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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巫术)

巫蛊(wū gǔ)是古代信仰民俗。即用以加害仇敌的巫术。起源于远古,包括诅咒、射偶人(偶人厌胜)和毒蛊等。诅咒在原始社会已很盛行,古人认为以言语诅咒能使仇敌个人或敌国受到祸害。

是心意信仰民俗中信奉借助超人的神秘力量对人、事施以控制影响的方术。

巫蛊之术从秦汉时期就有了,而且汉代的法律和唐代的法律都明令禁止过巫蛊之术。比如汉代的法律规定如果某个人家里饲养的蛊虫已经成形并且致人死亡那这个人要处以极刑,家人流放三千里。唐代也做过类似的规定,饲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

通俗的讲蛊其实就是一种毒虫,所说的巫蛊之术就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因为古时候缺乏医学知识,所以人们才将这一现象和巫术联系到一起。

列举一个制作巫蛊方法: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在一个容器中,密封十天,开封后存活下来的那只就是最毒的,它也就是蛊的首选,然后经过饲养(略去方法)最终就是蛊,把它的粪便放在别人家的水井或粮食里吃了的人肚子里就会长虫,慢慢身体虚弱而死。

蛊,音同古,相传是一种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传说放蛊是我国古代遗传下来的神秘巫术;过去,在中国的南方乡村中,曾经闹得非常厉害,谈蛊色变。文人学士交相传述,笔之翰籍,也俨然以为有其事;一部分的医药家,也以其为真,记下一些治蛊之法。

制蛊法:多于端午日制之,乘其阳气极盛时以制药,是以致人于病、死。又多用蛇、蛊、蜈蚣之属来制,一触便可杀生。

蛊之种类有十一种:蛇蛊、金蚕蛊、篾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神、疳蛊、肿蛊、癫蛊、阴蛇蛊、生蛇蛊。

其余有些特殊的,分说如下:

癫蛊:传说多是壮族所为,把蛇埋土中,取菌以害人。

疳蛊:又谓之“放疳”、“放蜂”。据说,两粤的人,多善为此。方法是:端午日,取蜈蚣和小蛇,蚂蚁、蝉、蚯蚓、蚰蛊、头发等研末为粉,置于房内或箱内所刻的五瘟神像前,供奉久之,便成为毒药了。

泥鳅蛊:用竹叶和蛊药放水中浸之,即变有毒的泥鳅。

石头蛊:用随便的石头,施以蛊药而成的。

篾片蛊:将竹片施以蛊药后便成。

金蚕蛊:据说这种蛊不畏火枪,最难除灭;而且金蚕蛊还能以金银等物嫁之别人。《岭南卫生方》云:制蛊之法,是将百虫置器密封之,使它们自相残食,经年后,视其独存的,便可为蛊害人。

《左传.隐公十一年》 记载,郑伯伐许,颍考叔被本国大夫公孙阏(子都)用暗箭射死。战争结束后,郑伯为惩治射颍考叔的凶手,命军队出(公猪)及犬、鸡,诅而射之。传世之《祖楚文》,据考为秦惠王诅咒楚怀王的告神之辞。汉代,诅咒术十分盛行,故法律规定对诅咒者处以死刑。射偶人是用木、土或纸做成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每日诅咒之,或用箭射之,用针刺之,认为如此可使仇人得病身亡。

西汉武帝晚年,奸佞江充诈称武帝得病是由于巫蛊作祟,以预先埋设的偶人诬害太子,结果造成太子及其家属全部遇难,连累而死前后共数万人的大冤案。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及八十一回,赵姨娘买通女巫马道婆剪纸人和做木偶人陷害凤姐与贾宝玉,也属此类。毒蛊指用毒虫害人。又称蛊毒、放蛊、蛊术等,封建法律严禁,自汉代起即规定,对蛊人者处以斩刑。近代则闽、粤及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行毒蛊之术者,名目繁多。

《史记封禅书》:“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汉书武五子传》:“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祝诅事发觉,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胥,指文陵厉王刘胥。

《汉书王莽传》:“宗姊妨为卫交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莽使中常侍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

《续资治通鉴宋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

《驱蛊录》:“隋书志江南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相传不绝。”

清刘昆《南中杂说》:“世传南人能造蛊......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必设宴迎风,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一月刊,则阁门并命矣。”

参阅张紫晨《中国巫术》。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奸,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久之,巫蛊事多不信。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武帝乃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 ,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汉书》谓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来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萨满巫术。(萨满,女真语,指巫师巫术。《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其来源则甚古老,为北狄、东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 。

包括四个阶段

(1)酝酿和准备

(2)事件的触发

(3)矛盾激化为京城动乱

(4)平反与清洗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4岁的青壮之年早夭,肯定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后,匈奴连续数位单于均以青壮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于疫病。汉昭帝也仅二十一岁就病死。)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张华《博物志》记: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 “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瘥(chài,病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

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太子随即杀死江充,处死上林苑中的巫蛊术士。但是百密一疏,让苏文侥幸脱逃,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父子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被苏文等人连续欺骗两次后终于上当的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率兵平乱。太子纠集了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皇后自杀,太子宾客多人亦被捕杀。此时武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曰:“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武帝醒悟,有悔意,但并未赦免太子,太子逃到湖县一户贫家,户主常卖屦以维持太子生活所需。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因为刘据派人找他而被人发现,官吏围捕太子,太子因拒绝被捕而自杀,户主亦被杀。

征和三年(公元前90),武帝对巫蛊之事有所察觉,却难以推翻自己之前的作为,看守高帝庙的小郎官田千秋正好在此时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武帝大悟,于是借机下台,将太子被逼起兵之事定性为“子弄父兵”,同时召见田千秋,并颇有深意地说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并因此在一年间将田千秋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丞相。随后。武帝愤而族灭江充及刘屈家族,焚苏文于横桥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

武帝痛惜太子无辜,于是在爱子丧生的湖县(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县豫灵镇底董村南)修建思子宫以及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此举令天下唏嘘不已。戾太子一案极大刺激了晚年的汉武帝,促使他颁布轮台诏,对自己过去几十年间的作为进行自我反思,并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并为昭宣中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太子死后,武帝迟迟不立太子,时为武帝长子的燕王刘旦请求宿卫长安(显然意谋太子位),武帝斥之曰:”生子当置齐鲁礼仪之乡!“并惩罚燕王,削其良乡、安次、文安三县。后元二年二月乙丑,武帝病笃,终于决定立赵国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皇太子,翌日以霍光(霍去病异母弟)为大司马大将军,命其与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辅少主。第三天武帝驾崩。

太子有三子一女,长子史皇孙刘进(即汉宣帝刘询之父),一女尚平舆侯嗣子。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只留下皇曾孙刘询。十七年后刘弗陵去世,无子。权臣霍光废刘贺后,扶助刘询登上帝位,是为宣帝,即位后刘询颁布诏书: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谥刘据曰“戾”(东汉著作 《说文》:“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故而“戾”字应取蒙冤受屈之意),所以刘据又称“戾太子 ”。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 ,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汉武帝受奸人蛊惑,小人利用武帝晚年的多疑乘虚而入,由是酿成了这对原本亲厚的父子间的悲剧。

玄色《哑舍巫蛊偶》

陆群《湘西巫蛊》

天干地支《巫蛊谜棺》

天航 D系列04 《秦始皇最恐怖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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