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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刚伯

沈刚伯(1896~1977),名汝潜,字大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者。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1948),197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沈刚伯夫人曾祥和,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1896年12月4日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梅花村(绕围坡)。自幼受留日回国的父亲沈莘庵之教诲,读毕《左传》、《国语》、《国策》、《国礼》、《礼记》后,于11岁入湖北方言学堂,14岁(1910年)毕业后,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1917年毕业。1924年考取官费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 [1]

1927年回国,经俞大维介绍,至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到南京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专门史和国别史的一系列课程。当时能在中国大学里专门讲授如此繁多的世界历史课的国内尚无第二人,实为在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且是一位有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的学者。他讲课娓娓道来,如同目击,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滔滔不绝却又有条不紊。沈刚伯和地理系胡焕庸是当时中大最叫座的教授。

沈刚伯有一只装有重要手稿的从不示人的小箱子,学生称之为“八宝箱”,而他从不去出版专著,也不曾发表过一篇长篇的学术论文,他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课和开设更多新课上,而他的学术业绩都在受业学生的笔记上。对此,他解释说:“学无止境,思想见解有不断演进,对事物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但有些人少壮时以某学说一举成名,经其余生,则全力以辩护(其)旧说;虽或自觉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认之勇气,结果(其)学向恒无进益。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应是他身后遗留的著作。”

1942年秋,他继金毓黻出任中大历史系主任,他为提倡对西北边疆问题之研究,组织边疆研究会,延请专家讲授维吾尔文,聘韩儒林讲新疆史、蒙古史,请金毓黻开“东北史”课程。所以,在国内大学的历史系中重视边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大历史系。

1944年,他到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名国立政治大学)任教,仍在中大历史系兼任教授。

1948年沈刚伯应教育部长朱家骅坚请同赴台北协办台湾大学,遂去台大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在1948~1969年主院期间,他为推进院务和提高学术水准不遗余力,设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系,使台大文学院有了六个系。1949年增设文科研究所,后于1956年增扩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4个研究所,1966年又增设外国语研究所。1967年起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历史研究所的硕士班分为一般史学、近代史、中国艺术史三组。沈刚伯于1954年3月与在台史学家组织成立了台湾的中国历史学会,任理事长,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中有胡适、张其昀、方豪、钱穆、李济、姚从吾、罗家伦、蒋廷黻、萧一山、劳干、郭廷以、刘崇、张贵永、董作宾、毛子水、朱家骅、李宗侗、凌纯声等学者。

1957~1972年间,沈刚伯与李济在台湾共同主“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工作,主持了东亚各国汉学家与西方各国汉学家之间的许多学术活动,对台湾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了鼓励和推进作用。1970年沈刚伯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沈刚伯于1965年70岁时患有肺癌,却长年与病魔抗争,并继续主持文学院,1969年辞去院长后仍坚持教学与研究工作, 1977年7月31日终因心脏衰竭而病逝,享年82岁。

果应其许,在沈刚伯逝世后5年的1982年10月由台湾《中央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沈刚伯先生文集》上下两卷,每卷50余万字,堪称巨著,书中分历史、哲学、文学、教育、世局、记事等多项,成为了真正代表沈刚伯其人的见解与思想。

沈刚伯赋性淡泊,不重修饰,长年一席长衫,一头乱发,一支香烟,被誉为“台大一景”。对学生“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976年他80寿辰时,学生为之编印《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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