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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论述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两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第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若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谫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二)
  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士穆勒(JamesMill)等,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立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国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什么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竟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这样做,他也这样做,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屐、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造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但人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开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三)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而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大体的分系,以便研究。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因,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仍在最后的阶级斗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盖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容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类似。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篾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动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见。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ec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以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拓者。至桑西门(Saint-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象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与加利亚人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而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rry、Mignet、及Guizot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机构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所人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厂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生产,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呈出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役、工业上的俑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隶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与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一)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气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
  (二)见于《共产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纪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断的争斗总是以全社会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份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现。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至勃兴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来的。此等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的发展达于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妨碍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
  “那自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象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关系,试行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而向有产者阶级自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
  “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凡是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的生产随着物质上的生产一齐变化而何?”
  (三)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关系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突出。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
  “当那样变革的观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革,与那人类意识此冲突且至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区别不可。想把那样变革的时代,由其时代的意识判断,恰如照着一个人怎样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断其人一样,不但没有所得,意识这个东西宁是由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人类是常只以自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惟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生。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于此敌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气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组织间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从1918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中,是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1919年8月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筹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都与其有关,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领导北方各地工人运动。1922年8月参加中共西湖会议,会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1923年6月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大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5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领导北方的国民党工作。1924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到北京,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并派中共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领导内蒙人民的革命斗争。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和段祺瑞卖国政府三一八运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被害。主要著作收入《李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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