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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思

王季思(1906-1996),学名王起,字季思,以字行。笔名小米、之操、梦甘、在陈、齐人,室名玉轮轩,祖籍龙湾区永中街道永昌堡。浙江永嘉人,生于南戏的发源地温州,从小就热爱戏曲。作为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季思戏曲研究著作颇丰。他重新整理《西厢记校注》,还带领弟子苏寰中等校注《桃花扇传奇》。他先后主编过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很多作品被译成日文与印尼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有重大影响,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

王季思(19061996),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戏曲专家之一,原名王起,字季思,笔名小米、之操、梦甘、在陈、齐人,祖籍浙江温州龙湾区永中街道永昌堡。1906年1月7日生于永嘉梧埏上田村(今属瓯海区)一书香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子集,爱看戏曲、小说。小学未毕业即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以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被退学。后转入瑞安中学。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曾参加词曲大师吴梅的潜社,开始词与散曲的创作;并与外文系陈楚淮等组织春泥社,在闻一多老师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创作。

1929年大学毕业后,初在浙江省立十中,后在江苏松江女中执教;在松江6年中,积累了研究元曲大批资料。抗战爆发,淞沪沦陷,仓皇南归,在永嘉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农村、山区宣传,并支持妹静香与外甥陈桂芳赴太行山参加八路军。后去处州中学任教,写下大量抗战诗文。1941年,在金华出版诗集《越风》。

40年代初,任教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读书、吟唱。抗战胜利后,在浙大、之江文学院任教,并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史及元人杂剧,先后完成《西厢五剧注》、《集评校注西厢记》。

建国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并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分编委副主任等,被选为民盟广州市主委、广东省副主委等。

从教70年,桃李满天下。在教学、研究中,尤其注意对后起之秀的培养,勤于治学,著作等身。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戏曲专家之一。遗著除上述《西厢五剧注》、《集评校注西厢记》外,还有《桃花扇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元杂剧选》、《元散曲选》、《中国戏曲选》、《全元曲选》、《王轮轩戏曲新论》、《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等。

1996年4月6日于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世。 [1]

王季思,著名戏曲学家。生于1906年1月7日,浙江温州人。温州是中国戏剧史上南戏的发源地,王季思从小就喜欢曲,常私自跑去看社戏。他小学没毕业就考上浙江第十中学,当时借住在孙诒让先生家里。孙诒让是清末著名学者,家中藏书十分丰富。王季思后来严谨的治学态度,可以说是在孙诒让等前辈学者的熏陶下养成的。

1924年8月,王季思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曲学大师吴梅这时正在该校开设词曲课,使王季思深受教益。王季思还出入吴梅的“百嘉宝”书斋,这里藏有明代传奇刻本百种以上。王季思在这里读了许多古剧本。“治曲当从元人入手”,吴梅的教诲,决定了王季思终生治学的目标。在大学期间,王季思参加了吴梅组织的文学社团潜社,从事诗词曲的写作。他和同学唐圭璋、常任侠交往密切。王季思还与外文系同学陈楚淮、方玮德等组织青泥社,并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

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文学系,受业于吴梅,从事戏曲研究。1941年后相继任浙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62年应教育部之聘,与游国恩等三教授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著有《桃花扇校注》、《王季思诗词录》、《玉轮轩曲论》、《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等,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国戏曲选》、《元明清散曲选》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戏曲专家之一。

1906年出生于永嘉梧埏上田村(今属瓯海区)一书香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子集,爱看戏曲、小说。

后转入瑞安中学,与同村戴家祥一起借住孙诒让家,得览玉海楼藏书,受前辈治学严谨的熏陶。

1922年到1924年,王季思在永嘉梧埏小学任教。

1925年王先生19岁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开始在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古代戏曲。同时参加吴梅组织的“潜社”,从事诗词和散曲的创作,与唐圭璋、常任侠等交往密切。还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

1927年春,曾在温州瓯海中学任教;因宣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遭逮捕。后经亲友保释,重返南京读书。

1929年,王季思24岁,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苏几所中学任教,其中在江苏松江女中任教时间最长。在松江教书五年,王季思节衣缩食,购置图书,买了不少戏曲方面的书籍。他一面教学,一面钻研戏曲,或摘录元曲的方言俗语,或考证剧本的来龙去脉,有的制成卡片,有的移录书眉。

1941年,在金华出版诗集《越风》。

20世纪80年代末,王季思在广州中山大学

20世纪40年代开始,王季思先后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浙江大学本部及杭州之江大学任教,并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史与元杂剧。

1944年,《西厢五剧注》由浙江龙吟书屋出版,这是王季思的成名作。

1948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继续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古代戏曲研究。1948年夏,王季思从杭州之江文理学院调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与戏曲。

1961年,王季思应当时国家教育部之聘,与北京大学游国恩教授等联合主编《中国文学史》,前后达三年之久。

1965年因溃疡,胃被切去五分之四。

文化大革命中,王季思被打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后来下放干校,有一段时间每餐仅有两块腐乳送饭,但他甘之如饴。

1980年春,教育部委托王季思主持“中国戏曲史”教师进修班,当得知进修班学员、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便将自己积累多年的有关《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资料提供给宁希元参考。

八十高龄之后,王季思依然勤奋笔耕,亲自指导博士研究生,还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元戏曲》。

1987年,王先生去北京参加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6年4月6日辞世。

王季思学术成就斐然。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分析我国古代的作家作品,其代表著作有《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关汉卿杂剧的战斗精神》、《桃花扇校注前言》等。他关于《西厢记》的研究更是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1944年,王季思著作的《西厢五剧注》一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多次再版,印数达20多万册。该书在国内引起“西厢旋风”的同时,也在日本引起反响,日本曾专门把“校注”集结成册,作为学习教材。

文革后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古代戏曲研讨班,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朝着探讨民族戏剧的审美特色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王先生指出,中国古典悲剧的特点是:第一,与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将相相比,中国古代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劳动妇女;第二,中国悲剧的道德倾向比西方悲剧明显,美感教育作用比较强烈;第三,西方悲剧多以主人公的不幸收场,而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则往往是“圆满”的;第四,中国古典戏曲以曲词作为主要抒情手段,因而悲剧中常有西方悲剧所缺乏的“悲壮动人的曲词”。

王先生将中国古典悲剧分为“悲壮型”与“悲苦型”两大类,指出:“悲壮型”以岳飞、周顺昌等历史人物为主人公,接近西方的英雄悲剧;而“悲苦型”在古代占大多数,与西方悲剧截然有别。他又将中国古代喜剧分为讽刺性喜剧与歌颂性喜剧两大类,并且指出:歌颂性喜剧在中国占大多数,这不能用高乃依所说的“喜剧则满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和烦恼的摹拟”来概括。

在《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一文中,王先生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挖掘了中西悲、喜剧不同特征的产生根源,并且进一步指出:喜剧中有悲剧意蕴,悲剧中有喜剧情趣,不仅丰富了戏曲的表现手法而且也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悲喜相乘、阴阳碰撞,可以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晚年主编《全元戏曲》。王先生主编和其他所谓“主编”的不同。在首发式上学术权威的发言,中华书局顾青的约稿。 他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主张。

文学史研究

新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尤其是探索母题演变方面,至今仍有启迪意义。1962年,和游国恩先生等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

王先生本着爱学术、爱人生、爱学生的基本准则,以他的认真、严谨、谦虚、豁达的为人为学态度,播下了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研究的种子,培养出一个学术梯队,至今成为中国大学中硕果仅存的古代戏曲研究队伍。

王起先生是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中大也因此成为中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点和最早的全国重点学科之一。他还是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顾问等。在社会兼职方面,他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民盟广东省副主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2]

《元杂剧选注》(与他人合作,1980)《元代散曲选》(与他人合作,1981)

《西厢五剧注》(1944)

《集评校注西厢记》(1949)

《西厢记校注》(1954)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1955)

《桃花扇校注》 (与他人合作,1958)

《新红集》(1960)

《玉轮轩曲论》(1980)

文学

《越风》诗集 (1941年)

《王安石诗文选》 (与他人合作,1975)

《评注聊斋志异选》 (与他人合作,1977)

《王季思诗词录》

《中国文学史》主编(与游国恩等一起)(1961)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 副主编(1983)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主编(1985)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主编(1985)

《全元戏曲》 主编(1990)

爱国

抗战爆发,王季思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在一次学校欢送部分高年级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大会上,王季思跳上讲台,当场用刀割破手指,让血一滴滴往下流,他慷慨陈词:“我虽然未能和大家一起上前线打日本,但我的血和你们流在一起!”突显了一位热血青年教师抗敌卫国的决心与勇气。

写错字

有一次,一位刚上讲台不久的青年教师写板书时出现几个错别字,学生很有意见,“告状”告到教研室,身为教研室主任的王季思在教研室全体会议上就此事发表意见:“我可以写错别字,你们就不行。”听了这两句,大家都瞪大眼睛十分惊讶,心想:“老师您怎么就可以写错别字呀?”只见王老师笑着说下去:“我写错别字,学生会说王起老糊涂了,连字都写错;但你们写错别字,学生就不会原谅,因为你们还没老嘛!”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无论当事人与否,大家都如沐春风,都在心里默默谨记着季思师的谆谆教导。

给国学大师王国维纠错

国学大师王国维是研究戏剧的一代宗师,很多人都把他的研究当作标准。但是,有一次王季思却“大胆”纠正了王国维的一个错误。 原来,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引用关汉卿的《窦娥冤》一剧时,有些唱词中的标点有误。“该书出来后,学界一直没有异议,而且所有涉及到这些唱词的书也都是用这样的标点去标。”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季思的第一届研究生吴国钦说,标点符号不是小事,如果弄错了标点,意思就会完全不一样。王季思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刻就此发表文章,指出标点应该怎样标。“经过这件事之后,所有的涉及那段唱词的书都把标点按王季思的说法改了。”

研究资料毫无保留送人

在纪念王季思从教70周年时,在中山大学工作的王先生的学生送给老师的匾额上写着这样八个字:“经师可求,人师难得。”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学生对他的尊敬之情以及他对学生的爱护之心。“老师一直对后辈很提携。”吴国钦说,当时他刚在中大读了一年书,就直接把自己写的《马致远杂剧四问》送给还没有谋面的王季思看。没想到,王季思认真给他提了修改意见,还推荐其在中大学报上发表。“当时,本科生能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没几个。”正因如此,坚定了吴国钦对戏曲研究的一生追求。 王季思是位爱才、惜才之人,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对其他有才之人,他也倾其之力帮助。1980年春,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就把自己积累多年的有关《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几抽屉的卡片资料提供给宁希元参考。

聪明人要下笨功夫

王季思在治学方面认真严谨,他的一句名言在学生中流传甚广,那就是:聪明人要下笨功夫。为了完成《西厢记》的校注,他将所有全元杂剧中涉及到的方言、俗语、俚语等生僻词语都制成卡片,一一对比、参照,最终把其意思找出,以便更好地注解《西厢记》。 “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作风一直持续到晚年。”吴国钦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80多岁高龄的王季思主持600万字的《全元戏曲》也是一字一句审读。一次吴国钦到王季思家中,时值盛夏,但令吴国钦感到吃惊的是,王季思正戴着口罩看稿纸。天气那么热,为何戴口罩?王季思解释说是口涎失禁,怕流到书稿上玷污稿子,所以戴上口罩。一个下午,换了好几个口罩。有了风扇就不用买空调。王季思一生简朴,也要求别人节约。他身居广州多年,许多人家都买了空调,但他却不希望自己家买空调。

王先生的自我批评精神,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王冠亚先生指出: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权威性的论述来一个“自我批判”,“在古典文学领域”中王先生是“第一位”。(1992年11月23日给王季思的信)宁宗一教授在收到王季思先生关于元杂剧《谢天香》的信,看到王先生的自我批判时,说:“我从老人家身上真切了解到一位前辈学者的心胸、眼光、为人、学识,觉得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这些后学的心息息相通的。”(《戏曲艺术》,1988年2期) 宁宗一教授一语中的,的确,与其说是为学之道,倒不如说是为人之道。在纪念王先生从教七十周年时,在中大工作的王先生的及门弟子送给老师的匾额上写着这样八个字:“经师可得,人师难求。”

王兆凯(王季思长子):父亲一生追求进步

在王兆凯心目中,父亲王季思不仅是位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一位一生追求进步的人。“他亲身参加抗日,也鼓励自己的学生抗日。”王兆凯说。抗战初期,王兆凯进入抗日前线,深入敌后,写出多篇杂文。随着抗日持久战的来临,王季思的家乡萧山沦陷,其所在学校也转到山区。“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抗日,学校的学生每天都有去抗日的。”那时还小的王兆凯回忆起当时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说,在一次欢送部分高年级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大会上,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用摔破的酒瓶划破自己手指,让血一滴滴往下流,并慷慨陈词,他虽然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抗日,但是愿和大家的血流在一起。 1948年,王季思到中山大学后,曾参与营救进步学生、地下党员。王兆凯说,当时一名学生被国民党逮捕,王季思曾以知名学者的身份出面担保,把该名学生营救出来。

黄天骥(王季思学生):先生心胸非常宽广 “王季思先生在治学、为人上,都抱有非常宽广的胸怀。”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骥作为王季思的学生,对王季思的宽广胸怀印象颇深。黄天骥说,在治学上,王季思和学生之间一直很平等。“我们可以互相讨论,有些我们认为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当面给他指出。”王季思也乐于和年轻人讨论,他觉得,年轻人的思想更敏锐,看得更新奇。“他是权威,但从不认为自己是动不得的权威。”这一点也可以在他多次修改的《西厢记五剧注》上看出来。黄天骥说,20世纪40年代,《西厢记五剧注》已经刊发。但是,只要王季思发现错误,他就赶快推翻原来自己的著述,立刻改过。治学如此,为人也是如此。文革时,王季思肋骨被打断,身体、精神严重受创。但是文革后,他对那些曾经对他施暴的人并没有打击报复,认为大家都是受害者。

邓绍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先生对我启迪很大

邓绍基第一次见到王季思是在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 《琵琶记》讨论会”上。当时,上海有些媒体正在针对多个《西厢记》的改编版本进行讨论。邓绍基也参加了讨论,其老师建议,要想拿出更好的立论文章,就要读读王季思所著的《西厢五剧注》。“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王季思。”而1954年,王季思关于《西厢记》改编的一篇文章,更是让邓绍基“印象深刻”。“在那篇文章里,王先生的‘只有充分认识历史,才能做好改编工作’的论点对我启迪很大。”后来,在国学大师启功的一位博士生答辩会上,两人又再次相逢。邓绍基一直对王季思在戏曲方面的研究表示钦佩。他说,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戏剧是没有悲剧的,1912年,王国维提出元杂剧中有悲剧,而后来,王季思与萧善因、焦文彬等合写了《十大悲剧集前言》,可以说,是王国维之后对中国戏剧界有“悲剧”的一个最全面、有界定的文章。 邓绍基更是认为,《西厢记五剧注》、《全元戏曲》是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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