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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

瓦窑堡,是陕北名堡,享有“天下堡,瓦窑堡”之誉。以瓦窑堡会议而全国知名,有“瓦窑堡革命旧址”。详见“瓦窑堡革命旧址”。瓦窑堡镇地处子长县城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子长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详见“瓦窑堡镇”。 [1]

元初的瓦窑堡,南北长而东西窄,横卧龙虎山东端。东面南河环澜,岸接平川;西靠龙虎山、七楞山(中原山),层峦叠嶂;北濒秀延河,悬崖峭壁,四周群山环绕,南河、秀延河交汇而形成滩涂,临河砌堤,逐渐形成了城郭。明、清时期,原来的旧城堡,经多次整修,至清雍正年间,已形成了陕北一带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贸易发达。同治年间,回民义军入境与驻防在瓦窑堡的清军相抗衡,烽烟不断。同治七年(1868),义军攻占瓦窑堡,年底降了清王朝。此时的瓦窑堡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几乎变成了废墟 [2]

与这座城堡兴衰相关的是,后人常常称道的“龙大人”龙锡庆,字仁亥,湖南人。时任延安府绥德知州(一说知县)。同治八年(1869),回民义军首领马华隆降而复叛,再次举兵东下,遍及陕北。《陕西通志》载:“陕西北山,异常疾苦,自金积堡回逆窜扰以来,延、榆、富各州县处处告警,几至不可收拾。”龙锡庆率清军于绥德、清涧、安定、怀远各地,迎剿截击,屡有战功。同治十年(1871)4月,龙锡庆率各军分扎在瓦窑堡等处,奉旨安民。由于战乱,安定县已是“鸡犬不留”,狗和猫都须从山西购回。全县第一次赈灾时,仅仅召集来40人。为此,他先后六次迁民,发放赈粮,鼓励垦植,并按照新垦地发给籽种和农具。

同时,为了便于驻防,保境安民,龙锡庆率军民在城堡的东南侧修筑新城(即龙公城)其北临秀延河到南河相交处折而向南留一水门,供汲水者出入,上建财神庙、戏台;溯南河而上留一城门,称为东门;再上至长禾峁折西而行,中留一门(民国初改称中山门);接旧城堡筑南城门,并书有“龙公城”门楣;沿旧堡西墙建西门,门额镌刻“望瑶堡”三字。中山门以北直去,为一条石板铺就的街道,两侧设有店铺商号。经过这位“龙大人”和军民的共同劳作,遭劫的古城堡不但规模扩大,增强了防守能力;而且恢复了城堡昔日的安宁,民众得以休养生息。

这位龙大人,不仅注重军务,安抚人民,而且还十分重视教育。他在龙虎山修建了“正谊书院”,并不惜耗费巨资在杨家园则和张家沟两处购买几百垧川地,作为“学田”。清末至民国初,安定县不少的知名人士,均出自该书院。安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这位“龙大人”息息有关。因此,把他推为安定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当之无愧。

经过数载的苦心经营,安定县百废俱兴,大功告成。于是在河东郭家楼修建“成功祠”一座。龙锡庆离任之日,瓦窑堡民众纷纷走出郊外,夹道欢送。为了纪念他,把它曾住过的巷改称“龙公巷”,在正谊书院修建“龙公祠”,勒石以志(后因战乱毁弃)。

这座古老的城堡,不仅饱含着岁月沧桑,见证着历史文化;而且它本身还承载着人们的美好向往,演绎出富有浪漫色彩的动人故事。据说瓦窑堡原名望瑶堡。相传很早以前城西的中原山是坦荡如砥的平川,这里住着一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名叫大山。他家贫如洗,靠打柴卖草为生。西天瑶池王母娘娘的小女儿爱他勤劳善良,私自下凡和他结为夫妻,恩爱异常。他成亲还不到百天,王母娘娘派天兵将小女带回天庭,活活拆散了一对恩爱夫妻。大山眼望瑶池,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慢慢就变成一个大土堆。那土堆一天向上长一大截,到了第七天,竟长成七楞大土山。王母娘娘得知此事后,怕大山长得接上天,便抛下面铜镜,把大山压住。从此大山再也长不上去了。但是,倔强的大山还是终日眼巴巴地望着瑶池,盼望夫妻团圆。于是,人们把这里叫做望瑶堡。这座大山也就叫中原山,又因它有七道塄,所以又叫七楞山。后来,因当地烧砖瓦的陶窑很多,人们以讹传讹,将望瑶堡叫成了“瓦窑堡”。因为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为这个古老的城堡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

在瓦窑堡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这里成为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的所在地。人民共和国一代开国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等,曾在这里叱咤风云,留下了壮丽的革命史诗。同时,在这里先后走出了以民族英雄谢子长为代表的10位将军和一批革命英杰。因而,这座古老的城堡,又成为闻名遐迩的塞上红都。

瓦窑堡,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以她不倔的英姿,向人们默默地叙说着昔日的峥嵘岁月,也昭示着未来的辉煌前景。

瓦窑堡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1935年11月7日~1936年6月21日为中共中央驻地。

旧址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会址,旧址现存了20余孔砖砌窑洞,包括瓦窑会议旧址、中央军委旧址、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址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旧居等。瓦窑堡会议旧址为院落1座,内有面东的砖窑5孔,正中一孔为会议室,北起第二孔为张闻天旧居。毛泽东旧居有东征前、后居住的砖窑两处,均为东向,一处4孔,一处5孔。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率部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到达瓦窑堡,住城内中山街中盛店院内。院落坐西向东,有砖窑两排,前后院由砖砌过洞连接。毛泽东居住在后院右起第1、2孔窑洞内,两孔窑洞有过洞相连。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从这里出发,率领红军进行东征。5月21日,东征取得胜利后,又返回瓦窑堡,住城内前河滩二道街一院落内。院内有砖窑5孔,坐西面东,毛泽东住左起第2孔和第3孔窑洞内,第2孔窑洞筑有地下防空洞。刘少奇旧居,位于城内铁狮子巷一四合院内。当时,由刘少奇任委员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西北执行局机关即设于此。1936年1月17日,根据中共政治局的决定,刘少奇离此往天位于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1935年11月7日~1936年6月21日为中共中央驻地。旧址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会址,西北军委(中央军委)旧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旧居,共有两处。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史称“瓦窑堡会议”。还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位于城内米粮山东南麓一所大院内,1936年6月1日,在此举行了红军大学开学典礼。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将瓦窑堡革命旧址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周恩来的旧居位于城内前河滩靠城墙边一大院内,此院同时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张闻天旧居于城内二道先街田家院。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史称“瓦窑堡会议”。还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位于城内米粮山东南麓一所大院内,1936年6月1日,在此举行了红军大学开学典礼。 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将瓦窑堡革命旧址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定(今子长县)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24年(民国十三年),共产党人即在此活动。1931年~1935年(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先后有9支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与敌对势力周旋。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陕北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赤源县苏维埃政府在境内白庙岔成立,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4月,境内大部解放,并和延川、安塞、延长、靖边、保安(今志丹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0月2日瓦窑堡(bǔ)解放,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于十月三日由延川永坪移驻于此,瓦窑堡遂成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心。

10月19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经短期休整后,于10月底经保安东进。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在甘泉县下寺湾村听取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汇报,随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下同),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毛泽东率第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指挥前线作战;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设于瓦窑堡,负责管理前方供给、兵站及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军分区。

1935年11月7日,洛甫、博古、罗迈(李维汉)、董必武、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抵瓦窑堡。市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数千人至南门夹道欢迎。

1935年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下同)。决定西北办事处为陕甘晋苏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其最高领导机构为主席团,由博古任主席,下设财政部(林伯渠任部长)、土地部(王观澜任部长)、国民经济部(崔田民任部长)、教育部(徐特立任部长)、司法内务部(蔡树藩任部长)、劳动部(邓振询任部长)、工农检查局(罗梓铭任局长)。翌年一月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交际处(伍修权任处长兼秘书长)。

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陕甘晋省撤销。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马明方任主席)、陕甘省(王生玉任主席)、关中特区(秦善秀任主席)和神府特区(乔钟灵任主席)。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和中共神府特委(杨和亭任书记)。

1935年11月12日,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刘少奇任委员长,高长久任组织部长,蔡乾任文化教育部长,朱学辉任国家企业部长,管瑞才任社会福利部长,刘群仙任女工部长。嗣后,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在瓦窑堡召开,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全体人员莅会,讨论和修改工会章程,起草《工会选举法》,决定将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委员会(同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合署办公)。

193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接续江西停办时刊期,出刊第241期。

同月,原苏区中央局改称西北中央局,书记洛甫,下设宣传部(洛甫兼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白区工作部(张浩任部长)、组织部(罗迈任部长),履行中央职责,领导全党工作。

直罗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前线出发转道安塞于十二月十三日秘密抵达瓦窑堡,中央军委亦随之迁入瓦窑堡下河滩。瓦窑堡遂成中国革命的红都。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2月前,陕北存在着地域隔绝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拥有红26军;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领导,拥有红27军。2月5日,双方经过协商,在安定周家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2月21日谢子长逝世后,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两个苏区联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

同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先后派原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朱理治、原中央组织秘书聂鸿钧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一说中央代表团),领导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处理陕北党“右倾”问题。

代表团听信郭洪涛等人的“情况汇报”,认为陕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认为陕北形势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伟大阶级决斗的前夜”,革命力量已超过反革命力量,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

1935年9月7日,红25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①,程子华被吸收为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成员。代表团下令取消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刘志丹等陕甘、陕北红军负责人排挤出主要领导岗位。

正值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主观武断地认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者是“右派”、“反革命”,从而进行了为时两月的肃反运动。九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并派人分别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

10月初,劳山战役刚结束,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遂以指挥北线作战名义调刘志丹回瓦窑堡。刘行至安塞县真武洞时,路遇赴前线传达命令的通讯员,从陕甘晋省委给前线的指示信里看到逮捕红26军和陕甘边领导人名单,他亦名列其中。为使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致丧失,他依原样将信件封好,嘱咐通讯员送往前线,自己星夜驰至瓦窑堡,以图说服省委制止肃反。6日凌晨,刘志丹刚进入省委大院,即遭保卫局逮捕。前线遂将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刘景范、马文瑞等高级干部秘密逮捕押至瓦窑堡保卫局,并将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领导干部及一些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200余人杀害。②

刘志丹等60余人关押于西北保卫局(原汇川通商号,今子长县副食公司院)。保卫人员给他们戴以重镣,爬宽不盈尺砖壕,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手段昼夜审讯,索取口供。

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苏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引发了陕甘、陕北红军与红25军间的误解,陕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从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等人反映的情况获悉陕北正在肃反,且处于步步升级之中,于是派罗迈、贾拓夫带一个连队和无线电台作为先遣队找寻陕北红军和刘志丹。罗迈等在甘泉县下寺湾遇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郭洪涛、程子华,得知刘志丹等关押于瓦窑堡,随即通过电台向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③并指示王首道(中央保卫局长)、贾拓夫(中央军委总政破坏部部长)、刘向三等先行到达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以防止事态发展恶化。1935年10月30日,王首道一行到达瓦窑堡,传达了中央命令,接管了西北保卫局。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并于当天下午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景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高岗、朱奎、王居德、王家娃(刘志丹警卫员)等18人。

西北中央局组成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罗迈、郭洪涛为委员。委员会审阅了戴季英(西北保卫局局长)提供的案卷,并进行广泛调查,认为刘志丹等不是“右派”、“反革命”,强加的罪状不能成立。1935年11月26日,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第二高小召开平反大会,洛甫主持,博古、邓发、张浩、朱理治、聂鸿钧、戴季英及党务委员会成员和陕北部分干部参加。王首道宣读《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刘志丹等人是无罪的,应予以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刘志丹在会上发言:这次肃反是错误的,同志们受了委屈,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是非,正确处理的;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希望受委屈的同志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会上由王首道宣读中央《关于戴季英、聂鸿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议》,决定给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聂鸿钧以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听取了王首道处理肃反事件的汇报,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④12月中旬,关押人员全部释放。

瓦窑堡(bǔ)会议是在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面临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会议在讨论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时,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会议还对党的若干政策予以必要的改变,如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白军政策、富农政策、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政策、华侨政策,从而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保证了党在新形势下,在及其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瓦窑堡会议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瓦窑堡曾在1935年至36年间为中共中央驻地,著名的《八一宣言》也起草于此。如此重要的红色景点,喜欢历史的当然不可以错过,旧址为窑洞形式(似乎延安的大部分红色景点都位于窑洞中),主要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会址,西北军委(中央军委)旧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旧居等纪念地等景点。多是通过图片和实物进行展示。整个旧址并不大,大致一小时左右就可以游览完。

外部交通

铁路:每天有两趟夕发朝至的列车从西安至延安之间对开往返。

公路:延安市内有210国道通过,北可以到榆林,南可以至西安,十分方便。

内部交通

乘延安至子长县城的班车或火车可达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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