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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言

陶诗言(1919.08.01~2012.12.17),男,浙江嘉兴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生前从事大气环流和天气动力学研究工作,为中国天气预报业务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大批天气预报专家。对中国寒潮和梅雨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划分了入侵中国的寒潮路径,指出中国长江流域的梅雨与东亚的北半球大气环流的突变有密切关系。在中国最早将卫星资料用于大气分析和预报的研究,提出东亚季风是独立于南亚季风但两者又有密切的关系的观点。2012年12月17日14时1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著名天气学家、动力气象学家,浙江 [1] 嘉兴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地理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大气环流和天气动力学研究工作,并为中国天气预报业务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大批天气预报的专家。对中国寒潮和梅雨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划分了入侵中国的寒潮路径,指出中国长江流域的梅雨与东亚的北半球大气环流的突变有密切关系。在中国最早将卫星资料用于大气分析和预报的研究,提出东亚季风是独立于南亚季风但两者又有密切的关系的观点;系统研究中国暴雨的活动规律、机制和预报,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天气预报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5年1月起兼任南京大学气象系(现为大气科学学院)教授。2012年12月17日14时14分,陶诗言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2]

陶诗言先生是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全球气候计划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陶诗言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大气环流和天气动力学研究,为中国气象预报业务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系统研究了中国暴雨的活动规律、机制和预报,是中国最早将卫星资料用于大气分析和预报的研究者和指导者之一。在对中国寒潮和梅雨的研究中,划分了入侵中国的寒潮路径,指出中国长江流域。的梅雨与东亚和北半球大气环流的突变有密切关系。在对亚洲季风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东亚季风是独立于印度季风,但两者又有密切关联的观点,使中国季风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60年代初,又为中国“两弹”试验提供了准确的气象保障,先后荣立一等功和二等功。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6年获香港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六月的京城,阳光倾泻在每一条街道上。繁华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家属大院,陶诗言院士家中。

“来,你把椅子搬这儿来。”先生一口地道的江浙口音,语调平和又亲切,但节奏很快,中气很足。他说,平常我的学生来我家里就坐这个位置。这样轻松随和的氛围,竟和蔼得如同一位拉家常的老人家。“从多年的科研经历来看,您认为什么是科研人员最重要的素质?”陶诗言毫不犹豫地回答:“会抓问题。”他进一步说,我认为搞科研必须具备三个素质,第一是发现问题的能力,第二是找寻到解决方法的能力,第三就是要有不怕失败、不怕困难的勇气。而这三点中他最看重第一点:“发现问题”。

陶诗言院士在季风方面的研究成就为国际所公认。他为中国当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许多论著,发表科学论文80余篇,专著8本。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同叶笃正、顾震潮等一起合作完成《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论文3篇,均发表在国际著名气象学杂志《Tellus》上。他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获国家科委和国家农委颁发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奖,1987年因东亚大气环流研究(与叶笃正院士等合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之暴雨》研究获199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由于成就突出,他于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

“要抓住问题”,他用自己一生践行着这个原则。在6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就是这样要求自己,从国家之所急出发,抓住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问题进行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叶笃正院士合作,共同研究了东亚大气环流。当时对冬季寒潮的预报深深地困扰着广大预报员,他从北半球大气环流出发,提出影响中国的寒潮主要有三条路径;60年代,他看到卫星云图已在发达国家用于天气预报,率领学生开展了卫星气象学研究,总结出一套卫星云图应用方法推广到全国;70年代,他对暴雨以及中小尺度系统的天气学特征及动力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80年代后,他牵头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开展季风研究,使中国在季风研究方面跨进世界先进行列。

1950年3月,由涂长望、赵九章提议,中央气象局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一起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该中心是现国家气象中心的前身。陶诗言任中心副主任,预报中心每天都向国内和朝鲜前线发出短期和中期预报,并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和东亚地区天气分析和预报方法的宝贵经验,为他以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年代以后,中国开展了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攻关和试验。从1963年到1967年,他多次为这些国防科学技术的试验提供了准确的气象保障。由于他在天气预报上的突出贡献,1956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60年代末,为填补气象卫星云图应用于日常的天气预报业务这项国内空白,陶先生着手研制卫星云图的接收设备,编纂了《中国卫星云图使用手册》。他还利用卫星云图发展了一套识别天气系统的方法,特别是预报台风发生、发展的方法,至今还为广大气象台站所使用。

在做预报、搞科研的过程中,陶诗言培养了大批青年业务骨干,他们当中很多人已成为一些省市气象局、台的负责人。今天,86岁高龄的陶先生依然带着两名博士生。他敏锐的科研视角,卓越的洞察力和领悟力,像空气一样,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在学生眼里,他对科研的好奇心,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从来不对别人说你应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但他会常常主动谈起某篇论文、某个作者、某个报告里特别具体的地方,使学生在看似不经意的交流中得到启发。

他常对学生说,一个东西你去看它,要从自己的角度看出它的价值来。读书,不是为读而读。比如看文献,有的是思想方法新奇,有的是文笔优美;有时甚至通篇看完,你认为这个推论是不成立的,但或许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精彩,有一幅图比较独特,这都是可取之处。无论它有什么样的不足,都不应该妨碍你去欣赏它并从中获取所需。

读书还需要的另一种眼光就是找不足,要看它有没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你应该怎么去完善它;如果看出了不对,要敢于质疑。“在先生带我的三年里,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这个四个字:为我所用。”张小玲,他的1998级博士生说。“除了在大方向上对学生的把握,他还纠正小的偏差。当先生将我看过的原版文献返给我时,我惊讶地发现,上面用笔密密麻麻地做满了记号。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前天问我的一篇论文,我回家又想了一下,觉得还是换个词更好些。”

“刚读陶先生的博士生时,听到有人问:‘先生事务这么多,有精力管你们吗?再说了,先生年龄这么大了,还能教出多少新东西呢?’然而三年时间过去,我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太多了。他一直在跟踪国际前沿课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中科院大气所工作的卫捷坦率地说。在陶先生眼里,搞科研是不能停止接触新东西的,因为一个人只有看到的、听到的,是最新最前沿的,才能想到、说出、做出最前沿最有用的来。止步不前无异于科研生命的终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先生掌握英、日、德、俄四种语言,早在嘉兴一中上学时的数学、物理课本就是英文教材,另外几门外语则全靠自学而来应该说,深厚的外文基础给他获取国际前沿知识以极大的帮助。但他认为,掌握外语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更新,是学以致用。因此回顾一生,他否认自己是“关在房间读书写文章做学问的人”。

音乐、小说、足球和白开水

上午九点,陶先生家的客厅。窗子朝东,先生家的窗帘拉到了最大,很严实地挡住了夏日的阳光,也挡住了一切的喧嚣。窗外的汽车、人流,高耸入云的广告牌,虽近在咫尺,犹似远在天边。在先生营造的如此静谥的一方天地里,我试图走进这位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科技兴衰沉浮,伴随着气象事业的风风雨雨,屹立于大气物理学的浪尖潮头86岁高龄的智者心灵。

满眼是完全的朴素。房子是1989年搬进来的旧房子,地面是城里居民家中如今很难见到的“原装”水泥地。在客厅旁的卧室门上挂着竹帘,应该说,这是在南方农村很常见的竹帘。而客厅,似乎叫书房来得更确切,三只装得严严实实的书柜,俨然占了半壁江山。书,是清一色的专业书,颜色和书柜、沙发、家具一样,透着厚重的气息。然而在这样持重的颜色里,却有一小片耀眼的金黄,鲜艳、跳跃的金黄,点缀着书架的一角。它们是《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

音乐,是陶先生唯一收藏的“闲书”。除了架上繁多的音乐家传记,还有整箱整箱的VCD,有关于音乐家生平介绍的,更多的是音乐家们各个时期的作品,有他钟爱的贝多芬交响乐,从第一到第九,成套收藏。工作之余,先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将自己沉浸在这些古典音乐中,听贝多芬、肖邦、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几至物我两忘。然而对音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1997年,那一年相伴40多年的老伴离世,很长一段时间,老人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听音乐,拼命地跑图书城看书,让心中的痛苦平息。

先生的家离海淀图书城不远,很多年前他就养成了逛图书城的习惯,遇到喜欢的,就一本本地买回家,所有的好书都是一口气读完,然后共同的结局就是换了主人插在了别人家的书架上。对此他解释说,我不搞文学研究,书存在我这儿浪费,不如送人。而他爱看武侠小说,也是在中科院出了名的。“陶老,最近手头可有好书?”就是单位里一位熟人和他见面的问候语。常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北京晚报》。年过八十的他,就这样保持一颗年轻、敏感、跳跃的心。

“足球我喜欢。”要不是亲耳聆听,谁会相信这话是从陶先生嘴里说出的呢。“小学时我就在家门口的体育场踢足球,中学时还是校队的右前锋。”提起这些,老人的眼神都显得年轻起来。他说,大学时来到重庆,没有足球场,当时觉得好遗憾。“现在我早踢不动了,但是电视转播赛,像欧洲杯、世界杯,只要时间排得开,我一定一场不落。”

5时即起,多年如此,老人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晚上9点停止手头工作,看看报,9:30准时就寝。“我只喝白开水”。先生一辈子不嗜烟酒,连茶叶都不用。受其影响,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大儿子、儿媳也爱上了白开水,家里的茶叶只能用来送人。

简单即最好。老人眼里的物质生活,就是他喜爱的白开水。

“我们嘉兴,一共出了十个院士。”谈起往事,就会忆起家乡,先生眼中就会流露出无限的眷念之情。

1919年8月,陶诗言诞生于浙江省嘉兴县,那里有永恒的儿时记忆,有梦里门前弯弯的小河,有屋后体育场上的快乐时光。他说自己幼时“顽劣得让老师头疼”,及至初中突然发愤,那时孤身一人在嘉兴一中求学,寒暑假时才能与远在南京工作的父母团聚,每学期都拿到10元钱的奖学金。两年半后,他跳级到当时著名的南京中学。1937年,考进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二年级时转入地理系气象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陶先生说,在留校的第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1944年底的一天,当年刚上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赵九章与中央大学地理系资深教授涂长望交谈,问涂能不能给找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去研究所工作,涂长望当即举荐:“陶这个年轻人才干非凡,很有希望。”赵九章找陶诗言谈了半个小时后,对他说:“明天上午有个车过来,你跟我走。”涂长望过来对他交待说,中央大学的事你别管,办手续、代课这些事由他来处理就行了。“第二天我铺盖一卷就上路了”。60年后的今天,陶先生讲起这段往事,依然生动清晰如昨。“德国有个著名的物理学学家MaxPlank,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从一个很小的城市来到柏林大学求学,一下子眼界大开,我深有同感。”

位于重庆近郊的中央气象研究所,对年轻人的淘汰制很厉害,招进来的年轻人都是一年一评,每年能留下的不到五分之一,年底拿不到聘书就自己离开。严厉的体制下,陶诗言更加发愤。在这里,他得到了当时兼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的亲自点拨,得到了赵九章等国内外一流的教授学者手把手地精心教诲。即使在国难当头的战时后方,立志科学报国的学者仍一丝不苟地工作,这些极大地感染了他。“老所长每天晚上要到房间里来和我们讨论问题,看你有没有新思想。大家讨论得很激烈,而且老师还希望你最好能把他驳倒。”

历经春的磨炼、夏的耕耘,迎来秋的丰硕、冬的厚实。及至暮年,陶先生依旧惜时如金。前两年所里的图书馆和会议室在同一幢楼,每次通知九点开会,他总是八点到,为的就是能在图书馆呆上一小时。如今先生每周的日程仍排得满满的,每个月里,他总要抽出时间来,步行两站多路去办公室。

陶诗言在国际大气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然而其宁静平和却远出世人所料。作为大气科学领域的权威和资深院士,一生从不为盛名所累。就像他会很直接地对学生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某某做得比我好,建议去找他请教,效果会更好。他曾说,自己最多只能算个“中等资才”,要说优点,恐怕只有一个,就是有韧劲,不怕失败,自认为配得上“锲而不舍”这个词;而得以遇见竺可桢、赵九章这样的良师,叶笃正、顾震潮这样的益友,则更是人生中的大幸。

他浓厚的好奇心,旺盛的求知欲,在细节上处处有迹可循。在中科院,记者听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今年5月先生参加云南国际季风会,会后代表们去石林,天气又热又晒,车上的人全都困得打盹,一路上只有他好奇地向导游问个不停。下车后,考虑到陶先生年事已高,会议主办方特意交待一名随行医生跟上,岂料陶先生健步如飞,医生中途返回。他兴致勃勃地登上最高峰后说,我1992年来过这里,是陪着一位日本客人来的,因为当时客人感到身体有些不适,我就留在下面陪他,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会故地重游,一了上回心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诗言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气象学的研究工作。建国初期,国防与经济建设都急需气象服务。1950年3月,中央军委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通力合作,成立了“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候资料中心”。由陶诗言出任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顾震潮任主任)。中心的任务一是完成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气象保障任务,二是向国内发布天气预报。作为中心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陶诗言一心扑在气象预报事业上,与大家一起不辞辛劳、埋头苦干,从填图到分析预报,他样样都干。遇到有灾害性重大天气事件时,往往由他负责签字发布天气预报。当时的中心每天都向国内和朝鲜前线发布天气预报和气象情报。为新中国的天气预报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在实践中建立和总结了各种天气预报方法,陆续发布了寒潮、台风、暴雨、霜冻、中期降水等预报,填补了中国天气预报史上的空白。陶诗言从天气过程的天气学实例分析及统计分析总结出来的一些研究报告,如寒潮预报,在当时成为全国气象工作者人手一册的《天气预报手册》,对于指导天气预报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先后发表《中国冬季寒潮前后天气型式转变过程的研究》、《寒潮预告的几点经验》、《关于苏联的平流动力分析法在东亚应用的几个问题》、《东亚温带低气压的统计研究》等主要论文。他利用当时日益稠密的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及少数的高空观测资料,系统地划分了入侵中国的寒潮路径,这一研究成果,至今仍在中国气象台站寒潮路径的预报中被广泛应用。陶诗言在寒潮研究上第一次提出了寒潮过程爆发是高空大型天气过程急剧调整结果的新观点。他发现亚洲阻塞形势的崩溃也是导致东亚寒潮的一种常见高空环流形势。他用从高低空流场相联系的观点分析东亚寒潮的爆发,使预报时效延长3天左右,而且寒潮预报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作为一个气象学学家,陶诗言学识渊博,在许多领域中研究成果卓著,他的特点是善于将气象理论与预报实践相结合。自1950年以来,虽然他主要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以及大气物理所从事气象学研究工作,但他始终保持与生产业务预报部门的密切合作,参加了气象局中央气象台、卫星气象中心等许多工作,这些工作促进了科研机构和业务预报部门的协调合作。对于指导和提高预报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8月,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由于陶诗言等人的正确判断和预报,使国家和人民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一成功的预报,受到国务院的嘉奖。由于他在工作中有突出成绩,1956年,被提升为研究员。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展了核弹、导弹等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国防气象保障预报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陶诗言等人毅然接受了这项预报任务。1964-1967年,他多次到试验基地工作。每次去基地,他跟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吃苦耐劳,有时连续几天不睡觉,以极大的责任心,顺利地完成了国防试验的气象保障任务。为此,陶诗言荣立个人一等功和二等功各一次。此外,他还帮助部队培训气象人员,当年他所培训的20 多名军队气象员,如今都已成为各个特种部队气象部门的高级指挥员了。

50年代末,他首先倡导了对平流层大气环流的研究,并亲自参加了平流层环流的季节变化及其与对流层环流的相互关系研究。60年代末,业务气象卫星开始实行传送APT云图,陶诗言及时指导中国气象卫星接收和卫星资料应用的研究工作,并亲自参与中央气象台卫星资料的应用研究,开创了中国利用气象卫星监测灾害性天气,从而提高了天气预报水平。1981-1985年,陶诗言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与国家气象局的几位专家合作,研究利用卫星云图分析预报台风的移动、强度变化以及灾害性天气出现的分析预报方法,提出了一个分析预报程序,目前已在中国沿海各省台风预报业务中普遍使用。这项研究在1985年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他的气象理论与预报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贡献为气象界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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