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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治

盛治,指的是昌明的政治。明高明《琵琶记一门旌奖》:“显文明开盛治,说孝男并义女,玉烛调和归圣主。” 清钱谦益《苏州府修学记》:“ 成周之盛治,岂复可几於后世哉!”

同时也专指“仁宗盛治”,历史上被称为盛治的时代,只有宋仁宗当政的时代,史称“仁宗盛治”。宋朝也在宋仁宗之时达到全盛。 期间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 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被后世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历史上有“庆历、嘉之治”之称,尤以“嘉之治”为多。

盛治,指的是昌明的政治。明高明《琵琶记一门旌奖》:“显文明开盛治,说孝男并义女,玉烛调和归圣主。” 清钱谦益《苏州府修学记》:“ 成周之盛治,岂复可几於后世哉!”

宋朝也在宋仁宗之时达到全盛。 期间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

清朝的小说无名氏写的《东坡诗话》这样形容仁宗盛治:“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代表了几百年来“仁宗盛治”在民间世人眼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朝孝宗时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在《立斋遗文》中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辣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明万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宋仁宗赵祯(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八年(1063年)其死,(宋)已‘承平’近60年。”

明代文学家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称治。葬昭陵,有题诗道傍者曰:“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明初学者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宋仁宗赵祯生前嘉四年(公元1059)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天圣、景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南宋宰相赵鼎也宣称:“至于仁宗,四十余年号极治。”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以复庆历、嘉之治,乃国家福也。”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之治”振古无及。宋宁宗在诏书中则说道:“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佑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税敛,庆历、元佑所以惠天下也。”

“振古无及”、“远过汉唐”、“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当然包括被新中国所尤为歌颂赞美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由于太多太多这里不多例举。后面文章也会有很多涉及。

“振古无及。”“上参唐虞,下轶商周” “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难道这些都是宋人夸大其词?都是宋人的一相情愿的赞美溜须拍马之言?

下面笔者从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军事等等大方面,探讨论述“仁宗盛治”。之所以拿“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与“仁宗盛治”并论,一是因为有个比较、参考,能够显示“仁宗盛治”的高度。二是因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被近代尤其是新中国吹嘘过高,而对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各个方面的成就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仁宗盛治”却很少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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