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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楚文化

湘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大文化中的一支独具风采的区域文化,它成长于辽阔富饶的三湘大地,糅合了中原文化与楚蛮文化的芳馨神韵。其赖以生存的精神内核包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理想追求,崇尚科学,无私奉献的人生态度和勤俭质朴,淳厚自信的风尚性情。

楚文化是始于春秋早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它糅合了中原商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春秋中期即已标新立异,成为与中原周文化并驾齐驱的唯心华夏文化的表率。湖南是古代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孕育起的湘楚文化,对于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湘楚文化是湘文化与楚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们是延续中原文化的一种承袭与补充,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是构成中国璀灿文明史的最基本的要件。 湘楚文化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史学、教育、民俗民风等五个方面。湘楚文化与荆楚文化、巴楚文化一样,同属楚文化的重要支脉,因承传了楚文化的主旨并形成于辽阔富饶的三湘大地而得名。

湖南是一片风光秀美、物产丰饶的神奇土地。这里三面环山,四水竞流,丘陵起伏,河谷纵横,气候湿热,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植被丰富,水泽广阔,渔稻均宜。因此自古便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湖南除了给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厚的生息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之外,也为我们提供了独具一格别有风采的人文生态环境。湖南人夙以楚人后裔自居。“楚人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时间之长数以千年计;楚人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地求发展,时间之长数以百年计,这就养成了楚人的民族利益至重至上的心理。”(张正明《楚文化史》)这种心理极大地左右了湖南人社会理想和生活价值的选择,从而形成了一种“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存则中国存”的普遍而共同的社会心理。谭嗣同、唐才常为戊戌维新而先后喋血;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为辛亥革命及实施新政而无私捐躯;蔡和森、向警予、夏明翰、郭亮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慷慨就义他们无一不是忠实履行湖湘人文精神的典范。

《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 ,帝舜为有虞。”由此可见,楚族的先祖出自黄帝系统,属于中原华夏族的一支。《左传》襄公26年说“楚失华夏”,屈原《离骚》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可表明楚的先祖本为华夏系,而别封于蛮夷之地。事实上,华夏族的血统,既包括夏人、殷人和周人,也融合了当时部分少数民族的血统。据史书记载,在先秦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原始的兼并战争及其他因素,使成千上万的部落,包括夷、狄、蛮部落,逐渐融合为一整体。《史记封禅书》:“黄帝时有万诸侯。”《墨子非攻》:“古者天子始封诸侯也,万有余。”《吕氏春秋用民》:“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逸书?世俘解》说,武王克商,“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九,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便是先秦时期诸侯兼并的历史。由于战争而加速了部落的融合,也由于部落的一统融合才促成了华夏族的出现。

熊绎受封之后,部族南迁至楚蛮之地,其时楚国“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方千里为圻)。由熊绎五传至熊渠,楚人已“甚得江汉间民和”,即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周桓王16年(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武王,尽灭汉水流域姬姓诸侯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熊通之子熊赀迁都郢时,已是“楚地千里”。楚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问鼎大小轻重”。至此,楚国俨然已成为中原霸王。

楚人的祖先本身就是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华夏族中的一支。楚族的南迁,不仅给荆湘地区带来了中原先进步生产技术,还将优秀的华夏文化与当地三苗、杨越等楚蛮文化相糅合,创造出具备鲜明而独特品格的楚文化,从而形成了与中原周文化并驾直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另一发展源头。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成为文化中心。”(范文澜《中国通史》)外来文化的借鉴,南北学术的交流,加上楚人南征北战所带来的民族融合,使得楚地文化的发展与中原文化的演进轨迹逐步趋向了统一。更有甚者,楚民族“因其北上发展并与诸夏发生关系,剪灭诸夏小国,竞争中原霸权,其文化蒸蒸日上,不久遂同化于诸夏,至春秋之末人才辈出,竟为春秋诸国之冠。”

湖南于战国早期即已纳入楚国版图,并先后在此设立黔中、长沙两郡,是其所设八郡中最为稳固的军事后方,为其称霸中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追索湖南文化的渊源,诚如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导论》所指出的:“根据史料记载,从新石器时期到西周这一段历史时期,在湖南境内生活的居民,主要是三苗和杨越,到荆楚人入湘后,荆楚人与三苗、杨越相融合,才产生了既受荆人南迁带来的中原商文化的熏染影响,又具有浓厚地方性的楚文化和湘文化特色的湖南文化。”

湖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湘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湖南人的爱国精神主要来源于楚文化的熏陶和历史重要关头民族危亡的考验。楚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与古代中原地区国家意识淡漠有鲜明的不同。楚人的国家观念都很强烈,楚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发源地。湖南人讲求民族气节,高尚的爱国主义情结,还表现在抵御外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实践中。中国人民抗击西方列强的第一战广州战役,湖南官兵布防乌涌炮台,击毙英军二百余人,有四百多湖南军人战死。为反对沙俄侵略,保卫新疆的国土,左宗棠率领湖湘子弟在西域浴血奋战。甲午战争,湘军开赴辽东,虽败犹荣。近代革命志士心中想的就是救亡图存,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壮语。在抗日战争中,湖南更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巨大的牺牲,拖住了日军的主力,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

湖南人的外表“黑不溜秋,矮古隆冬”,生性尚武好斗。林语堂说湖南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勇武耐劳苦”,因为湖南人是“古代楚国战士之后裔”,所以有此“可喜之特性”。在湖南民间,普遍有习武的风气,一段时期几乎是县县有武馆,村村有拳师。南拳和北腿,在湖南城乡均有其爱好者。农闲季节,乡中青年俊彦,集资延请当地的武术教练,就地取材,即可拜师学艺。习武之人要求闻鸡起舞,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站桩蹲马,摸爬滚打,枯燥难耐,因此,最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精神。湖南民众对有“身手”的人总是很佩服,尤其是少年拥有武功更是被看高一层,受人尊重和喜爱,视为好后生。而对有些行为,往往露出鄙视的神态。有俗语曰:“做人有三丑:王八、戏子、吹鼓手”,不难看出湖南人的价值观。湖南人的尚武好斗,也养成了湖南人天生的军人素质,湖南人是天生的军人胚子。德国人利希霍芬认为: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在湖南,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

《岳阳楼记》一文中曾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的句子,激励湖南人士把更多的人文关怀投向社会,树立先忧后乐的世界观。湖南的前贤,尤其是知识阶层,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总是在思索救亡图存这个主题。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正当女真金戈铁马踏陷中原之时,他虽为一儒者,“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其强烈的忧患意识,感动了与他坐而论道的朱熹。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开亘古未有的变局,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就是宝庆府的魏源。他第一个提出来要向西方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目睹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所以他倡导了洋务运动。他还是第一个提出要向国外派选留学生的人,在向中央打的报告中,他说:“拟选送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这些都是湖南人有远虑的表现。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点,与此相关联,务实就成为湖南人办事的基本态度。务实精神,就是一种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和务实精神,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湖南人既重理论的探索,立志修身,又倡导实学,追求理想人格在现实中的实现。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宏、张也讲理学,但他们更重视践履,重经世,并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有成就和建树。张学术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对心学,力行实践,讲究“只教人践履”,主张“行得便见得”。张还提出“知之非难,行之惟难”的观点,这与他的老师胡宏平常最厌恶学人“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不注重实践就不能算是“真知”。朱熹曾批评湖南学人“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认为是一个不小的毛病。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湖南人的务实精神。

1、稻文化发源地彭头山。彭头山遗址位于澧县大坪乡孟坪村,距今8000多年,属长江中游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湘西北先民定居于此,已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居聚落,并呈现出由狩猎、采集向谷物栽培的过渡,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稻文化发源地。

2、“中国第一城”城头山。城头山遗址位于澧县车溪乡南岳村,距今5500年左右。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古城建成后使用时间近1500年,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原始的国家城邑,也是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早期城市之一,号称“中国第一城”。在城头山城址的东墙下还发现有6500年前的稻田和配套灌溉设施。

3、青铜文明的象征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四羊方尊,就是我国商朝青铜器中的代表作,距今已有3000多年。四羊方尊工艺精湛,雕塑细腻,线条流畅,花纹瑰丽。四羊方尊的四角,附着四只向外伸出的羊头与前肢,羊角蜷曲。器物四壁装饰着蟠龙纹,双角龙头点缀在羊头之间,布局异常新颖独特。它是我国出土文物中的稀世珍宝。

4、珍贵的文字史料里耶秦简与走马楼吴简。秦时的里耶古城位于湘西龙山县西南部。简版为木质墨书,书体呈篆书到过渡隶书的形态。时间始自秦始皇25年(公元前222年),止于秦二世2年(前208年)。简牍内容包括公文政令、司法文件、吏员名籍、财物收支与转运等,涉及秦内史、南郡、巴郡、洞庭郡、苍梧郡等官府衙门,是研究秦代政治、经济、地理、历法等极为珍贵的文字材料。

走马楼遗址位于长沙市五一广场东南侧,共出土三国吴简170000余枚。简牍分木版竹简两类,字体隶中带楷,墨书。简版所记年号始自东汉建安25年(公元220年),止于吴嘉禾6年(公元237年)。简版内容涉及10余年间吴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赋税、户籍、仓禀、屯田等。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研究汉魏时期孙吴的职官制度、司法制度和田亩赋税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字资料。

5、神奇的绘画珍品楚汉帛画。20世纪40年代初,长沙南郊子弹库楚墓就出土了一件楚时的帛书,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用毛笔与彩墨书画的先秦文献。上书灾异的趋避、祭祀的禁忌、岁时的吉凶等内容共948字,四周还绘有彩色神物、树木。既显示出当时湖南纺织工艺的高超,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准。

6、墓葬文化的奇迹马王堆汉墓。1972年至1974年,在长沙东郊五里牌挖掘出3座西汉墓葬,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和一具完整的女尸。其中保存完好的T型帛画、素纱衣、彗星图等35件文物均属中国和世界之最。女尸系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辛追。女尸体型完整,肌肉富有弹性,部分关节还可以活动,内脏器官也基本完好。女主人因胆绞痛造成放射性冠状动脉痉挛、心率紊乱而猝然死亡。一具尸体能保存2100多年而不朽,这不能不是说中国丧葬文化和医药史上的一大奇迹。

湖南文学的起源,首先应当溯至屈原楚辞的创作。这是因为屈原曾经长期流放湖南,在湘西北渡过了他的漫长而忧伤的后半生,而且他的《九歌》既源自楚地巫风、民间祭祀的礼俗,更融入对湖南自然景物的人格描写和神话传说的加工改造。湖南本土的文学家直到魏晋之际才出现。三国时的刘巴、蒋琬、黄盖,东晋时的罗含,均以文采飞扬的治世策论而名闻朝野。南梁时的行旅诗人阴铿,曾被杜甫作为论点唐朝诗歌的范例。《全唐诗》中,录入澧州才子李群玉的行吟诗258首,录入邵阳才子胡曾的咏史诗161首,录入衡岳诗僧齐己的僧侣诗800多首,他们都以独特的诗风在文学史上留下极为重要的一页。以进士及第而被典称“破天荒”的长沙人刘蜕,以其不假娇饰、文笔古朴的散文,在晚唐文坛上独树一帜。如果说道州周敦颐的《爱莲说》在北宋文坛上演奏的是一曲清唱,那么,王以宁的军旅词、乐雷发的“江湖诗”则为南宋诗坛唱响了时代强音。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在种族歧视的高压之下,湘乡(一说攸县)冯子振以其狂放不羁的姿态发出了极具震憾力的声音而被时人称为“一世之雄”,其诗、文、赋、曲都取得了令人敬畏的成就;浏阳欧阳玄的诗词、散文承继了族祖欧阳修的遗风而被称之为“一代宗师”。使明代诗歌起衰复盛的李东阳,其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导引了茶陵诗派的勃兴,也为湖南诗坛增添了辉煌的气象。明末清初,衡阳王夫之的诗文词赋和诗歌理论,在湖南文坛上放射出忠贞不渝、重振中华的耀眼光芒。湘乡曾国藩的古文创作,使“桐城古文”得以中兴,并形成为桐城派的一支湘乡派;其诗歌创作虽不及古文,但其诗歌理论对推动当时诗风的转移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戏曲形成于宋辽金时期,它融合了诗歌、音乐、舞蹈、表演、说唱艺术等多种因素。杂剧是中国早期戏剧的雏型,它自金代末年起独霸中国剧坛达100余年。湖南颇有影响的杂剧作家是明代嘉靖年间的靖州人许潮。据傅惜华的《明代杂剧全目》记载,许潮所著杂剧集《泰和记》共录有杂剧13出。剧作内容多为记述文人墨客游佚之事,如《王羲之兰亭显才艺》、《刘苏州席上写风情》、《苏子瞻泛月游赤辟》、《晋庾亮月夜登南楼》等,独《武陵春》写秦朝高士避祸桃源,引来君山父老、太上隐者、青溪道士、沧浪渔父和天台仙姑一同游春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湘潭人张声著有《玉田春水轩杂出》计杂剧9种。剧作内容全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如《琴别》写南宋诗人汪元量晚年乞回南方,与女道置酒饯别,元量由抚琴到碎琴,写出山河易主后诗人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

书法是中国的一门传统的文字书写艺术,它与文字的创造同步,与中国绘画同源。它的笔墨之间不仅凝聚着书法家个体的艺术审美趣味和人格精神追求,也折射出社会共同的文化风尚。唐朝特别重视书法,也出现了众多的著名的书法家。其中湖南籍的就有潭州临湘(今长沙)的欧阳询和怀素。欧阳询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以楷书著称的书法家。其书法的特色是骨气劲峭,法度严整。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其笔划一丝不苟、气宇轩昂,结构伸敛有度、收纵自如,于提按中见方圆,于疏朗中见险峻。该帖开唐楷之先河,是为学习楷书的典范之作。怀素自幼出家,在诵经坐禅之余苦练书法。因生活贫寒,无钱买纸,便在寺旁栽种万株芭蕉,用蕉叶写字。《自叙贴》是怀素草书作品中的极品。贴中记述了自己的学书经历和其草书惊动京华的情景。全贴刚健中透出狂放空灵之气,雄浑中具有龙舞蛇行之美。书法取象殊奇,立意超迈,境界恢宏,令人叹为观止。毛泽东的书法就颇得怀素狂草之神韵。

1、炎帝南迁。炎帝姓姜,号烈山氏,相传为少典妻有氏所生,以火为德,故称炎帝,又因始教民兴农业,故称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是中国传说中的最早的两位部落首领,他们本是兄弟,在黄河流域各持半壁江山,曾因部落冲突激战于阪泉(今河北怀来),黄帝获胜后兄弟和好,结成当时最大的部落联盟。从此炎、黄并称,共同被中华民族尊崇为本民族的人文始祖。史籍中关于炎帝事迹的记载很多,如《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周易系辞下》也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神农时代的社会,便已进入创制农具发展生产和开辟市场互通有无的农商时代。据历史记载,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神农部落先由姜水流域迁至黄河以南,然后再迁汉江间,其中一部分还迁徙到了湖南。因“神农作树五谷于淇田之阳”(《管子轻重》),南迁至湖南宜章的部落,便将其定居之地称之为“骑田岭”。“嘉禾”也与神农有关。“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循其实曰嘉禾县。”(王应章《嘉禾县学记》)而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故有耒水之河、耒阳之邑。由于炎帝为医民疾而“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最后驾崩长沙,葬于茶陵县南,茶乡之尾,即现在的湖南省炎陵县塘田乡。

2、祝融观天。《史记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国语郑语》记录了郑国史伯评论历史兴衰的一段话,称荆楚系重黎之后,“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火正即天官,其职责是观测星象,确定农时;春天点燃烧荒备耕的火把,冬天保存火种以供来年之用。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岁月里,火种和农时直接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因此在湖南人的心目中,祝融是一位知晓天文、精通历法的火神,他让天地充满光明,并给人类带来希望。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四时》篇中,就曾记述包牺(伏羲)规天步地,疏浚川海,观测日月递进,推测一岁四时;记述祝融率领四神,奠“三天”“四极”,恢复日月的正常运转。楚帛书形象地阐释了主司南方之神炎帝、祝融的传说。“南方之极,自北户南至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正因为炎帝和祝融是南方之神,楚人又是祝融之后,所以湖南人特别崇敬炎帝和祝融。例如株洲年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的奠仪,奉祭炎帝;人们将南岳衡山的主峰称为祝融峰,并在峰顶建有祝融寺。对于来南岳圣地的朝拜者,湖南人都会非常虔诚地告诫他:“烧香不到祝融峰,十回烧香九回空。”

3、舜帝南巡。上古时期,部落首领常借狩猎而巡视武力、操练军队,进而于武装巡游之时征伐异族方国。后来演变成天子检察王政的巡守礼制。《尚书舜典》就曾具体描绘舜帝时的巡守之礼:舜继承了帝位之后,当年2月,东巡至东岳泰山,祭祀泰山后还接受了东方诸侯的朝见。5月南巡,祭祀南岳衡山之后,同样接受了南方诸侯的朝拜。8月西巡,祭祀西岳华山。11月北巡,祭祀北岳嵩山。以后每5年巡视一次,接受四方诸侯的朝见,并考察诸侯国的政治得失。据典籍载,舜帝巡守至湖南时,曾令人在韶峰之下演奏《韶乐》,也曾习唱湖南民歌:“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舜典》载曰,舜30岁时被征用,30年后接替尧的帝位,50年后南巡还登上了南岳衡山。《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4、大禹治水。远古时代,中原大地洪荒初开,天灾水患,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相传首先被尧帝派去治理洪水的人是鲧。鲧花了9年的时间筑堤堵水,结果洪水冲垮了堤坝,水患仍旧肆虐。舜帝接任后,让鲧的儿子禹担任治水大臣。禹汲取了父亲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改堵为“疏堵结合”,着力开渠排水,引水入海。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驯服了洪魔,使神州大地成为人民休养生息的乐土。《吕氏春秋仲夏纪》记曰:“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庄子天下篇》也说:“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长年“劳身焦思”,“昼不暇食,夜不暇寝”,使他得了行走艰难的“偏枯”病。可他为了治理江湖他风餐露宿十余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南岳岣嵝峰上至今还耸立着记载大禹治水业绩的“禹王碑”。华容的禹山和平江的系舟峰等,都是大禹治水的旧迹。

5、屈原投江。屈原生活的年代正是楚国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国势渐趋衰微的时期。屈原曾任左徒,他极力主张修明法度,富国强兵,联齐抗秦,但遭到了佞臣的谗谤,先后两次被怀王和顷襄王疏远贬出郢都,最后被放逐江南,在湘西辰溪、溆浦渡过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后半生。在湘期间,他写下了《九章》、《九歌》等诗篇。在《哀郢》中,他叹息自己“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年月就这样在江湖的漂泊中白白地流逝了。当楚怀王被囚死于秦,顷襄王昏庸无能,郢都终被秦军攻破时,流寓至岳阳的屈原,深感亡国之耻辱,在救国无门的绝望之中,“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最终自沉于汩罗江。屈原死后,湖南人民最先建祠祭祀他。南北朝时的《拾遗记》记载:“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存。”在诗人殉节的汨罗江畔,每年夏历5月初5,人们都以竞龙舟、包棕子等形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南朝梁代的吴均在《续齐谐记》中,就记述了湘楚地区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举行龙舟竞渡的习俗:“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节竞渡,乃遗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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