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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

商贾,是古代对商人的称呼,释为行商坐贾 [1] ,行走贩卖货物为商,住着出售货物为贾,二字连用,泛指做买卖的人。

[merchants] 商人。

今年虽旱,去岁大丰,商贾之家,必有储蓄。

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孟子梁惠王上》 [1]

指商人。

《周礼天官太宰》:“六曰商贾,阜通货贿。” 郑玄 注:“行曰商,处曰贾。”

《商君书垦令》:“商贾少,则上不费粟。”

唐 韩愈《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今年虽旱,去岁大丰,商贾之家,必有储蓄。”

明 赵振元《为袁氏祭袁石寓(袁可立子)宪副》:“简书眷为长城,哀江南之商贾。魂落瞿唐,梦摇滟。”

《东周列国志》第四回:“公子吕预遣兵车十乘,扮作商贾模样,潜入京城,只等太叔兵动,便于城楼放火。

炎帝和黄帝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先祖,他们也是商业文化的奠基人。《易经帝系篇》中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这就是最早的商业活动。

有人认为,舜是第一商贾。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得有所提高,被列为“四名之一”,《左传》称“士农工贾,不败其业。”齐鲁商贾、郑国商贾、吴越商贾都很活跃。进入战国时期,商贾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重农拟商是各国共同奉行的主张,在汉、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商贾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跋涉,苦苦挣扎。到了唐宋,商业进一步繁荣,商贾们也渐渐地活跃起来。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在江南一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贾势力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他们要从末流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昂首挺胸地成为“正本”。

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两个影响很大的商贾集团,一个是晋商,一个是徽商。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据说,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像我国银行业的创始人雷履泰,乔家基业创始人乔贵发,赎矿运动的领袖渠本翘,保晋公司总经理常旭春,不忘爱国的皇商范毓并,机敏果断的侯荫昌,商业大家冀以酥,吃苦耐劳的曹三喜,都是当时很显赫的商界大贾。晋商具有进取、敬业、群体的精神;坚持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待相与、重视信息、公平竞争、双赢同利的经营谋略;秉承珍惜诚信,俭约自律的作风。

有人总结乔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始终坚持勤俭节约、守信不欺、自甘忍让、以和为贵的精神。左宗棠为乔家撰写的一副对联就是一个佐证:“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作为中国商界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商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像因经商至富的程承津、程承海兄弟,乡人号为“程十万”,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马曰,因捐输军饷有功,被任命为“盐运使”的鲍漱芳,红顶巨商胡光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徽商坚持“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也将希望寄予官场,财自道生,利缘义勇,诚信天下,童叟无欺”的经商理念。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诚商良贾,也有奸商、官商、亦官亦商。西晋时期的王戎是个典型的贪利好财的奸商。史书上说他“维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实积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苦不足”,更可恶的是,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唯恐买者得到好处,总是钻破李核,然后才出售。石崇靠掠夺,加上贪污,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官僚之一,曾经与王凯斗富,上演了一出极其丑恶的闹剧。和是清乾隆时最大的贪官,他把搜刮来的巨额钱财,用于经商。通过贪污,和之财不仅富可敌国,国库的钱财反不如和拥有的多。奸商的所作所为,失去了诚信;而官商的存在则滋生腐败,严重败坏了吏治。

一个是范蠡,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商贾的鼻祖。范蠡,原为楚国人,出仕越国为大夫。吴越夫椒之战,越国大败。范蠡献计越王,卑身厚赂求和。归国后,协助越王励精图治,终于灭掉吴国。他认为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便功成身退,辞官归隐,带着大美人西施到齐国。他善于经营,资产至千万。后移居定陶,号陶朱公。有人说他与西施驾扁舟入五湖隐居。至今,在太湖边上还流传着“种竹养鱼千倍利,感谢西施和范蠡”的民谣。

一个是吕不韦,他是最有远见,最成功的商贾。《史记》称他为“阳翟大贾”,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秦昭王末年,昭王以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立爱姬华阳夫人为正夫人。王孙子楚为秦质子居于赵。吕不韦在邯郸见到子楚,以为“奇货可居”,便将自己的爱姬送给他,并劝说子楚结交华阳夫人,努力成为安国君的继承者。他资助子楚千金,又以珍宝献与华阳夫人。子楚终被立为嫡嗣。昭王卒,安国君立,是为孝文王,一年后卒,子楚立,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后秦王政尊其为相邦,号称仲父。据传,秦始皇乃是他的私生子。

一个是子贡。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末卫国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孔子是很看不起商贾的。但子贡在成为孔子弟子前就经商于卫、鲁之间,富至千金。《韩诗外传》记载:“子贡,卫之贾人也。”他思路敏捷,理解力强,《论语》中记述孔子与弟子答问,以他为最多。孔子去世后,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后世一般认为,孔子之所以名传天下,完全得力于子贡的宣扬。

范蠡是政治家,后来经商,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商贾;吕不韦是大商贾,后来从政,成为有名的政治家;子贡也算是一个大商贾,后来当学生,再后来成为教育家。可见,政治家、商人和学者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也就成了中国商界的一大特色。

商朝时期,已有专门做买卖赚钱的群体。周朝灭商后政府允许商朝遗民继续做买卖,并称之为商人,当时商人受严密监视。其后商人地位一度有提高,但商鞅变法时期,秦国严厉打击商业,借此提高农业的地位,后来历代封建王朝沿用重农轻商的政策。唐朝时期,由于国家开放,商人地位再度提高。其后商人地位再次受打压,并形成“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名,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令商人地位严重受打击。中华民国时期,政府鼓励工商,商人地位大幅提升,更成为爱国救亡的主力军,至今商人已属于社会较上层的人物。

古代的商贾,凡是成功者,无不奉行“诚信、耐劳、节俭、朴实、禁欲”的信条。道光年间有一个叫舒遵刚的徽商,信奉“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休宁商人张州“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心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歙县商贾梅庄佘,“家素贫,弱冠行贾,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往往信人之诳,而利返三倍。中年积著累数千金,居乡以长厚闻。”发了财的贾商,也很热衷于助修祠堂书院、输粟助赈、兴水利、筑道路、抚孤恤贫等公益和慈善事业。

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任何快捷的通信工具,一切都只能靠两条腿,或是马车、舟船,一趟生意,短则几个月,长则半年或两三年,其中辛苦,现在的商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唐人吴融的《商人》一诗,道出了商贾们的真实生活:“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阳暮看花。”那种敬业精神,很令人感动。

古代的商贾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总结出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以仁为质”的商业道德规范和准则,逐步形成并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经商风俗和经商理论,逐步形成并总结出了颇有成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鉴借的。

商海沉浮,官商、儒商、商道、商德和行商难等。书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中国商贾的历史和命运,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其间,还介绍了即使放在今天也还行之有效的诸多经商哲学和经营技巧。

本书从中国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商贾的历史和命运,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其间,还介绍了诸多经商哲学和经营技巧,这些经商哲学和经营技巧,即使放在今天,也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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