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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佛学大师、教育家、佛教弘法大师、日本立正大学博士,也是禅宗曹洞宗的第五十代传人、临济宗的第五十七代传人、台湾法鼓山的创办人。法师所推动的理念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以教育完成关怀任务,以关怀达到教育目的。他以中、日、英三种语言在亚、美、欧各洲出版的著作近百种。他的著作之中发行量最多的是《正信的佛教》,已超过三百万册,译本最多的是《信心铭》,已有十种,系列册数最多的是《寰游自传》及《禅修指引》,这些著述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2009年2月3日下午四时,圣严法师圆寂,享寿78岁。

圣严法师 [1] 于民国十九年农历12月初四,出生于江苏南通狼山前的小娘港,俗家姓张。其祖父张希凡、祖母蒋氏,父亲张选才、母亲陈氏。法师俗家中有六个兄弟姊妹,其排行最幺,为其母张氏于四十二岁时产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姊姊。

民国卅二年(西元1943年)夏,法师虚龄十四,一位姓戴的邻居自江北狼山游历而来,闻说狼山广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找沙弥,一方面出于被动,另一方面却又出于自愿地将生辰八字交予此位戴居士送上狼山请示,是年秋,便亦由戴居士带上狼山出家。

江苏省境内长江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连云港的云台山,仅在南通市南郊约九公里处,有五座山头临着长江。由右至左分别为:黄泥山、马鞍山、狼山居中、剑山及军山。五山之中,则以狼山灵峰独秀,被古来兵家视为天然的江防要塞,亦为苏北民众进香的佛教胜地。

圣严法师在狼山仅居住至民国卅三年(西元1944年)10月间,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后再回到狼山,直到民国卅五年(西元1946年)春天,复又离开至上海,自此便没再回到南通了。而最后将要离开之时,狼山已被当时抗日的国军连番驻防,狼山已不复见昔日的香火鼎盛了。

圣严法师的佛法学识根基,则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后,除了世代的长辈适时督导之外,另有一位教导《禅门日诵》的法师,以及一位教导四书五经的还俗居士传授学识与涵养。之后,到了上海的大圣寺,每天为施主家里增福延寿及超荐亡灵而诵经、拜忏、放焰口之外,再无余力读书。法师为了读书,于民国卅六年(西元1947年)春,便离开了上海大圣寺,到同样位于上海的静安寺佛学院,当一名插班的学僧。

静安寺佛学院课程大概是中学到大学的程度,英文和数学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国文是高中程度,佛学则是教《大乘起信论》、《梵网菩萨戒经》、《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八识规矩颂》等。

法师在静安寺一连住了五个学期,直到1949年入伍从戎为止。

圣严法师在其所著之自传《学思历程》一书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选择加入军旅从戎,而最后又选择了通信连,其主要原因则如在书中所述:

“当时的社会和国家的局面,除了有钱自备机票和船票离开大陆,只有进入军队是通往台湾最容易的路。我既无信徒,也没有积蓄,更不能得到师长的同意和资助,所以考虑再三,只有选择从军的路。而招兵站的军官说明了,只要人数招齐了,马上开船送往台湾,接受新军的训练;见到我们几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战场去冲锋陷阵,所以建议我们做军中的后勤工作。”

圣严法师从军时照片

在军队生活中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由于法师在军队里主动地声明了:“原来我是和尚,将来还要作和尚!”所以虽然在军队里的生活固然困苦,但依然在每逢假日之时,能够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间。是年,5月19日在上海外滩码头上船前往台湾。经过两天的航程,在台湾高雄上岸。其后,经一夜的移动则在新竹驻扎下来。随着部队几经移防、驻扎,于1950年6月以上士报务员的阶级,分发到台北县金山乡的海边339师1016团团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门、小基隆沿海一带住了两年多。之后随着部队的整编以及升迁考试,到了高雄县凤山镇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任准尉军官,那时是1954年6月。

在这段时间里,陆陆续续地在《学僧天地》、《雄狮》、《当代青年》……等期刊发表文章。1953年报名参加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选读小说班,当时的老师有谢冰莹、沈樱、赵有培等当代著名的文艺作家六、七位。而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仅余被刊于《文坛》杂志的〈母亲〉和〈父亲〉两个短篇,之后收录于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的《佛教文化与文学》。由于文笔锋健在1956年秋天调到国防部,也开始了大量阅读与发表文章的时光。在这段时间内,接触了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也对于佛教的问题陆陆续续地写了许多文章,并成为了日后对于佛学、佛教的主要理念。

从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这一段军旅生涯超过了法师少年和尚的年数,但在其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家的和尚。在退伍后,圣严法师思考未来前途,在灵源和尚的启发下,决心再次出家。这一次出家,是依止镫朗东初老人(西元1907年-1977年)为剃度师,所给的法派字号为“慧空圣严”。

东初老人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也曾经担任江苏省镇江名刹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亦是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传人,老人同时也在临济宗下常州天宁寺参学,亦在临济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传承曹洞宗与临济宗两支法门。

圣严法师除了从东初老人得到两系的传承之外,在1978年12月5日承临济宗法脉的灵源和尚将法脉赐给圣严法师,其法脉字号为“知刚惟柔”,并给了一份法脉传承谱《星灯集》,使其与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下法脉有了传承关系,并同时成为临济义玄之下第五十七代传人。

东初老人为承继太虚大师遗志鼓吹“人间佛教”的建立,故与几位佛教青年合办了《人生》月刊,当法师投到东初老人座下时,正当《人生》的主编提出请辞的要求,故法师于是从投稿者而成为主编,前后一共为它服务了两年。1961年农历8月,法师于基隆八堵的海会寺,依道源能信长老(西元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沙弥、比丘、菩萨的三坛护国千佛大戒,而被选为沙弥首。

1961年秋天,受了三坛大戒之后,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待了一个星期不到,便向东初老人辞行,也同时请辞《人生》月刊的编务。然后法师一人来到高雄县美浓镇广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经、戒律。这段时间内修读了有关戒律学的《四阿含经》,即是指:《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奠定了日后戒律学的基础。这段时期内,法师在《佛教文化与文学》发表了有关戒律学的文章:1961年6月发表〈优婆塞戒经读后:如何成为理想的在家菩萨〉;1962年3月发表〈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读后〉,在本篇中对于菩萨戒有如下的看法:

“《璎珞经》中说,有戒可犯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胜过无戒而不犯;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业虽重,并要遭报,但其必将由于他曾受过菩萨戒,而可决定得度成为真实的菩萨,乃至证得无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加弟子们,均能发最上心,求受菩萨戒。”

之后,写成了十九万字的《戒律学纲要》,交给星云法师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书分七章依序为:〈绪论〉、〈皈依三宝〉、〈五戒十善〉、〈八关戒斋〉、〈沙弥十戒与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纲要〉、〈菩萨戒纲要〉,也将这本书翻印流通。

面对佛教环境被教内外所污染和误解,圣严法师感念于环境的隳坏与教义之不彰,遂起而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个阶段的早期,主要由煮云法师在公园里公开演讲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但随着煮云法师的身体状况不佳,也停止应战了。同时,另有一位长老印顺法师,本是基督徒出身,经过三十年的学佛之后,竟有人上门寻他挑战、向他传教,印顺长老遂有感写下两篇长文:〈上帝爱世人〉及〈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之后又因为有位杜而未神父将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又引发了一篇〈东方净土发微〉。

煮云和尚在台南公园所讲的“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后由李至刚居士记录成书,在1950年代蔚为佛教潮流。之后,有位在《基督教生命双月刊》当主笔的基督徒吴恩溥先生针对煮云法师的言论著作了一本《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内容多有攻讦之词,而这本《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辗转到了法师的手上,经读后,法师认为其中有许多偏颇的论调,遂而利用十天的时间,为文写下了《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一书,以疏解其中偏颇的言论。

之后,陆陆续续于[[1959年]写下一篇〈关于胡适思想的宗教信仰〉,指陈胡适先生的宗教观;写〈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返正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国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风》杂志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混淆,随后又再次发表一篇〈再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正视听。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间,陆陆续续写成了几篇文章,分别交给《海潮音》、《觉世》、《香港佛教》等佛教杂志刊出,1967年后则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集结成册出版,书名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

由于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阵挑战,才使我对基督教发生了研究的兴趣,结果使我写成了一本书,所以本书的功臣,应该是攻击佛教的基督徒。我为写作本书,特别精读了五十多种有关的中西著作。我的态度,是以西方学者的见解,介绍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统的素材,说明基督教内容的真貌,同时也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若干重要问题,做了客观和理性的疏导。我不想宣传基督教,也无意攻击基督教,只是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研究,用历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本书的出现,获得了宗教界正反两极的反应,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者,更是极力地加以攻讦。此后关于宗教的专著论述先后出版:1968年出版《比较宗教学》、1969年8月写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册。

1969年3月14日圣严法师在没有任何支援之下,离开台北前往东京。初到东京,便向位于品川区的立正大学佛教学部办理入学登记。当时,法师已经年届三十又九了。

1971年圣严法师确定了其硕士论文:“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论文内容共分三章:一、大乘止观法门的组织及其内容,2.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及其作者,3.大乘止观法门的基本思想。论文完成后,请了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先生以及牛场真玄先生加以润饰,并抄寄一份回台湾给《海朝音》杂志发表。1971年10月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并于1979年由东初出版社出版。

1973年立正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牛场真玄先生,将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送到了大正大学,并代为申请博士学位。由于圣严法师当时与牛场真玄先生往来密切,于是便代行其劳。是年,便让印顺法师的专着通过大正大学的博士申请,也促成了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诞生。为此,圣严法师则为文记述之-〈划时代的博士比丘〉。

圣严法师于硕士毕业之后,选择了益大师做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其原因如书中所述:

1.益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学者,实际上亦是一位实践家。所谓行解相应,正是佛法的标准原则。

2.大家都认为益大师是中国天台宗最后一位大成就者。我对天台宗所倡导的教观并重、止观双运非常向往。因为这是教理和禅观的相辅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种精神。

3.我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曾向指导教授坂本幸男请教,他说:本来他想写,但仍然没有消息!

于是,在1972年便开始着手进行论文资料的收集。但是,在1973年指导教授坂本教授去世,论文指导教授则由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承接为正副指导教授。论文的第一章写的是益智旭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则是写智旭的生涯,第三章是写智旭的信仰与实践,第四章则是写智旭的著作,第五章则是讨论智旭思想之形成与开展。1975年元月法师提出博士论文,经过立正大学严格的审查之后,顺利地于是2月12日通过。同年3月17日上午获颁授“学位记”(即是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而论文的正式出版则是直到当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

在法师出版论文的阶段,应邀回台参加了“第四届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在会议中提出了三个问题:

1.宗教教育应纳入大学的教育系统。

2.社会教育应注意风化区的整顿和黑社会的疏导。

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当并行发展。

虽然会议上并无达成任何的具体成效,但是在当时的佛教界,对于僧中出了一个博士,反应毕竟是充满两极化的。再加上法师认为在那个阶段能够做的不多,因此在会期结束返回东京之后,便应美国的沈家桢居士之邀,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国弘法讲学了。

沈家桢居士在美国组了个“美国佛教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经由该会出面安排,将法师安排至该会所属的纽约市布朗士区大觉寺。法师在大觉寺居住前后不到两年,然而由于西方人重实际,因此佛教佛学的推广则着重于修密持咒、学禅打坐上。直到现在,西方人在接触佛教和修学佛法上,还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禅为其主流。

1977年12月,圣严法师的剃度师东初老人在台湾圆寂,法师在接获消息之后,立刻回国料理后事,并奉其遗命承继道场,成了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负责人,此后,便在美国和台湾两地奔波、东西兼顾。之后,法师在纽约成立了禅中心,为了授课需要而编了一本《禅的体验》,并陆续发行了两种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 Magazine》(《禅杂志》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禅通讯》月刊),至1992年底为止《禅杂志》已经发行了58期、《禅通讯》亦发行了96期。自1978年开始,在台湾北投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及农禅寺,举行大专青年学生及一般社会人士的禅修活动,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关于禅的著作七种,包括《禅的生活》、《拈花微笑》、《禅与悟》等,因为对于禅修的凿力颇深之故,所以在国内外许多人都把圣严法师当成了禅师。

1989年,由于中华佛学研究所及农禅寺的各项教育事业、弘法事业以及文化事业推展迅速,场地已经不敷使用,圣严法师于是在台北县金山乡兴建了一座世界性的教育园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具体实践大学院、大普化、大关怀三大教育,以作为实现「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理念的基地。2005年,园区第一期建设工程完工,并举办落成开山大典。

高龄80岁的法鼓山精神领袖圣严法师 [2] ,是于2009年1月5日因肾疾复发住进台大医院治疗,法鼓山弟子为了替法师祈福,曾一连举办10天的祈福法会,众多信徒远道与会,祈愿圣严法师早日康复。

圣严法师是因左肾罹患恶性肿瘤,开刀将左肾割除,导致肾功能严重恶化并引发贫血,必须洗肾,一度住进台大医院治疗,此后固定每周洗肾三次,定期回台大追踪治疗。

早在2007年底李连杰拜会圣严法师时,圣严就首次对外公开自己罹患肾病,当时他表示“自己随时准备死亡”,这番话听在信众耳里相当不舍。2008年除夕,圣严首次说明他的左肾已经切除,拒绝换肾是因自觉得来日不多,“用一肾等于浪费一个,非常不慈悲,还不如给需要用的人”。

2008年12月31日圣严到医院接受定期检查后,发现罹患泌尿道相关癌症,最后在医护人员的建议下住院,在2009年2月3日下午4点往生。享年78岁。

新时代心六伦

“新时代心六伦”是圣严法师在中国电视公司公益型深度演讲节目《全民大讲堂》第三集(2007年10月21日首播)主讲〈新时代心六伦〉时所提出的理论。时代愈进步,人类的伦理道德却更加薄弱;圣严法师观察到了这个现象,故提倡把古代的“五伦”加入新的观念、赋予新的精神,成为“心六伦”。

圣严法师以其深厚的禅修经验、正确的禅修观念和方法指导东、西方人士修行,每年在亚、美、欧洲等地主持禅七、佛七,为国际知名禅师,尤其着重以现代人的语言和观点普传佛法,陆续提出「心灵环保」、「四种环保」、「心五四运动」、「心六伦」等社会运动,提供现代人具体可行的人生观念与方法。

法师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除了于1989年创建法鼓山文教禅修体系之外,又相继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僧伽大学」、「法鼓佛教学院」,更积极筹建「法鼓大学」,目前第一阶段「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已于2014年5月正式成立,并于2014年8月与「法鼓佛教学院」完成合并,命名为「法鼓文理学院」。

此外,圣严法师也是国际佛教学术界知名学者,经常应邀出席各项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自1990年起,每二至三年召开一次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以「佛教传统与现代社会」为永久主题,集合世界各国杰出的佛学学者集思广益,务求将佛法应用在现代社会中。

圣严法师除了是备受推崇的宗教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作家,曾获台湾《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年来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著作丰富,至今已有中、英、日文著作百余种,其中部分禅修著作已被翻译成数十种语文,通行国际;此外,更先后获颁中山文艺奖、中山学术奖、总统文化奖及社会各界诸多奖项的肯定。

1930年诞生于江苏,名“保康”

1943年14岁,于南通狼山广教寺出家,法名“常进”

1949年入伍通信连,由上海登艇来台

1959年结束十年军旅,于东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

1961年于高雄美浓朝元寺闭关六年,解行并进,深入经藏

1969年留学日本立正大学,六年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1976年抵美国,开设周日静坐班,隔年首次举办禅七

1977年因东初老人圆寂返台,继承中华佛教文化馆、农禅寺

1981年担任文化大学、政治大学研究所教授

1985年于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

1989年创设法鼓山

1990年召开第一届国际学术会议

1993年提出“心灵环保”,为法鼓山核心理念

1994年提出“礼仪环保”

1997年出席第十一届国际宗教领袖和平会议,访问梵谛冈,晤见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

1998年获《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在纽约与达赖喇嘛进行“汉藏佛教世纪大对谈”

1999年“提出心五四运动--廿一世纪生活主张”、领导法鼓山投入921地震救灾工作,积极展开“灾后人心重建运动”

2000年汉传佛教唯一代表参加“千禧年世界宗教与心灵领袖和平高峰会”、获二十届行政院文化奖、于美国象冈道场举办“默照禅四十九”

2001年于台北县金山乡法鼓山园区举办“默照禅四十九”

2002年出席在纽约举行之“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唯一受邀的佛教领袖、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之“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理事会”、以《天台心钥--教观纲宗贯注》一书获中山学术著作奖

2003年 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应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之邀,出席日本京都“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第一次筹备会议。膺获第二届总统文化奖。

2004年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分别与台湾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

主持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动土典礼。出席在曼谷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与“亚太青年和平高峰会”。出席在约旦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担任总召集人,举办“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台北论坛”。

2005年出席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世界银行“信仰暨发展会议”。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分别与台湾成功大学、南京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于中国北京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进行专题演讲。获颁泰国朱拉隆功僧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创设之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落成开山。

一、 出生于一九三零年的江苏南通,俗家姓张。在我身后,不发讣闻、不传供、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不竖像、勿捡坚固子。礼请一至三位长老大德法师,分别主持封棺、告别、荼毗、植葬等仪式。务必以简约为庄严,切勿浪费铺张,灵堂只挂一幅书家写的挽额“寂灭为乐”以作鼓励;恳辞花及挽联,唯念“南无阿弥陀佛”,同结莲邦净缘。

二、身后若有信施供养现金及在国内外的版税收入,赠与财团法人法鼓山佛教基金会及财团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会。我生前无任何私产,一切财物,涓滴来自十方布施,故悉归属道场,依佛制及本人经法院公证之遗嘱。

三、凡由我创立及负责之道场,均隶属法鼓山的法脉,除了经济独立运作,举凡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宜纳入统一的机制。唯在国外的分支道场,当以禅风一致化、人事本土化为原则,以利纯粹禅法之不堕,并期禅修在异文化社会的生根推广。

四、法鼓山总本山方丈一职,不论是由内部推举,或从体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担任,接位之时亦接法统,承继并延续法鼓山的禅宗法脉,亦不得废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是为永式。佛说:“我不领众,我在僧中”,方丈是僧团精神中心,督策僧团寺务法务僧断僧行,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

五、我的著作,除了已经出版刊行发表者,可收入全集之外,凡未经我覆阅的文稿,为免芜滥,不再借手后人整理成书。

六、在我身后,请林其贤教授夫妇,将我的“年谱”,补至我舍寿为止,用供作为史料,并助后贤进德参考。故请勿再编印纪念集之类的出版物了。

七、我的遗言嘱托,请由僧团执行。我的身后事,不可办成丧事,乃是一场庄严的佛事。

八、僧俗四众弟子之间,没有产业、财务及权力、名位之意见可争,但有悲智、和敬及四种环保的教育功能可期。诸贤各自珍惜,我们有这番同学菩萨道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曾在无量诸佛座下同结善缘,并将仍在无量诸佛会中同修无上菩提,同在正法门中互为眷属。

九、在这之前本人所立遗言,可佐参考,但以此份为准。

末后说偈:“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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