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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独立(俄文:Внешняя Монгол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英文:Outer Mongolia independence),亦称库伦独立, [1] 指从清宣统三年(1911年)12月29日博克多格根称帝“独立”, [2] 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从中华民国独立期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3] 外蒙古与内蒙古在清代和民国初年同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包括现在的蒙古国以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苏条约谈判中,中国确认了外蒙古独立的现实。 [4-5]

今日外蒙古大部分地区属蒙古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唐努乌梁海地区则先后被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控制,之后一部分被并入苏俄(现俄罗斯联邦),另外一部分则被并入蒙古国库苏古尔省。

1921年11月25日蒙古人民党建立君主立宪蒙古,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从中国独立,当时的北洋政府并未承认。 [6]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前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根据公投结果独立。次年,对独立予以承认。 [7]

1952年,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以苏联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由引发“控苏案”,从此不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8]

1961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当时占据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弃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8]

主词条:清朝蒙古

13世纪初至清末之前蒙古高原是蒙古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这一地区,建立了蒙古帝国。其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包括现在中国的大部、蒙古高原、外东北等。明朝时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外,维持北元政权,与明朝对抗。后来满族统治者与漠南蒙古(即内蒙古)诸部结盟,建立清朝,入主中原。其他漠北、漠西蒙古部族也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

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颇有不同。他们或与满族统治者联姻,或被武力征服。清代将蒙古分为设官治理的内属蒙古和由札萨克世袭统治的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归附清朝较早,多与皇室联姻,后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部分。外札萨克蒙古多为清军征伐准噶尔部期间内附或被迫投降,地位在内札萨克之下,而属于外札萨克的喀尔喀蒙古在康熙年间经“多伦会盟”归附清朝。 [9] 清代后期的官方文书中出现了“内蒙古”和“外蒙古”的概念。“内蒙古”指内札萨克蒙古49旗,“外蒙古”指外札萨克蒙古86旗,有时则只指喀尔喀蒙古。

从16世纪起,沙俄经营西伯利亚,与蒙古地区开始往来。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清朝管辖。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的条款。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

20世纪初,面对外蒙古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深重的边疆危机,朝中大臣和一部分比较开明、接触国内外新事物较多的外藩蒙古王公,也提出了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奏议。他们主张要在蒙古设立大小学堂,修铁路,开银行,办邮政,兴办工商、垦牧各业,以及练新兵、办巡警,改良旗政,并提出要采用吸收先进技术和经验。 [10]

于是清政府在当地推行“新政”。库伦办事大臣辖区(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的新政进展较大,外蒙古新政是当时中国清末新政的一部分,但它不顾蒙汉民族差异和蒙古族人民的权益,盲目放垦、征收重税、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指库伦)各旗,为之一空”, [11] 国家参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了国库,引起了内外蒙古王公和旗民的强烈反抗,一些王公开始谋求外国支持反抗清廷的“新政”, [12] 辖区两盟长以及哲布尊丹巴管理的沙比衙门的首脑,于宣统二年(1910年)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呈报,称“蒙古人民已经忧心忡忡地接到了几道要他们执行新政的命令,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比的台吉和牧民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 [13]

反观俄国对王公喇嘛极尽拉拢煽动,派遣“探险队”、“考察队”进行活动,“俄人笼络活佛,无所不至。所以维土人之心者,即以施进取之术也。凡商人来货,首献活佛,以顺其欲。且活佛庙中,时有俄女出入,更以狐媚手段,行其狼吞之心”, [14] 自八世哲布尊丹巴少年时代其俄国驻库伦领事就给其大量奇珍异宝使他逐渐产生亲俄思想。 [12]

日俄战争后,俄国在侵华问题上改变方针,由与日本正面争夺变为与日本勾结合谋侵华,先后与日本签订几次密约,划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 。1912年7月8日,与日本签订了第三次 《日俄密约》,在蒙古地区划分各自的特殊利益范围,即以东经116度27分为分界线,“日本在此线以东的蒙古东部和满洲享有特殊利益,俄国在此线以西的蒙古西部享有特殊利益”。 [15]

宣统三年(1911年)7月10日“丹书克”节,以库伦活佛为首的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以会盟为名,在库伦郊外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议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独立首倡者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出访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 “接纳喀尔喀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得到沙皇俄国军事支援。 [16-19]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逐渐瓦解,发生了哲布尊丹巴沙比纳尔属下喇嘛与库伦大臣衙门大规模斗殴的事件,在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代理领事拉多夫斯基的策动下,杭达多尔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 [20] 12月1日,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集合库伦,和俄国哥萨克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正式通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喀尔喀已“将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三多势单力孤,走投无路,于次日避入俄国驻库伦使署请求保护,12月4日,在哥萨克兵的护送下离开库伦,然后经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之前格根活佛曾因一札巴犯法向三多求情但不允)。 [21-22] 12月29日,博克多格根在库伦登基,“蒙古喇嘛教的大主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一个布满符咒和神怪偶像的仪式中,登上了一个新的大蒙古国‘神圣皇帝’(博克多汗)的宝座”, [23] 史称“博克多汗国”,后自称“日光皇帝”,汗号“额真汗”,年号“共戴”。以曾赴俄乞援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 [24] 此独立未被当时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25-26]

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后,库伦蒙军5千余人,由伯颜帖木林海山,马克思尔扎布、丹毕坚赞(黑喇嘛)及惠斯列克达木丁苏荣等人带领下派兵西侵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外蒙古各旗札萨克未加抵抗,乌里雅苏台将军被押解出境,只有科布多的杜尔伯特汗噶勒章那木济勒不独立,照旧听科布多参赞大臣节制。1912年,马克思尔扎布率外蒙古、俄国联军攻陷科布多城,前清守军仅300余人。民国驻疆汉军都督府曾东援,因被阻击而未成。苦战数月,力不支,城破,科布多全境陷落。城中除蒙古人以外所有平民被民族灭绝,末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钅闰(ruàn)及驻防清军七百余人被蒙古军押解出境。 [27]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拟派兵入外蒙,遭到沙俄的反对。由于当时国内局势不稳,故袁世凯北京政府并未就外蒙古问题与沙俄进行交涉,只是一再宣告:“外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沙俄尚没有立即公开吞并外蒙古的打算,担心马上吞并会引起国际干涉。 [28]

1912年11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茨在库伦与外蒙“内阁总理大臣”那木囊苏伦签订《俄库条约(俄蒙协约)》及《俄蒙协约专条》,俄国以支持蒙古自治换取在外蒙享有排他性商业地位,对中国在外蒙主权只字未提,引起中国不满。 [27] [29] 11月18日,共戴蒙古国外务部照会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日本、丹麦、荷兰、奥匈帝国外交部,要求各国承认其“独立”。 [26]

1913年9月18日,俄国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派中国外长孙宝琦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达成《中俄声明文件》,其内容对华更为不利。中国让步,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协约》及其专条,换回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蒙权力已由主权沦为宗主权。 [30]

《中俄声明文件》规定:1、“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2、“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3、“中国允诺不于外蒙古境内驻军、设官、殖民,外蒙古自行办理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俄国也答应“不派兵、不殖民、不干涉外蒙古内政”;4、“中国承认俄国的调处”;5、“凡关于中俄两国在外蒙的利益等问题均应另行商订”。并附件:1、“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2、“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由中、俄、蒙3方共同协商”;3、“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31]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约)》,将此声明具体化。 [32] 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与共戴年号”。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 [33] 此时外蒙古上层的僧俗两派斗争趋于白热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人毒死了“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与赛音诺颜部亲王那木囊苏伦,压制了世俗王公的势力。 [34]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35] 1918年春天,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布里亚特族商人、富农、官吏及军官大量逃往外蒙避难,使哲布尊丹巴活佛产生了对“赤俄”的恐惧之心。 [36]

1918年5月28日,外蒙“外长”车林多尔济通知都护使陈毅,外蒙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

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俄内战而无暇顾及外蒙古,因此蒙古的亲俄势力逐渐转弱。再加上俄国利用俄蒙协约实行垄断攘夺,加之不断贬值卢布,使蒙古王公平民遭受损失,更激起外蒙的怨恨,转而倾向于中国。到1919年6月,觊觎蒙古的白俄“西伯利亚军团长”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再度蠢蠢欲动,试图武力进犯外蒙,哲布尊丹巴及库伦当局大为恐慌,向陈毅要求北京政府派大军入蒙、加以保护。双方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但是被由喇嘛控制的“议会”否决,于是外蒙古王公单独组成请愿团,进京直接向徐世昌大总统请愿,要求立即将外蒙撤销自治。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外蒙自治官府的“外长”公车林多尔济、“司法总长”车臣汗那旺那林、“陆军总长”曼彦多尔济郡王(赛音诺颜部将军),以及各部次长(也都是外蒙各旗的和硕亲王、郡王、贝勒或贝子)。 [37]

北京方面,自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就一直在筹划出兵外蒙、呼伦贝尔和西伯利亚之事。1919年4月,民国总理段祺瑞及陆军总长靳云鹏任命安福系军阀徐树铮将军为“西北筹边使”。 [38] 此时正值此时陈毅与外蒙方面谈判取得成果,于是段祺瑞政府命令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主持撤治之事,以夺陈毅之为己功,重振皖系的政治声望。皖系将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陈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民国总统徐世昌“俯如所请,以顺蒙情”,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西北边防军)在库伦、科布多等地驻防,并派兵收复唐努乌梁海。 [39] 但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不顾其传统习俗,全面推行新政改革,致使外蒙古上层集团对北洋政府的统治更加不满。 [37]

1918年末至1919年初,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先后成立了两个秘密革命小组牧民出身的达木丁苏赫巴托尔领导的库伦小组和霍尔洛乔巴山领导的领事坡小组。1920年6月在苏俄的帮助下两个小组合并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建立牧民阶级的革命政党蒙古人民党(1925年3月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 [40]

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战败,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伦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男爵罗曼冯恩琴的所谓“亚洲骑兵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 [41] 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针对外蒙的事态,中国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但当时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作霖意在关内争夺地盘,无意到外蒙与恩琴作战,对于驻扎外蒙叨林的张景惠在徐世昌再三促令下向他请示之时大骂:“予教汝统率大军入关,将欲直向南下,汝何故北指,自投死路”。 [42] 恩琴则一方面向中国北洋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出所谓“恢复外蒙古自治”的公告,一方面秘密致信张作霖,表示愿意将外蒙交给张作霖,但条件有两个,一是在外蒙古保留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地位,二是共同在中国恢复大清帝制。其他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地区的军事冲突。 [43]

主词条:1921年蒙古革命

1921年3月13日,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在俄国境内的特洛伊茨科萨夫 斯克成立。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同时蒙古义勇军击退了科布多的北洋军队,临时政府迁至科布多。随后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苏俄称“得派驻蒙古首都全权代表、及驻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阿拉坦布拉克等处领事,并得经蒙古国民政府之同意派遣领事于其它各处”, [44] 并与外蒙古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 [45] 对此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24年4月17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 [46]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不承认外蒙独立。但是该条约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苏军并没有撤出中国,当时报纸称外蒙各个重要地区均有苏军驻扎,仅库伦一地就有3000苏军。 [47-48]

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与第三国际支持与行动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苏联驻军。 [45] 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1932年由于蒙古人民党政府模仿苏联的建设模式,对喇嘛、贵族进行了镇压,11月爆发了牧民武装暴动,还蔓延到了新疆和内蒙古;随后人民党政府在驻蒙苏军支持下对外蒙古进行了大规模镇压。 [49]

中华民国则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南方兴起的国民政府从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十年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自顾不暇,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其间1928年国民党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与苏军发生了小规模战斗,之后再没有进入外蒙古。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

1939年,苏联、外蒙古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苏,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中国驻苏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接待。”但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50] 对此,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此期间,内蒙古的蒙古王公德王试图使内蒙古也独立,还建立了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5年8月8日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之际,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一百五十万苏军在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随着日本投降和苏、蒙联军的参战进军伪蒙疆政府也垮台,内蒙古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控制,1947年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自治理论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5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华民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于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须予维持;2.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苏联的优先权益须予保证,中国可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53] 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面请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外蒙古成为两个邻居。当时中国政府亦认为外蒙古鞭长莫及。 [54]

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 [55] 斯大林回答:“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53]

1945年6月26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知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 并指出外蒙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而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 [56]

1945年6月27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代表团长,率胡世泽、沈鸿烈、蒋经国、卜道明等人赶赴莫斯科。中苏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月30日至7月12日,争论重点为外蒙古是否独立的问题;第二阶段是8月7日至8月14日,争论重点在外蒙古的疆界划定、中长铁路的管理权、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与大连商港问题。 [57] 根据傅秉常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处得到的情报,可知美国认为此时为中国与苏联取得谅解的最好机会,亦认为苏方要求甚为合理,暗示中国接受苏方条件,希望傅秉常催促宋子文尽快与苏联签约。 [58] 到7月1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连续举行六次会谈,其中第二次与三次皆因外蒙古问题不欢而散,直到7 月9日第四次会议时,外蒙古问题才勉强定案。 [59] 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 [60-61] 同日,中苏两国外交部互致照会:

“中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

中华民国政府文

“部长阁下: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

“部长阅下:核准阁下照会,内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对此,杜鲁门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主权。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62]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开始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等前去参 观,代表团于10月18日抵达。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分两组参观投票。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 [63] 共有487409人参加,登记选民投票率98.4%,投票结果显示,参加的公民都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64] 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承认此次投票。1945年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次常务会议就外蒙古独立一案通过决议:1946年1月15日之前完成承认手续;1946年1月15日左右承认独立,并希望现在内蒙境内的外蒙军队于承认前完全撤回外蒙境内。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同月19日通知国民政府照办。 [65]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

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独立”

(1946年1日5日)

“(中央社重庆五日电)国府于一月五日发表承认外蒙独立之公告如下:外蒙古人民于民国卅四年十月廿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会最高委员会之审议,法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许诺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主权。

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雷法章事后对外蒙“公民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中华民国政府同苏联交恶后,中华民国政府曾于1947年8月27日于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之公正性。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份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我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 [66]

1946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苏伦扎布虽然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将签订中蒙建交协议的口头承诺,但国民政府借故拖延,始终未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中蒙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使得蒙古当局相当不满。

1946年3月6日,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检讨外交报告,王正廷等代表主张废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蒙代表要求恢复蒙古委员会。

1946年3月18日,苏联及中共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称其反动气焰嚣张、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6年8月6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选举之故,国民政府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国民政府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26]

1947年1月1日,国民党“国大”一手操纵的“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其中第四条声称“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未写明何为固有疆域。 [68]

1947年4月23日,国民政府恢复蒙藏委员会,许世英担任委员长,1948年6月1日白云梯担任该会委员长。

1947年6月2日,蒙古当局借口汉哈部队非法越过拜塔克山,还捕去蒙兵数名,遂要求驻扎在对山胡芝尔特河附近的野营部队在48小时内撤退,并交还失踪士兵与马匹。6月5日,外蒙古军队攻击驻守在北塔山的中国军队,中蒙两国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互有伤亡,即“北塔山事件”。 [66] [70] 事后国民党向苏联外交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公使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外蒙古军队在苏军协助下入侵中国新疆。苏联否认上述指控,加上国民政府反悔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国内舆论也大肆报道“北塔山事件”,抗议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质疑外蒙古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外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甚至鼓动民众推翻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 [71-73]

1947年7月28日,联合国讨论蒙古入会,中方代表反对,并与苏联代表发生激烈辩论。8月18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拒绝蒙古加入联合国。

1947年11月7日,联大苏联代表要求允许外蒙加入联合国,8日中方代表会上驳斥苏联,蒙独再次被挫败。

1948年,民国官方新出版的中国地图依旧包含蒙古(但加注释小字业已承认其独立)。 [69]

1949年,经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海峡两岸对峙局面形成。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3年台湾当局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台湾当局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是为所谓“控苏案”决议。 [75]

台湾当局“外交部”在1949年11月7日《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中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但是苏联却支持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苏联屡次违约,但国民党却‘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台当局才于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75]

1953年,台湾当局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和公正投票等条件,在联合国宣布废除条约,通过投票(联大505号决议),绝大多数国家支持“中华民国”立场。

1961年,苏联集团和非洲集团达成一揽子协议:苏联集团支持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而非洲集团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当时,台湾当局由于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而拥有否决权,可以阻止蒙古入联合国。但美国肯尼迪政府担心如此会导致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受阻,激怒非洲国家,导致他们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于是施压给台湾当局不得否决蒙古入联合国。 [8]

几经外交上的交涉,最终台湾当局同意不否决蒙古入联合国,而美国也不可以投同意票。作为回报,肯尼迪公开声明美国坚决支持台湾当局;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一案成为“重要问题”,即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且肯尼迪承诺如果任何时候美国的否决能有效地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使用否决权。

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蒙古入会案。台湾当局未参加投票表决。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台湾当局未参加表决。就此,蒋介石在1961年11月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称:“就整个世界战役来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但在防阻‘伪蒙’入会的直接目的上,无可讳言,乃是我们一次严重的失败!” [8]

12月1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提出议案: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变更问题的议案都是“重要问题案”。12月15日此案以61票赞成,37票反对,7票弃权,被通过为联大第1668号决议案。 [76]

相关法律

中华民国政府(包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一直对外蒙古(含唐努乌梁海)有领土声索, [68] 其“行宪”前相关法规以及草案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77] 《中华民国约法》、 [78] 《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 [79]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80] 和“五五宪草”。 [81]

而民国35年(1946年),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时,尚未行宪,而训政时期也尚未结束。

民国36年(1947年),内政部发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凡例八:“蒙古地方虽经我政府于民国35年1月5日承认其独立,但详确疆界,尚待勘定。”

民国36年(1947年)12月25日施行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公布训政结束程序法时,宪法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但在没有列举何为领土时,宪法有四条提到蒙古。 [82]

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时,依据宪法产生的57名蒙古地方代表实际上来自青海蒙古,并非外蒙古。

1949年11月,台湾当局向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发起“控苏案”,指控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破坏远东和平局面等过失,并列举苏联违约的证据,其中强调苏联控制外蒙古,违反了尊重外蒙古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约定。 [83]

1953年,蒋介石宣布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 [26] [84-85]

1993年4月12日,台湾地区“第二届立法委员”提案的“立法院释宪声请书“,争论“国家领土范围之界定得否由释宪机关解释”时,主张外蒙古以及中国大陆不是“中华民国疆域”。同年11月26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在释字第328号解释回答:“中华民国领土,宪法第四条不采列举方式,而为’依其固有之疆域‘之概括规定,并设领土变更之程序,以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历史上之理由。其所称固有疆域范围之界定,为重大之政治问题,不应由行使司法权之释宪机关予以解释。”

台湾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曾经定义“大陆地区”为中共控制之地区及外蒙古等。2002年1月30日,台湾当局”行政院”正式公告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及第五十六条条文”,将外蒙古排除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外,已经排除外蒙古的适用性,所以现在定义的“大陆地区”为中共控制之地区。

目前台湾当局与蒙古国在双方的“首都“(台北与乌兰巴托)互设代表处。

2004年,“行政院”通过了废除“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及“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决议。“行政院”表示,“蒙古各盟部旗已非我国统治权所及地区,因此该法已无继续施行的必要。”当时的“行政院长”游锡表示,“蒙古国是一主权国家,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与一百多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尊重国际社会的共识。”“行政院为因应实际需要,解除我国与蒙古间的交流障碍,已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将外蒙古排除于两岸条例施行区域,决定与蒙古交流事务均依照外国人之规定办理,务实推动双方各项交流,建立互惠互利的实质关系。”游锡的解释是,“我国在制定宪法前,国民政府已经正式承认蒙古国的存在,甚至当蒙古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国民政府也投票赞成,因此从历史来看,我们没有违背现实的必要,而且民国三十六年内政部所编印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中,也没有将蒙古列为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因此承认蒙古国符合现况亦不涉及违宪。” [26]

2006年1月,”行政院“将该决议送”立法院“表决三读通过,由”总统签署总统令“正式废止“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及“管理喇嘛寺庙条例”。

2012年5月21日,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民国35年我国宪法制定公布时,蒙古(俗称外蒙古)独立已为我政府所承认,因此,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

目前台湾当局已不再发行“中华民国全图”,台湾市面上所发售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均已将外蒙古排除在中国之外作为独立国家标示,教科书也照此处理。包含外蒙古在内的“《中华民国全图》(秋海棠版)”则已少见,民间也早就普遍视外蒙古为主权国家,有“地理已成历史”之讥。

1931年11月7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表示: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26] [8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属于地方割据政权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1940年1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秘文在香港披露,日本意图以东北、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来交换承认外蒙、新疆、西藏为苏俄势力范围。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共产党则对《苏日中立条约》表态:“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并为此发表社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6日新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条约。但中苏后来发表公告称:“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约定均已失去效力,但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1950年中国政府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为争取苏联外交支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承认蒙古独立,保证了苏联归还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1950年7月3日,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中蒙两国正式成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蒙古输送了工人帮助其建设。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毛泽东趁机再次提出外蒙古回归中国问题,但赫鲁晓夫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换地图,正式划定边界。1960年代中苏决裂初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试图保持中立。后来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倒向苏联一边,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 [26]

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1980年代中期,中蒙关系缓和。1990年,一个蒙古代表团28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1994年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6]

外蒙古独立运动从辛亥革命爆发后直到抗战胜利后几乎贯穿民国历史始终,其先后两次宣布独立也折射了中俄乃至包含日本、美国等的大国关系变化,作为一个牵扯多国的政治历史事件评价也比较多元。

民国元年袁世凯发给哲布尊丹巴八世的电报称:“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万无可分之理”、“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庭户,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又称独立原因为“近年边吏不职,虐待蒙民,以致群怨沸腾,激成独立”。 [87]

北洋总理段祺瑞电报中称:“外蒙横亘俄疆五六千里,倘入俄人手中,国事将不堪言。” [88]

南方的孙中山1912年致电蒙古王公:“蒙地辽远,或未尽悉。 而俄人野心勃勃 ,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夙仰贵王公等关怀时局,眷念桑梓 ,际兹国势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赖维持”; [89] 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90]

而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对民族问题极为关注,血气方刚的他写出了《征蒙作战刍议》、《蒙古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数篇文章,并公开主张武力征伐蒙古; [91] 蒋介石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访苏回程谈道:“ 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 [92] 二战尾声时期蒋本人拟定的对苏谈判要点称“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 [93] 对苏谈判时蒋在日记中认为:“外蒙古与旅顺并非中国立国之重点,可暂时放弃此二地”、“对俄政策惟有妥协与谅解之一途”, [94] 后蒋介石指示宋子文 :“若我国内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如其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则政府即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正式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 [95] 在1952年7月13日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蒋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 [96]

关于国民政府放弃了对外蒙的主权,顾维钧写道:“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持有不同样的看法。这是贝尔纳斯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曾经面对顾维钧说“即使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能生活得更好”。在1939年毛泽东所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一章即明确提出“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 [97] 1949年在同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主动问米高扬苏联“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并提出为何苏联不支持合并,他认为“内外蒙古可以合并加入中国”,“外蒙古脱离中国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可以加入中国”。 [98]

清末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茨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要是中国将外蒙古变成一个行省的努力获得成功,俄国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 [99] 武昌起义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份对驻华公使的训令中说:“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 [100]

而当时的沙俄外交大臣CД萨佐诺夫反对“俄国在亚洲的扩张行为”。他认为:“隔断蒙古人与中国的联系意味着沙俄必须承担帮助蒙古建国的任务,这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异常艰苦的庞大工程。……应该按照喀尔喀人的愿望,保留他们的社会制度,尊重中国政府的决定,恢复他们在蒙古地区的威望。” [101]

1912年著名的俄国蒙古学家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信中称“我们的政府一方面表现得似乎是想做些什么。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不知道和害怕做什么, … … 全俄国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对这个国家(指蒙古)感兴趣,他们都知道,蒙古对俄国,尤其是对西伯利亚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蒙古应该脱离中国, 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102]

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1912年8月15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指出 , 除了支持外蒙古的“自治”外,“在这方面提出任何新东西”,都会“激起那些在中国相互竞争之国家同我们角逐。当然,在此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必定竭尽全力推动中国对恢复其对蒙古之统治作新的尝试或至少将竭力要求为本国臣民规定已为俄人所取得之特权”。 [103]

苏俄时期越飞曾宣称“苏俄从不强迫其他民族之意愿,甚至彼等与俄国政治经济益利完全相反,亦从不阻碍在俄国领土上建立年轻的共和国。其他国家亦应全然的放弃其帝国主义政策,例如中国之对待外蒙”。 [104]

1923年9月初,加拉罕作为苏俄代表抵达北京发表“苏俄第三次对华宣言的声明”,在《京报》报社为其举行招待会上加拉罕称:“蒙古应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若何侵略计划。此间关于蒙古之谣一言,尽属被逐之蒙古王公所诬造。余深信蒙古当局并无脱离贵国之念,若贵国遣代表至该地,则双方必不又佳臻于了解。” [105]

1945年7月7日,斯大林在大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厅宴请乔巴山元帅。宴会上举杯致词说:“一段时间内蒙古人对与哪个国家,是与日本、还是与苏联,保持友谊的问题有严重分歧。许多蒙古人,比如德王,主张与日本友好。我举杯要向蒙古领导人表示祝贺,他们明白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蒙古需要同苏联保持友谊。现在这些人领导着独立的蒙古,而那些主张与日本结盟的人,则处于满洲人和日本人蒙古方面的统治之下。为蒙古领导人干杯,为蒙古独立干杯!” [106]

八世哲布尊丹巴给袁世凯的回电中对称帝“独立”的理由称:“外蒙以时势危迫,宣布独立,共推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古国君王。不得已俯顺与情,已允其请,布告中外,良用歉然。此次起义,本为保种、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又称“外蒙僻处绝域,逼近强邻,势如累卵,四皆择霸,倘有不虞,必为台湾、朝鲜之续。中国远隔海隅鞭长莫及,军民虽众,恐无所用之。外蒙间于列强,进退维谷,苟不独立何以自存”,“惟我蒙旗,遭此竞争时代,处此览险边境,所有一切,究与他族迥不相同”。 [87]

蒙古人民革命领袖乔巴山在革命时期会议上称:“我们为了把祖国从内外敌人手里解放出来,以有效的斗争方法,统一意志力量为首要任务”,“肃清宗教民族障碍的敌人,恢复失去的主权,与永远固守自己的政权“;谈到与苏联的关系时“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战,这个国家是苏联,一定能给与我们人民以援助”;在动员人民军时他谈到“新国家是人民政权的国家”,“这个国家是独立的”,“与外国建立平等关系,彻底消灭外国的统治”;人民党第七次大会上的讲话“我们蒙古国不依靠一个大国是不可能的,所谓疏远苏联,像以牙啄石一样不可能”,“蒙古的主权巩固起来,在现在除了苏联之外,任何国家都不能保护我们,唯有苏联能维护我们的国家”。 [107]

2010年蒙古国纪念活动上,蒙古通讯社社长图巴桑苏仁的总结具有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1912年,美国公使嘉乐恒向沙俄时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表示“在他所接历次训令中, 没有一点能促使他反对我国(指俄国)在蒙古及满洲的活动, 或者甚至不怀好意地对我国之活动进行监视”,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向其表示“现在贵国在中国西部地区及外蒙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不过,在满洲,贵国必须考虑日本之利益和要求”。 [108]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对于外蒙古有着浓厚兴趣,大连《满洲日报》称“掌握外蒙人民共和国大权的外蒙国民革命党于一九二八年受俄共产之煽动而划分为左右翼两派。苏联赤色势力侵入外蒙之第二期以后,外蒙国民革命党内左翼派占绝对之势力,自是外蒙国民革命党采取共产主义的动向,放弃从前蒙古民族主义的运动”;外蒙国民革命党,日趋于苏联共产党外蒙古支部化,外蒙国民革命党掌中之外蒙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此完全受莫斯科共产党之支配,外蒙社会主义建设,自一九二九年亦积极着手进行”。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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