聚会所),其结构、布局与清真寺不大相同,如不设伊玛目站立之位的壁龛,而在两面墙上设有悬挂伊玛目画像的龛洞。加玛艾提哈纳举行宗教活动时,非本派信徒不准入内。

伊斯玛仪派的主要经文为“雅森”和“苏尔”。礼拜时,念“穆罕穆德我念着你!阿里我念着你!”101遍,叩头一次,再重复赞念五遍。虔诚的信徒念经时用念珠记遍数,并十分珍视念珠。

塔吉克的信徒分别归属于若干依禅。由阿迦汗委派的依禅,在塔吉克信徒中享有特殊地位。依禅的职位世袭,没有教区。他们各有若干名海里派作为自己在各地的代理人。海里派在自己居住的村子里主持婚丧典礼中的宗教仪式和其它宗教活动。

朝拜麻扎也是伊斯玛仪派的一项重要宗教活动。麻扎是伊斯玛仪派的“圣裔”之墓,或者是“圣裔”居留过的地方。在麻扎周围插着许多长木杆,堆着硕大的野羊角,放置着各种颜色的鹅卵石块 [1]

塔吉克族的服装以棉衣和夹衣为主,没有明显的四季更替服装。成年男子一般戴黑绒圆高统“吐马克”帽,帽上绣有数道细花纹和一道花边,帽里用优质黑羔皮缝制,帽的下沿卷起,露出皮毛,青少年则带同样的白色帽。“吐马克”帽非常适宜高原山区使用,天气暖和时可以折起帽圈,天气寒冷时放下帽圈护住双耳和面颊。夏季塔吉克男子则戴白布缝制刺绣的谢伊达小圆帽。男子多穿套头的衬衣,外罩黑色袷袢(对襟长外套),系绣花腰带,冬季加穿大衣和不带布面的皮大衣。

妇女平时穿连衣裙,并穿长裤,夏季在裙外加一背心,冬天外罩棉袷袢。老年妇女一般穿兰、绿花色的连衣裙,年轻妇女和姑娘穿红、黄花色的连衣裙,为了美观和保护裙子,已婚妇女常在腰间身后系彩色的围裙。“库勒塔”帽是塔吉克妇女区别其他民族妇女的重要特征和标志。在塔吉克族妇女中,几乎人人都有一顶或几顶这种带耳围而又厚实的圆顶帽,帽子顶部和四周以白布做底,上面绣满了塔吉克族妇女喜爱的图案,色彩艳丽而夺目,帽的后部垂有一块厚帘,遮住后脑和两耳,出门时,帽外加方形大头巾,一般为白色,新嫁娘则用红色,小姑娘也有用黄色的。男女都着毡袜、毛线袜、长筒羊皮软靴,用牦牛皮作靴底,轻柔坚实,适于攀缘山路。塔吉克人的手工艺品引人注目,在房屋,天窗、柱子以及炕帷、墙帷、被褥、枕头、盛装食品和衣物的布袋上都绘、雕、刺、绣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和极具民族特色的图案。妇女大都喜爱装饰,盛装时帽沿上加一排小银链(“斯拉斯拉”),戴大耳环和颈绕数道珠项链,胸前佩戴名为“阿勒卡”的圆形大银饰 [1]

塔吉克牧民的饮食以奶类、肉类和面食为主;农民则以面食为主。

牧民善于制奶品,如酥油、酸奶、奶疙瘩、奶皮子等。

食物以煮食为多,以“抓肉”(清炖羊肉)、“显尔该仑起”(牛奶煮米饭)、“显尔台力提”(牛奶煮烤饼)等为上好食品。爱饮红茶。茶煮开后,常加牛奶,做成奶茶 [1]

在塔吉克的村庄里,大都是正方平顶、木石结构的房屋。墙壁多用石块、草皮砌成,厚而结实。顶部架树枝,抹上拌有麦草秸的泥土。门向东开,一般靠近墙角。顶部中央开天窗,通风透光。在院墙以内最大的住屋称为“赛然依”,另有牲畜棚圈和厨房,有的还有客房和库房。由于高原多风雪,室内虽比较宽敞,但较低矮,四周筑土炕,长辈、客人和晚辈分侧而居,土炕上铺毛毡以供坐卧。炉灶在大门对侧,灶后另有小间储藏室,存放油、肉、干果和粮食。

牧民夏季上山放牧,多住毡房,或在牧场筑土屋 [1]

马、牦牛、骆驼、驴等驮畜是塔吉克人的重要交通工具。牦牛有“高原之舟”的美称,它在高原的交通运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牧民放牧或长途跋涉,一般都骑马,马具基本上是自制的,塔吉克人的很多竞技活动都与马有关,如叼羊、赛马、骑马射击和狩猎等 [1]

塔吉克传统的家庭形式是家长制的大家庭。男性长者为一家之主,家庭成员的生产活动和生活都由家长作主安排。尊敬家长是塔吉克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父母在世时儿子分家另过,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责备。至今仍有不少家庭三世同堂,有的甚至四世同堂。家长以传统的方式转相承袭的,一般为父死母继,母死长子继。大家庭中特别提倡尊长爱幼,孝敬父母,夫妻间互相忠诚,兄弟友爱等。在家庭中妇女可以对家务事提出主见,可以参与商量经济事务和子女的婚事。

在塔吉克家庭里,婴儿出生是件大喜事。凡是生了男孩,要鸣枪三响或大喊三声,祝愿其长大后英武有为;生了女孩则在其头下放一把扫帚,祝愿其长大后善理家务。亲友闻讯,都要前来祝贺,在婴儿身上撒些面粉,以示吉利。男孩在6-7岁时要举行割礼;女孩在1-2岁时举行剪发仪式 [1]

塔吉克族有尊重妇女的优良传统。如果一起到某人家去做客,或者参加婚礼、葬礼、拜节等,主人将来客中年龄最大的妇女视为最尊贵的宾客,进门要请她先进,其他人则按先女后男、先大后小的秩序进入。在塔吉克人室内炕上,右边为上席,左边为下席。客人进屋上炕后,女宾坐右边,男宾坐左边,女宾中年龄最长者坐右边首席。如果为客人们宰了羊,要把装有鲜美的羊头和羊尾的盘子,先放在年龄最长的女宾面前,以示尊重。

塔吉克族注重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在农村,生产、生活上的互相协作不仅仅局限于大家庭或亲戚之间,而是一家有难众人相助,主要表现在邻里互助、轮流代牧、合伙耕作及事先不规定条件的“换工”等方面。

塔吉克族是个多礼好客的民族。对客人不论亲疏、老幼和民族,凡是来客和投宿的过路人、生人都热情款待 [1]

塔吉克民间文学有传说、故事、诗歌等。

诗歌是口头文学中最重要的形式,人们在各种场合往往触景生情,即兴演唱,较著名的有《雄鹰》、《白鹰》、《聪明的宝石》、《利克斯尔》、《各式各样的》等“玛卡姆”(大曲)。这些诗歌有的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有的表达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故事、传说大都以爱情为题材,寄托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情感和希望,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1]

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它包括色勒库尔语和瓦罕语两大方言。

色勒库尔语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居民日常生活中进行交际的主要口语,使用色勒库尔语的塔吉克人数约3万,使用瓦罕语的人数约1万。

由于民间交往频繁,许多塔吉克人兼通维吾尔语和柯尔克孜语,普遍使用维吾尔语言文字。塔吉克族是中国唯一操伊朗语族语言的民族 [1]

塔吉克族特有的乐器有“纳依”(用鹰翅骨做的短笛)、巴郎孜阔木(弹拨的七弦琴)、热朴甫(弹拨的六弦琴),其中,纳依和热朴甫是塔吉克族最喜爱的两种乐器 [1]

塔吉克族舞蹈形式多样,有鹰舞、习俗舞、模拟舞、傀儡舞和歌舞戏等,其中以鹰舞最为著名。

鹰在塔吉克民间传说中是英雄的象征,鹰舞多为双人舞。舞蹈时,舞者屈膝、耸肩,模拟雄鹰展翅飞翔、回转盘旋等动作,其动作刚健、强劲,并用鹰笛、手鼓等乐器伴奏 [1]

塔吉克族以古尔邦节、肉孜节和圣纪节为三大主要节日。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肖公巴哈尔节(迎春节)、皮里克节(灯节)、祖吾尔节(引水节)、铁合木祖瓦斯提节(播种节)等。

每年三月的肖公巴哈尔节是迎接一年开始的节日,节期为三天。届时,家家户户清扫尘土,在墙上用面粉撒出美丽的花纹,以示祝福。节日这天,人们在推举的“肖公”(互相贺节的领头人)带领下去各家祝贺,预祝来年丰收。接着,大家开始走亲访友,互相拜节。妇女们衣着美丽大方,等在家门前,向来客左肩撒白面粉,以示吉祥。节日期间,家家户户均准备丰盛的食品,以待来客;青年人则载歌载舞,并举行赛马、叼羊、摔跤等活动。节后,人们便开始准备春耕生产。

皮里克节在每年伊斯兰教历8月的头两天。节前,家家均做“卡乌日”草火把(将草用棉花裹好,上面涂满酥油);节日傍晚,全家每人点燃两支自制的小酥油烛,在烛前共同祈祷,求上天降福。每家都有人上屋顶插一个扎在长杆上的大火把,召唤吉祥。节日晚上,从山村到牧场,村村火把高照,到处是欢歌笑语,人们玩乐通宵。次日,各家去扫墓。

铁合木祖瓦斯提节,意为“播种节”。届时,各家下田做象征性的犁地和播种,互往身上泼水,以示庆贺 [1]

塔吉克族实行一夫一妻制。本民族内通婚。

婚姻大致经过择偶、提亲、定亲、结婚等诸多过程和仪式。提亲称为“库达格力”,一般由男方邀请邻里或亲朋中的长者携带礼物(衣服、首饰和一只羊)前往女方家提亲。若女方同意求婚后,即以亲吻对方之手表示。随后,双方商定婚期。从男方来的年长妇女单独会见未来的新娘,给她戴上戒指,围上红头巾,表示姑娘已有对象。婚礼的仪式十分隆重,一般选择在8、9月秋高草美、牛羊肥壮的季节,男女双方都要广宴宾客。婚后,新娘在发辫上缀以一串串白扣子,以与姑娘相区别。

大多数塔吉克人夫妇都能白头偕老 [1]

塔吉克族的丧葬依照伊斯兰教规先“净体”,再裹以白布,盖上死者的衣服,但头部和脚都要露在外面,表示全部平安。守灵之夜和殡葬之日,亲友和同村人都要前来吊唁、陪送,但是女子不能接近墓地。

葬礼中的男尊女卑还表现在墓穴的深度,男子的墓穴深约两米,女子则仅及胸前。按照传统的习惯,客死异乡的塔吉克人,遗体必须运回安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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