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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钱钟书小说)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1]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

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绔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明,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前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钟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朗、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寥寥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事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钟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 [2]

苏文纨之名可引谢惠连的《雪赋》:“凭云升降,从风飘零,素因孤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此诗正注释苏文纨在小说中的际遇,空有苏小妹才名及法国博士帽,却沦落到先与方鸿渐诸人玩爱情与智力的双重游戏,待理想破碎,容颜渐老时草草下嫁,及至为人妇时,又诱惑赵辛媚与之发生私情,演绎了一出人生闹剧。她工于心计,喜欢男人簇拥在自己周围,男人之间越是嫉妒吃醋,她越能欣赏玩味并从中得到所谓的爱情的满足。伪洁与易染使她追求的女性新生活注定是媚俗的。 [3]

唐晓芙之名,大约来自《楚辞九歌》。诗中“湘君”一节唱到:“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晓芙纯真天然,恰似“出水芙蓉”,她与方鸿渐同属理想青年,是方的最爱。但她偏执于女性彻底解放,竟要求“占领爱人整个生命”,方鸿渐也窥破她“不化妆便是心中没有男人”的私心偏见,于是两人误会不断、喜悲更迭,方鸿渐最终不能随他心愿。可怜一对进步恋人,双双为理想所眈。唐晓芙纵是满腹诗书也枉然,到头来连婚姻都虚无缥缈。 [3]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善用比喻

《围城》中的妙喻有三种,一是真实的写景写事物的形象比喻,读来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二是抽象的思维和感觉运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或者反行之,读来让人觉得新奇,玄妙。第三种是利用喻体和本体在价值等级上的强烈反差逻辑性,达到对对象的嘲讽贬抑,使作品更显诙谐、幽默。

开篇一段中“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阳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这一句话比喻与拟人混用了,整体流畅自然而不带任何矫饰,这是第一种比喻,书中很是常见,又如五人赴三闾途中描写“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老成”用在雨上,可谓唯钱先生一人,用得好!雨丝密说水面上在“长毛”,更是形象新奇,但却又恰到好处!

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比喻,也是全书中的亮点。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的学术报告。在县省立中学作演讲时,鸿渐说只有鸦片和梅毒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使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耳朵失去贞操是因为耳朵进了污秽之言,这种换位的应用钱先生可谓炉火纯青。

上述这个例子,变抽象为具体,采用了以虚为实的手法。书上还有一些语句变具体为抽象,将具体的感觉用抽象的物象来比喻。例如第一章中“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将眉眼间的距离比作离得远了害相思病,真是妙极。

第三种比喻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关键在于他所用的喻体。喻体和本体间强烈的反差所形成的效果,实在令人叹服。作者在嘲讽李梅亭时说他“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眼睛与鸡蛋,本无联系,作者想常人所不能想,运用夸张的手法,贬讽了李梅亭,让读者对之产生厌恶之情。又挖苦他“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的春气入耳,蠕蠕欲活”,更突出了李梅亭的性格特点。

钱钟书在他的《旧文四篇》里曾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之高超的想象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形成众多脱口而出的比喻。 [4]

心理描写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文学作品应该“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围城》就是他的理论的最好实践。大部分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写,但钱钟书的心理描写与众不同,关键就在“曲传”“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节曲传心理,并且调动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中心情景的琐屑细节。如结尾一章,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后,正回家想消释柔嘉的怨气,柔嘉刚才正向姑妈讲鸿渐的不是,害怕已被鸿渐偷听到,方鸿渐其实并没听到,只得摆空城计:“你心里明白,不用我说。”结果柔嘉心虚之下,说“本来不是说给你听的,谁教你偷听?”这就无异承认了她在“背后糟蹋”方鸿渐,结果正准备向妻子低头的方鸿渐和一心想给丈夫找个好工作的孙柔嘉竟然越吵越厉害,终于走向“不离而散”,不欢而散。第二个常用方法是通过一系列的妙喻来曲传人物的心理,如赵辛楣与方鸿渐初次见面,赵“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充分传达了赵对情敌方鸿渐的故作姿态的轻视,因为一来赵因为追求苏小姐而确实在乎方,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一来因为他知道方得了个克莱登假博士还在报纸上登广告,确实看不起他。接下来“他的表情就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显示了钱钟书的一大特点:博喻。我把博喻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在全书广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来定义,即一个接一个的比喻纷至沓来,形容同一个事物。钱钟书的博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时时与心理刻划结合在一起,并且带有深厚的学养,充满了机智,如上举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来形容一种心理感受。而机智与好辩及博喻结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现在方鸿渐为自己做错的事辩护时,如他写给唐晓芙、苏小姐的信等。举一个最简单而微型的例子,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因为同一个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个地方学习叫同学,而同一个情人,则叫同情。

《围城》塑造的人物性格现实、典型,心理描写的逼真、传神以至于读者们心灵感应;批判人性与文化,手法上幽默,精神内涵深刻。这些多得益于独具匠心的比喻手法。比如,用火柴点车灯的一节“连划了几根火柴,只点的心里的火直冒”(凭记忆,与原文或有个别字错,下同);又如坟后的那扇门“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等等。诸如此类,妙语连珠,深入脑海,不仅记住这些佳句,更记住了这些佳句所叙述的人、事,以及这些人、事背后的深刻而广袤的隐喻。 [1]

《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方鸿渐是“新儒林”中尚有正义感的人物,他的出国留洋,目的是“光耀门楣”,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剧的结局,正是传统文化所致。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琐、无聊、虚荣、争斗等劣根性,也是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封建遗老方翁不用说了,就是于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在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旧式女性的面孔。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病态性格的剖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第三个层面则是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诸如对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和人生的根本意义的探讨,对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的探讨。钱钟书夫人杨绛在电视连续剧《围城》片头上写道:“《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小说中也多次点明了”围城“的含义。它告诉人们,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围城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5]

多层意蕴

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游离于当时的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斗争的勇气,结果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鸿渐、“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苏文纨、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等……作者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剖析了这群人的个性与道德上的弱点,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评论《围城》是“现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方鸿渐经历的叙述,传达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思考。要理解这层意蕴,需要首先了解“围城”的含义。作品在人物的对话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第五章中,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对,老是与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不想结婚,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却也因“祸”得福,有机会出国留学;他不想得什么学位,在父亲和岳父的催促下,才买了一个假文凭充数;他不爱对自己一片痴情的苏文纨,爱上了温柔伶俐的唐晓芙,眼看就成了,却因为误会分了手;到了三闾大学,他不愿意在履历表上填上假学历,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却受到同样是“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韩学愈的排挤;他害怕自己爱上孙小姐,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孙小姐的婚事……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沟通的小说”;也有人认为阐释了生活是荒谬的这一哲学命题;还有人把人物的命运和现实的斗争生活结合起来,认为这种荒谬性是由于他们精神上的围城造成的,只有面对广阔的生活,才能摆脱各种围城的束缚。每一种理解都有道理,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小说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隔膜,与时代结合并不紧密,我们不可能像别的小说那样通过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说的主题。虽然有评论者认为小说一上来就点明了时间──1937年,结尾也说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因此描写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腐朽堕落,“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复杂性”。这可以看作一种解读,但是有强为之说的嫌疑。作者在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他并没有刻意突出时代性,阅读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入文本阅读,切忌把对小说的理解往政治和时代上靠。

《围城》是一部学人小说,他的语言体现了钱钟书作为学者的一面,虽然有的地方似乎是在故意卖弄才情,但总体而言,并不使人感到沉闷,因为许多话语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含量,时常散发出机智的锋芒,不断有新奇的比喻和警句,这一切都可以给我们的写作以有益的借鉴。 [1]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钟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1]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1]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钟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钟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钟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所以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 [1]

1990年黄蜀芹导演10集电视连续剧《围城》,并有改编的《围城》32集广播连续剧。

《围城之后》出自鲁兆明的续貂之作,1992年7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延续了《围城》的悲剧色彩,由于风格力求模仿钱钟书,一段时间曾出现大量冠以钱著的盗版,竟令一些读者以为钱钟书晚年续写《围城》。尽管多认为此书文学造诣不及《围城》,而且由于盗版猖獗,作者鲁兆明也并未因这部作品得名,但这部作品也算可圈可点,不是没有可读之处,甚至还像《围城》一样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小说结局。出版《围城之后》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由于侵权向钱钟书道歉并支付赔偿。

《围城大结局》出自魏人的续狗尾之作,1993年3月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是对《围城之后》的续写,半年就付梓可见作者魏人颇勤于笔耕,不过出版社和作者也因此获讼于钱钟书。

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是借电视剧和广播剧的播出才了解了钱钟书和《围城》这部小说的。《围城》续作频现,尽管一时兴讼,也都能算是一段文坛佳话。两部续作,也因此被好事者列为“钱学”研究书目。

本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世界各地。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其父是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在父亲的影响和督导下,自幼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其后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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