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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王维舟(1887~1970),原名王天桢,四川省宣汉县清溪人。川东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 [1]

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的护国、护法战争。

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批准转入中共。因此,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

长期在川东组织武装斗争,后参加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

抗战时期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学院(现为西南民族大学)第一任校长。

1946年4月调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1949年任解放西南的西路军副司令员,12月29日,随贺龙率部进成都。1950年2月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1970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含恨辞世。 [2] 1979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王维舟同志追悼大会,恢复了王维舟同志的政治名誉。

民主革命时期,早年积极投身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

大革命时期,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家乡创建四川省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至1932年在川东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参与发动了著名的“万源固军坝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1933年11月2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1937年9月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衔。1938年任385旅旅长兼政治委员。1939年任陇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兼385旅政治委员。率部冲破敌人对陇东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实现部队“丰衣足食”。毛泽东于1943年亲笔书赠其“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题辞。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1946年2月从南方局调回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8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9年4月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任西路军副司令员的王维舟同司令员贺龙一道指挥第18兵团入川,与第二野战军部队合力歼敌,解放四川省全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积极投身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民主改革工作。1954年后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委。

王维舟 (1887.6.101970.1.10),本名王天桢,1887年6月10日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原东乡县)清溪场一个农民家庭。他 的祖父曾考取前清“贡生”,在当地颇有些名气,但家境平平。随着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还在读私塾的少年王维舟不得不辍学务农。8岁入私塾,13岁随父种田,16岁到县城一烟土栈当学徒,复进县劝学所作会计管理员。他曾种过地,做过学徒、店员,亲历了旧社会百姓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深重的压迫让他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中国时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黑暗的年代,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现实很快使王维舟明白,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命运多舛,而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激发了他一生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后来,他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其间,他积极投身到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参加反对清廷出卖川汉铁路主权的保路斗争。

清政府血腥镇压了这次运动,他在脱险后,1911年10月,维舟商同冉崇根、石体元等,回到家乡东乡县(宣汉)组织青年“义军”,城乡民团数百人入城举行了武装起义,通令知县投降,12月2日东乡军政府成立,维舟任警备队长。

1912年,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两年后毕业,任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1915年底,维舟和颜德基等在达县组织护国讨袁军,任纵队司令,率部攻取营山等县。1917年,护国军改称靖国军,清政府倒台之后,王维舟曾任“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率部进行了反袁护法斗争。

秋,攻克云阳、奉节、巫山,升任团长、边防司令,镇守夔门,主力续向湖北秭归、巴东、利川一带进击。每驻军一处,他严格戒训部属官兵,要求不抽丁、不拉夫、不扰民,深得民心,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至今在宣汉县还依然保留着当年老百姓为王维舟树立起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意。

冬月下旬,奉节知县和镇守使勾结土匪围攻靖国军驻永安镇司令部,维舟率团部留守人员配合援军奋力夹击,毙敌百余,俘获五百,余皆溃逃。军中上下愤怒,要血洗永安镇,少数人已突出营房。王维舟赶到街上,声泪俱下劝说:“我代表奉节父老,向你们求情,决不能把气出在群众身上,只能找肇事者算帐!”当地群众莫不感激。1919年,维舟率部驰援万源县,张贴告示严禁官兵扰民,还设药房于城隍庙,免费为贫苦人治病。县民为维舟立“爱国爱民”功德碑。

旧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地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使他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1920年,维舟毅然离开旧军军队,奔赴上海,在上海,王维舟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同志,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坚定了一生的信仰和追求。1920年5月经金笠介绍,王维舟加入旅华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同年赴苏联学习。当时,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正遭受14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其国内物质条件极度匮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保障半磅黑面包。王维舟和其他同学一起,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在苏联国庆节那天,王维舟和他的学友们一同参加了红场的庆典活动,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聆听了列宁生动的演讲,王维舟对此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1年,他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启程回国。翌年与吴玉章同志在北京共同组织了赤心社,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募款救灾,支援苏维埃。1922年初回北京,同吴玉章一起组织“赤心社”,宣传十月革命,发起“俄灾赈济会”,募得捐款10万元,购成物资运送苏联。1923年,王维舟因母病笃回乡,母逝后即在清溪创办新群女校。嗣接办宏文高小,聘用进步教师悉心改革教育,使宏文高小成为模范高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培养革命青年,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群化书报社;在宣汉县、开江县、梁山县一带组建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开展打土豪、驱军阀等活动。1925年初,维舟前往上海,1927年奉命去汉口工作,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行讲习所学习。“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维舟按中央军委部署去争取杨森站在革命一边。因杨先在宜昌投入国民党夏斗寅怀抱,王反被扣留沙市,后乘乱逃脱,急奔汉口向中央军委汇报。7月,维舟乔装商人潜回川东,在川陕鄂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7年,他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王维舟从此奠定了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党派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老家,他团结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撤回家乡的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筹备武装起义,准备将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城口、万源、巫溪等县为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在宣汉、达县、城口、万源、梁山、开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并与固军坝进步青年万源的李家俊、达县的唐伯壮、宣汉的雷玉书等,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他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李家俊利用他父亲地方势力掩护下组织农民,以农会代替工农革命政府。1929年4月27日,万源固军坝、白羊庙、宣汉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和煤、铁矿工人起义队伍,以及王维舟从梁山、开江等县动员前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会、农会会员,汇集固军坝,成立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从此,竖起了川东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

游击军迅速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川东各地,势力日趋雄厚。四川军阀刘存厚大受震惊,急令第三路军代司令廖雨辰带一个师,向游击军活动中心固军坝、白羊庙等地进攻。游击军采取避敌优势,乘敌不备,攻其虚弱的游击战术,击溃敌人多次进攻,游击军乘胜将革命浪潮推广开来,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至1930年春,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已扩大到5个区20多个场镇,共1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刘存厚匪军对万源一带的农会疯狂镇压 [3] 。革命的暴风骤雨迅速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9月,王维舟同志派冉南轩、孙安荣策动刘存厚驻宣汉七里峡的一个连起义投奔游击军参加战斗。游击军先后战斗年余,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受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影响,上级党把所有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调往参加包围武汉的战役。唐伯壮同志率领游击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去远征,到达鄂西竹溪、房县一带,被敌人包围,英勇奋战数日,因敌众我寡,最后遭受失败。川东游击队的斗争遭到了第一次的失败。

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王维舟灰心,他又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回到川东,深入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等地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发起了第二次武装起义。1930年7月29日,在中共川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他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各路农民武装队伍共3000多人,汇集忠县黄家场,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又称川东游击纵队)。并组建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红旗又一次在川东大地竖立起来了。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1930年,“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王维舟不得不奉命率川东游击队攻打汉口,实现“会师武汉”和“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盲目计划。在讨论东征问题的会议上。王维舟发言说:“我们应接受第一次东征的教训,现在游击队刚成立,都是新武装起来的农民,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政治动员,领导上也缺少思想准备,冒险远征作战恐怕是不行的。”他的意见未被引起重视,省委代表坚持东征,并一再强调:“这是上级党的命令,下级党组织必须服从。”在此情况下,王维舟又提出:“为了维护省委决议,可以选派部分精干部队东征,留下一部分在本地坚持武装斗争。”但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同年8月3日,川东游击纵队向东进发,途经九亭击溃了阻截的数百民团。8月4日,第三路游击队绕过忠州城,渡过长江。5日,进驻石柱县西乐坪,准备在此休整几日再进。10日凌晨,忽遭国民党陈兰亭师张晓平团及6个民团近万人的前堵后追,游击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游击军受到惨重损失。王维舟率带部分队员艰难地突出重围,历尽艰辛返回开江、宣汉、梁山一带,总结教训,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梁山、达县、宣汉和开江交界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

1931年5月,王维舟前往成都参加四川省委会议,根据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万(县)中心县委,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重新组建川东游击军坚持游击战争,吸纳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壮大队伍。游击军发展到上万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川东重新燃起,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王维舟正被军阀刘湘以10万大洋悬赏捉拿。因此他不得不绕道万县回宣汉。王维舟回到宣汉后,立即决定在芭蕉场、峡口场一带重组川东游击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他首先整顿组织,召开党的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并结合川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王维舟等人将分布在梁、达、开、宣的游击军整编为3个支队。根据地东起梁山虎城,南抵达县南岳、黄廷、大树,西至平昌泥龙、笔山,北迄城口,在方圆300余里的游击区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第三次在这一地区竖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和斗争,游击军迅速发展到了2000多人,在百里槽、南坝场、芭蕉场、蒲家场等地创造了数块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在这些地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赤卫队、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33年底,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此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蒋群麟任九十九师师长,冉南轩为九十八师师长,王波为九十七师师长。从此,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将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秋,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外操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下辖97、98、99三个师,任命王波为97师师长、冉南轩为98师师长、蒋琼林为99师师长。红33军随后参加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东征万源、城口,击溃反动地方武装,使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向东扩展百余里。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将士战斗在反“六路围攻”的火线上。他们不仅守住了阵地,还锻炼了队伍,夺得了装备。短短半月之间,这群优秀的巴山儿女们,凭着巴山人苦大仇深的革命激情,凭着忠勇坚韧的巴人本色,迅速越过从百姓到军人的艰难途程,刚刚破土的幼苗,转眼间长成参天的大树!在一个县组成一个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实属罕见!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致使肃反扩大化,给红33军造成了重大的人员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15岁参加红33军、时任295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也在其中。在危急时刻,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但是,“肃反”还是波及到王维舟等红33军领导人的头上,军长王维舟和政委杨克明被先后撤离了领导岗位。

王维舟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上,毛主席亲笔书赠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朱德同志曾在1943年6月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就此撰文说:这一切努力,“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并迅速扩大,做出重大贡献。”

1937年8月起,王维舟任八路军129师原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率旅直并一个团编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守陇东,执行保卫党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谈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王维舟携家人赴重庆工作。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知了王维舟回川的消息。蒋介石对这个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熟悉川军将领,有着丰富游击战争经验,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老军人重返故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恐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显然国民党对王维舟是又恨又怕,深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国民党便找借口,匆匆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安全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同志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同志参加了保卫延安、消灭胡宗南、收复延安等重大战役。全国解放后,王维舟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6年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文革”时期他已是高龄老人,为保护老同志遭到诬陷打击,1970年1月10日病逝。

建国后,王维舟不论是在西南局担任重要职务,还是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任常委,他一贯体恤民众、坚持党员必须廉洁为公的思想和作风,在工作中依然处处得到体现。1958年,党内出现了浮夸风,各地瞒报、虚报的情况抬头。王维舟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持深入实地了解国情、民情,每到一地,对虚报、瞒报的浮夸现象公开进行严肃批评。他毫不隐瞒地说:搞浮夸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靠吹牛是吹不出社会主义的!”回京后,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提交工作报告,建议对那些靠说假话上来、并劝说不改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予以撤职。

1963年,王维舟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作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王老要求参加四川省召开的检察工作会议,希望到会去落实中央7000人大会精神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东视察,沿途调查访问,在听到群众反映,因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困难,有人饿死的情况时,他难过得流下眼泪。在宣汉县18天的明察暗访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接待上访群众100余人,收到来信150件,查出了时任县委确实存在问题,并主动与四川省委沟通情况,撤销了时任宣汉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同时,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还给学生、机关干部上党课、作报告七次,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及时向中央打报告,申请给受灾较重的宣汉县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以帮助渡过眼下的困难。直到今天,宣汉县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一说起三年困难时期王维舟回乡调研心系百姓的事,便感慨万千。

王维舟同志戎马一生,始终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他鄙视看风向、揣摩上级、做表面文章的干部,他说让这种私心严重的人捞取了官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王维舟同志一贯尊重少数民族,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特点,早在1935年长征途中,他就被派任为先遣部队指挥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吴先恩同志负责筹集红军粮草。一天他与王维舟同志率警卫人员前往一藏族寺庙,准备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在离寺庙很远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王维舟与吴先恩立刻下马,率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行。就这样几百米出去,他们个个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对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大活佛立刻迎了出来,看到领头的红军大个子王维舟同志年纪很大了,猜想一定是个大官,但是仍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亲眼见证了红军将领对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习俗,感动得不得了,立刻吩咐藏民们为红军筹集粮草。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一半以上。解放初期,民族之间的隔阂现象很严重,这其中有历代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摩擦,也有解放前阶级压迫残留下来的民族裂痕,民族工作复杂而艰难。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曾经亲自部署调查研究西南地区民族情况,把民族工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1950年王维舟同志出任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亲临民族工作的一线。

王维舟同志热爱百姓,热爱少数民族,他对少数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他主持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年中,在少数民族干部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事事为少数民族利益着想,特别关心那些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凡少数民族代表团,或民族上层出来参观、学习,不分他们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不论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他们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王维舟都平等对待,一一接见,倾听他们的意见,耐心与他们交谈,细心而详尽地讲解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同志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需要建设队伍的角度考虑,积极鼎力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亲自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从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和检查,直至学院建成。西南民族学院经常为藏族、彝族中的活佛,土司头领,上层人士等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抓住时机,与他们广泛结交朋友,建立友情,将党的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方针,逐一地讲解到他们的心里。1951年,65岁的王维舟,为筹办西南民族学院往返于重庆、成都之间,也常常住在学院里帮助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很多,但王维舟力求涉及到培养民族干部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好,因此,从师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亲自过问。50年代,西南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有一种习惯性的感觉,凡是听到空中飞机声,就会说:“王老来了,我们的问题好解决了。”此种现象在王维舟调到北京数年后,仍然存在。

1956年大区撤销,王维舟同志调到北京后,曾几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辞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周总理都没有同意,勉励他继续兼任此职。他遵照周总理指示,一直关注着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关心西南民族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直到1970年病逝。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称他为“少数民族的贴心人”、“大善人”,许多当年曾得到王维舟教诲的藏族、彝族上层人士和现已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从西南走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回忆往事,无不流露出对王维舟同志深深的感激之情。 [4]

1970年1月10日含恨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其举行追悼大会,恢复政治名誉。

在中共党史上,王维舟却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曾组织建立了川东游击军,后任红四方面军第33军军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四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毛泽东于1943年亲笔书赠其“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奖状。建国以后,王维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监委常委。王维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王维舟同志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8年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其革命历程充满了曲折、艰辛和传奇。谢觉哉同志曾题写贺联相赠:“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这是对王维舟同志一生贴切而生动的赞誉。作为他的同乡,红军时期的战友和部下,我们深深地敬重和怀念这位一生耿耿忠心、为党为军为民奋斗的老领导、老前辈。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王维舟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4]

王维舟同志一生对党赤胆忠心,严以律己,关爱部下,从不把个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不以职高权重为家人或亲属谋利。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川陕苏区的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同志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兰同志,出发时才10岁,最大的是其夫人马奎宣同志的妈妈,已经年过50了(并且是小脚)。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王维舟和他参加长征的所有亲属,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后,她老人家一直在家乡靠劳动自谋生活,即便是王维舟任西南大区主要领导干部时,也没有要求县里对这位亲人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李中权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野战军九纵政委(九纵后改为46军),司令员是詹才芳同志,王维舟的侄子王波担任该纵队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王波是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当年在红33军担任99师师长兼政委时,李中权同志在33军当团政委。李中权同志对王波在九纵里的职务过低心里不安,一次碰到王维舟同志商量要调整王波的职务。王维舟对李中权说:“王波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

“文革”开始后,王维舟已年近80,但“四人帮”仍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他,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不许他自由活动,这对王老的精神健康损害很大,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尽力保护一些老同志。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被造反派揪斗追逐,有家不能归,曾几次住在王维舟的家中,王老让老伴和儿子给肖华擦拭血迹,用药热敷伤口。总政副主任傅钟为摆脱造反派的纠缠,带着警卫员在王维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个月。李中权同志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和政治迫害,1967年11月到北长街王维舟家,向老领导诉说自己的不幸。王维舟一方面鼓励李中权要有更坏的思想准备,不光是接受考验,还要注意保护自己;一方面叫夫人马奎宣同志详细记下李中权的履历,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澄清事实。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大批干部开始逐渐获得“解放”,李中权在北京军区空军被挂起来,没有解放,没有工作。此时王老已经去世5年了,马奎宣同志依旧铭记着王老的嘱托,惦记着李中权的情况。她四处找当年四川达县、宣汉县籍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为李中权证明。在马奎宣同志的积极努力和原四方面军很多老同志的协助下,空军政治部先后派人调查访问了张爱萍、王直哲、李开芬等同志,为李中权同志当年参加革命的表现做出了证明,澄清了事实,使李中权很快恢复了党籍,获得了解放。

王维舟的夫人马奎宣同志是参加长征老红军干部,其职务和级别比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要低很多,有同志曾建议王维舟向有关部门提出来,但他说:“不能向组织伸手,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已经很知足了。”王维舟去世后,全家从原来住的四合院,搬到一套只有三间住房的公寓,一直住到她病逝。由于马奎宣同志的工资很低,子女多,生活一直拮据,但她带着孩子们始终坚守着不向组织伸手,不求特殊照顾,艰苦奋斗,甘于清贫。她去世后,子女们依然遵循着父亲生前的教诲,勤恳工作,认真办事,清白做人。

王维舟在我们党内、军内属于资历老、年龄大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与党内外、军内外许多同志和爱国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与党内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同志)之间,更是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董老曾这样赋诗于他,书怀他们的革命之交、生死之交:“廿纪生经大半,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合春颐。”“文革”期间,谢老已半身不遂,听说王维舟的家被抄,他专门要身边人员架着他,到王维舟家去看望。在艰难的时刻,他们互相守望,相互勉励,坚信共产党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百折不挠,坚信中国共产党必将能战胜各种险风恶浪,取得最后的胜利。

王维舟同志历经坎坷、风风雨雨的一生,锻造出他对党赤胆忠心,坚韧不拔。在对敌斗争中,勇敢善战,将生死置之度外,令军阀和反动势力闻风丧胆;对人民群众则倾心关注,心系百姓冷暖,思想感情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他坚持讲真话,做实事,廉洁自律,淡漠功名。王老一身正气,品格高尚,他的人格魅力可与星河皓月同辉,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王维舟同志无论担当什么职务,都永远记得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42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朱总司令祝王维舟56寿辰一文,该文中指出:“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朱总司令号召:“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这些评价,代表着中央领导对王维舟同志一生革命实践的肯定和褒奖。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陇东的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八路军的干部中有个“马青天”和“王善人”。“马青天”是指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电影、戏剧《刘巧儿》里面那个专员是个好领导,说的就是马锡五)。“王善人”就是指驻守陇东的八路军385旅旅长兼政委王维舟同志。

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陕北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经了解这位妇女的丈夫叫史华,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剩下她带着孩子租种土地。赶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只好采摘榆树叶子和挖“白板土”补充。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王维舟知道,解决一顿饭并不能解决这个家庭的饥荒问题,于是亲自给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提出建议:请专署(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并责成警卫员小李带着母子俩去专署的相关部门落实。出了大门那位妇女问小李:“外地口音的大个子姓啥?是八路军啥官?”小李告诉她:大个子是我们王旅长。那位妇女“哎呀”一声:“老天爷睁眼了,八路军当官的是大善人。”从此“大善人”的名声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在庆阳城方圆百十里,人们都知道,八路军干部里有个“王善人”,只要是百姓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 [5]

1942年,有位老大娘到了385旅司令部,要找“王善人”看病。哨兵挡住她,告诉大娘:“王善人”是旅长,不是医生。王维舟知道后亲自出来见她,得知她得了一种陕北叫“瘿瓜瓜”的病,即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他把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送到庆阳城外385旅的医院。在当时的诊疗技术条件下,医生认为老大娘需要手术,但陕甘宁边区受到封锁,医疗条件非常困难,旅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于是,王维舟专门向延安党中央发了电报,请求帮助治疗老大娘的病。不久延安派来了两位专职的外科大夫,为大娘做了手术,使其很快痊愈。陇东的百姓奔走相告,传诵着八路军救民解困、为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以至于百姓烧香拜神时,都要祈祷八路军打胜仗,祈祷共产党一定要得天下。

有一次,王维舟在路过新堡村时,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路旁痛哭。经过询问得知,这位农民辛辛苦苦种了10亩西瓜,一夜之间,已经挂着小西瓜的瓜秧,不知被何人扯得乱七八糟,眼看着他一家大小指望着生存的西瓜地,被糟蹋成这样,他悲痛欲绝。王维舟了解了情况后,亲自到区政府替民告状,并指示一定要查清、处理。一个月后,王维舟专门到新堡区政府追问此事的处理结果,获知圆满解决才放心。作为陇东党政军领导的王维舟、马锡五,坚持秉公办事,对地方上出现的违法违纪事件,不论大小,一抓到底。他们认为,当官就要管违法的人、管违法的事,就要替民做主、惩恶扬善,让百姓真正感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为政作风就是说到做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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