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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一份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等为代表参与签订,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等为代表参与签订。

1950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尾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西南地区之后,开始准备向西藏进军,考虑到西藏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

因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原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派出代表,并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出任昌都基巧,在昌都部署藏军主力准备对抗解放军。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打响。在泽宗山口附近的折骨寺,进退失据的阿沛阿旺晋美宣布投诚。这一战历时18天,解放军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1951年2月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扎萨凯墨索安旺堆、堪仲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堪穹土登列门和四品官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赴北京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经昌都、康定、雅安、重庆、西安等地于4月22日抵达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于4月26日到达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

双方谈判结束达成17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在北京举行协议签字仪式。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先后签字盖章。西藏和平解放。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协议。

协议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李 维 汉

(签字盖章)

代表

张 经 武

(签字盖章)

张 国 华

(签字盖章)

孙 志 远

(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

(签字盖章)

代表

凯墨索安旺堆

(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

(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

(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

(签字盖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1951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影响下,派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经昌都、康定、雅安、重庆、西安等地,于四月二十二日抵达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齐聚首都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四月二十九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曾主动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同时尽量地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的建设性的意见。因此,谈判的进展是顺利的,双方先后经过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双方的谈判于二十一日结束,二十三日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从此以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来,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共同享受着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为创造幸福美满的将来而奋斗。 [1]

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的签订,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梦想,维护了祖国统一,巩固了国防。 西藏和平解放,为西藏人民废除反动农奴制度、彻底翻身作主人奠定了基础,为迅速发展西藏工农业生产,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西藏和平解放,还挫败了美国试图将西藏作为亚洲反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基地的计划,对于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权利,从1965年开始,已经制定了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决定和决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西藏和平解放的意义是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结束了西藏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使一度离散的游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大业,同时也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制度的建立、为西藏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2]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在西藏一直坚持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逐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3]

20世纪50年代

和平解放之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工作方针是: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根据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确定西藏发展建设的具体政策;尊重西藏人民及其与人民有联系的宗教领袖人物的意愿,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商量办事。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平叛中,中央的政策是:对西藏上层,根据他们参加叛乱和未参加叛乱的情况,区别对待。对未参加叛乱的上层,实行赎买政策。对未参加叛乱的牧主,实行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

西藏民主改革以后,中央政府于1961年提出了稳定发展的方针,规定5年内不办农业合作社,让刚刚获得翻身做主人的广大农奴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在此后几年里,由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西藏的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很快,人口显著增加,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

西藏同全国各地一样,各项建设受到严重破坏,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遭到诋毁和否定,群众的宗教活动被禁止,许多寺庙拆毁,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民族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

“文化大革命”以后

中央政府领导各民族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纠正错误,并于1980年3、4月间、1984年春天、1994年7月20日至23日、2001年6月25至27日,四次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西藏工作问题,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西藏情况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中包括:对西藏农牧民和手工业者实行免征免购、减免税收的政策;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经营方式;农畜产品的销售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政策;在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在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工商业主要发展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对受冤屈的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退赔财物;调拨巨款修复寺庙;恢复西藏人民的传统宗教活动。同时,加强了中央和内地省市对西藏的经济、技术等的支援。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围绕西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会议落实了西藏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62个援藏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包括能源、交通、邮电、农牧林、水粮油加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项目建成后,对改善西藏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发挥优势产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自治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62个项目投资总额预计23.8亿元。其中中央和有关部门承担30个项目,18.02亿元,75.7%,地方对口支援32个项目,5.78亿元,占24.3%。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和6个计划单列市都承担了援藏任务。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明确了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建设资金投入和实行优惠政策的力度,继续加大对口支援。确定了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117个,总投资约312亿元。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西藏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国家投资和中央财政扶持,主要用于农牧业、基础建设、科技教育、基层政权相关设施建设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重解决制约西藏发展的“瓶颈”和突出困难。中央在增加直接投资的同时,还要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现行的优惠政策,能够继续执行的继续执行,需要完善的在完善后继续执行。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制定的政策相比,新时期优惠政策的领域进一步拓宽,支持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根据对口支援取得的经验和西藏的实际需要,会议提出,对口支援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再延续10年,进一步加大度,将西藏尚未建立对口支援关系的29个县,以不同的方式全部纳入对口支援范围。这次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解决问题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基础上,站得更高、认识更深,支持力度更大,是西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对西藏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局势稳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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