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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刻石四面广狭不等。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泰山刻石 秦始皇巡狩时,刻石泰山顶,石残。断石明代出土,残存篆书二十九字,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毁于火,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在山顶玉女池得残石2块,仅存10字。相传为李斯手笔,书法流动婉通,是秦篆正宗,所见拓本较乏古厚峻拔的风致,疑为重刻本。----《古代碑帖鉴赏》 费声骞

秦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天下第一山”泰山最早的刻石。

嘉庆二十年(1815年),泰安旧尹蒋因培带领同邑柴兰皋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2块,尚存10个字,遂将残碑嵌于岱顶东岳庙壁上。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墙坍塌,泰安知县徐宗干“亟索残石于瓦砾中”,嘱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碑墙内,并写跋记其经过。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被盗,县令毛大索十日,得石于城北门桥下,后重置于岱庙院内。宣统二年(1910年)知县俞庆澜为防刻石遭风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造石屋一所,将秦泰山刻石及徐宗干的跋和自己写的序共3石嵌于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1928年迁于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以上3石垒砌其中。建国后,于碑龛正面镶装玻璃保护。

释文:臣斯臣去疾御史大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

【泰山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1]

《泰山刻石》以29字拓本,10字拓本较为常见,传世拓本当以明人无锡安国所藏宋拓本为最早,计存165字,此藏本于昭和十五年(1940)七月一日,由中村不折氏(1866-1943)购自晚翠轩。另一本存53字,亦流至日本,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书苑》,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等均有影印,秦刻石中,仅此与《琅琊台刻石》为真,余皆后人摹刻。

摹刻本中,现存清聂剑光摹刻的明拓本29字和徐宗干摹刻的旧拓本29字两块刻石,均陈列于岱庙碑廊。1987年泰安市博物馆复制秦刻石全文立于岱庙后寝宫。

秦泰山刻石立于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

此刻石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 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 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据清道光8年(1828年)《 泰安县志》载,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有146字,漫灭剥蚀了76字。明嘉 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此石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刻石遂失。

此本为秦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尾有清同治间龚易图跋,邓其镳跋,匡源跋。此碑乾隆后毁,仅存十余字,而此明二十九字拓本,亦世所鲜见。

李斯与《泰山刻石》

李斯所留下的书法遗存,当是随同始皇出巡,所至之处的纪功刻石作品。这些纪功刻石作品虽然均无署名,但历来史料都确信必出李斯之手,这里权从旧说。见于史料的刻石一共有七处,它们分别是:泰山、琅台、峄山、碣石、会稽、芝罘、东观刻石。七处刻石中,碣石一刻早已没入海中,历代都无著录。芝罘、东观二刻石也早已散佚。峄山刻石原石早已毁于兵火。宋元两代都也曾作过翻刻,至今尚存。琅台刻石,为琅琅山的摩崖,是李斯小篆的杰作之一。惜其磨泐太甚,几无完字,作为范本,会给临习者带来较大困难。会稽山刻石,为始皇最后一刻。此石在南宋时尚在会稽山顶,但其字迹几乎全部损泐,后经辗转翻刻,书法已板滞无神,失去原刻风貌。要之,能全面反映李斯小篆风貌者,惟《泰山刻石》而无他选了。尽管有学者考证出《泰山刻石》非原石拓本,但与《峄山刻石》、《会稽山刻石》相较,要近于秦篆原貌多多。

《泰山刻石》,又名《封泰山碑》。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巡狩泰山时所立。石四面环刻,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及从臣名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详载其事及辞。原刻石立于泰山玉皇顶南沿碑亭处,明嘉靖以后,此石流落在碧霞元君祠西墙外的玉女池旁,时仅存二世诏书四行29字。至清雍正年间,此石又被移置至碧霞元君祠之东庑。清乾隆五年,碧霞祠遭火灾,石佚。至清嘉庆二十年春,由蒋因培等人在玉女池中觅得残石两块,尚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十残字。后几经磨难,到宣统时尚存9字。残石现存山东泰安岱庙内,或有疑为非原石者。

北宋刘是历史上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人,他两次登临泰山,弄清了刻石的石材、形制情况,最大发现是弄清了刻石四面刻字,除了秦始皇刻辞,还有二世刻辞。他亲自墨拓,得146字,在《泰山秦篆谱序》中作了详尽的记载,为研究秦始皇刻石提供了宝贵资料。

《泰山刻石》传世最早的是宋人摹刻于丛帖之中的残本。拓本最早、最为著名的是明代锡山安国所藏北宋《泰山刻石》165字和53字本,上世纪三十年代流入日本。再有拓本就是辑入《秦金石刻辞》的29字本了。秦泰山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

《泰山刻石》作为秦篆的代表作之一,历代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唐张怀《书断》云:“《泰山》、《峄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袁昂《书评》亦云:“李斯书世为冠盖,不易施平。”李嗣真《书后品》称其为:“秦相刻铭,烂若舒锦。”宋刘《泰山秦篆谱序》云:“李斯小篆,古今所师。”明赵光云:“秦斯为古今宗匠,书法至此,无以加矣。”

相传当时的刻石大都由丞相李斯撰并书,但无据可证。据王昶《金石萃编》记:“石高四尺五寸,厂一尺四寸”。小篆,四面氛。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与从臣姓名。共22行,行12字。此石不知毁于何时。明末断石出土,残存29字。清乾隆五年(1740)毁于火。嘉庆二十年(1815)蒋因培在玉女池访得残石2块,存10字。石今仍在山东泰安岱庙。

对此石真伪说法不一,有的认为非始皇之文,系二世补刻。

传有宋拓本,存字136个。从书艺上看,主要有两点:

(一)用笔精美,平稳流转,骨肉匀称,含蓄委婉,气魄宏大,简捷明快。与先秦书法相比,秦小篆行笔粗细大体相同,横平昼直,转折处极为流利飘逸,无生硬之笔。藏头护尾,笔笔精细,一丝不苟.如锥画沙,委婉含蓄中自有骨力丰沛之气。横势稳健,纵势豪逸,简练明快,宏伟壮观。虽法度严谨,但不失威严雄奇之神采,山岳庙堂之气象。以强劲平稳之骨力,时出飞动流走之生机,恰如张怀蓬《书断》中称:“画如铁石,字若飞动”,“其势飞腾,其形端俨”,“作楷书之祖,为不易之法”。

(二)结体整齐划一,力求平正对称,横密纵疏,端庄雄伟,隐隐然又有秀丽之气。从书体上看,比以前的甲骨金文以至长石鼓文更为简炼,规范化。其一,它还保留着象形文字的某些特点,着重突出圆笔曲线之美。其二.充分地发挥了汉字的特有的美。具有装饰美的意味。线条整洁协调,改变了以前繁杂交错的形式.书写形式走向规律化。其三,力求严格的平王对称,工整精致,大小相仿,面目十分突出。其四.横密纵疏,充分表现了篆书的形体特征,使其在雄伟之中产生一种秀丽之气,婀娜飘逸。其五,分布严格,空间层次以相距的对应关系,示人以严格的规则,给人以美,又示人以庄严。篆书到此,再也没有天真随意、古拙任性的风韵,既意味着完全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由此必将走向衰退。严之极必死,必走向它的反面。 [3]

泰山刻石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元赫经赞道:“拳如钗股直如筋,曲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岱史》称:“秦虽无道,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 书法世莫能及。”鲁迅认为秦泰山刻石“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此刻为一级文物藏品。

据清道光八年(1828年)《泰安县志》载,宋政和四年(1114)刻石在泰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有一百四十六字,漫灭剥蚀了七十六字。明嘉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此石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四行二十九字,清乾隆五年(1740),祠遇火灾,刻石不见了。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蒋因培才从池中搜得,已断为二,仅存十字。宣统时修了亭子保护它,已经仅存九字了。在山东泰安岱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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