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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纪忠

余纪忠,台湾新闻界泰斗、台湾最大的民营报纸《中国时报》创办人。193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现南京大学历史系 [1] ),193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

余纪忠的一生充满瑰丽色彩,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东北行辕新闻处处长、中苏日报(沈阳)社长,来台后开创了中时报业集团,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台湾篮球协会理事长、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98年余先生捐赠743万美元设立华英文化教育基金帮助母校培养“华英学者”,提升学术水平 [2]

余纪忠,籍贯江苏武进,台湾新闻界泰斗,《中国时报》创办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台湾篮球协会理事长、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杰出校友。余纪忠早年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后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就读,学成返国服务。先后参与党、政、军、报业等职。1949年来台后,致力报业和出版业,创办《中国时报》。《中国时报》是台湾最大的民营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是台湾民营报业的两大支柱。2002年4月16日,是台湾《中国时报》报系创办人余纪忠93岁的生日。但不幸的是,4月9日10时零8分,他因肝癌在台北的家中去世。

余纪忠,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1932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 [3] )历史系,毕业后,他于193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 [4]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余由英伦兼程返国投笔从戎。“革命实践研究院”结业,抗战期间,曾为胡宗南幕僚,历任三青团宣传处副处长,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青年军第二0三师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祝东北特派员,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行辕新闻处长兼《中苏日报》社长 [5] 。1949年他举家迁居台湾,并于1950年在台北创办了《征信新闻》,从此倾心投入新闻事业。1955年,他购买机器,自建工厂。

《征信新闻》当时仅是一份侧重经济信息的小报,经过大约15年的发展,该报逐步确立起岛内民营大报的地位,其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评论、建议等深受岛内朝野重视;同时,其发行量不断扩大,70年代末正式突破100万,成为岛内第一大民营报纸。

1968年,他的报社启用美国彩色高速转轮机,印出全亚洲第一份彩色报纸,全球华文报纸就是从这个时候进入彩印时代的。1968年9月1日,《征信新闻》改名为《中国时报》,并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他曾手谕:“《中国时报》的使命是政治民主、民族认同、稳定大局”,《中时》以“开明、理性、求进步;自由、民主、爱国家”为办报宗旨。1975年,余纪忠决定在美国办报,同年9月,《美洲中国时报》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地正式发行。

不过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美洲中国时报》大幅报道大陆选手获奖的消息,其报道手法在当时犯了台湾当局大忌,结果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余纪忠在党内遭到围攻,被指“为匪作伥”,台湾军情系统更处处打击余纪忠和《中国时报》,又扼杀办报经费所需的外汇。在多方压力下,余纪忠只好无奈宣布《美洲中国时报》停刊,全面退出美洲市场。

《中国时报》在基础稳固后又积极向杂志市场进军,并大力发展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群。该报创办的刊物水准较高,颇受读者欢迎,如《时报周刊》、《时报杂志》的发行量在岛内杂志中一直名列前茅。《时报周刊》、《工商时报》、《中时晚报》等相继创办,除这3种报纸外,中国时报系还拥有6种杂志,是目前台湾卓具规模的报业集团,台湾最有影响的新闻媒体之一,是拥有报纸、杂志、出版社和互联网业务的庞大集团,旗下共有20多家公司,员工近万人。

余纪忠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台湾篮球协会理事长、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正是由于具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和新闻经验,因此他对政治、社会与文化动态把握较准。《中国时报》的言论风格从一开始就富有自由色彩。余纪忠曾希望借报纸的影响力促进岛内政治革新,所以该报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上的尺度较宽。台湾很多学者、政坛人士及企业家都习惯把《中国时报》的社论作为岛内政治气候的指标。

他在大陆生活40寒暑,在台湾度过了50多个春秋,对两岸一直存有深厚的感情。2000年9月,《中国时报》创办50周年前夕,余先生亲撰长文,呼吁台湾当局痛下决心,与主张“两国论”者划清界线,强调中华民族不能分离。这样的主张,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且可确保台湾的生存发展。

在2001年《中国时报》51周年社庆上,余纪忠宣布正式退休,由其子余建新接任时报系董事长。2001年10月,由余纪忠和夫人蔡玉辉捐资150万美元建造的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教学实验大楼“玉辉楼”落成启用。此前,余还曾捐资700余万美元设立“华英文教基金会”,专门帮助母校提升学术水平。2009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将学校一栋基础实验大楼命名为“纪忠楼”,2012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校史馆为余纪忠先生设立永久陈列特展。 [6]

余先生身材高大,平易近人,谈吐儒雅。余老先生辞世后,《中国时报》在题为《一代报人的典型、一世理念的坚持》的社论中说,余先生对两岸最终获得和平,一直怀抱着“高度的关注”。这不仅缘于他对故国家园的情感眷恋,更由于他亲历战祸频仍、黎民生离死别的沧桑悲剧,“不愿再见到两岸同胞兵戎相见”。因而余先生晚年一直殚思竭虑,为两岸如何迈向和平的进程“寻找模式与出路”。 [7]

“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是余纪忠先生办报的原则与信念,五十多年来,《中国时报》就是按照这一原则与信念行事的。

1958年,台湾修改出版法,加强行政官署审查出版物,余纪忠认为此举不仅违反宪法精神,更扼杀了新闻自由,于是在《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若报纸成为一定形式,报人都成为缄口金人,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我们将不得不为国事前途致其慨叹了。”在当时那种戒严状态、威权政治的气氛下,敢于挺身力争新闻自由,是要有道德勇气的。

余纪忠的《中国时报》在社论中建言政府应以虚怀接纳的态度,面对不同意见的表达。力陈若是连站在爱国立场的平正论述,都可深文周内,岂是国家之福?

另外一件事情,为80年代中外人士称道的,即民主进步党成立时,党政部门紧急通知对此新闻一律不准报道。但坚持新闻自由的《中国时报》却做了忠实的报道,而且发表了评论。黄信介在美国怀俄明州首府接受笔者访问时,还对余纪忠的报人风骨伸大拇指。

余纪忠对台湾民主的贡献,还有一件为人称道的,即1988年1月12日蒋经国逝世,政局陷入动荡。他基于一贯顾大局的政治态度,希望在重新部署权力交接时,尽可能促成台湾族群的有效团结,故力主党政一体巩固领导中心,团结族群,共维大局。

刚巧那年1月27日,执政党中常会轮由他担任主席,会前凌晨三时得知蒋夫人有函致李焕,原先推举已接任总统之李登辉兼代主席一案,势将生变。深感关系重大,从大局安定考虑,在破晓之前,电告俞国华,若因此变动而引起族群之间的疑忌不安,导致党内对立绝非台湾之福。

嗣后,就是台湾媒体创造的加在宋楚瑜头上的一个名词叫“临门一脚”;原案在余纪忠主持下恢复讨论,一致通过。这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书中也曾提到。不过,后来余纪忠在回顾台湾民主发展的进程时,不无感慨地提到"国家"权力的赋予,必须要有相对的制衡机制,才能确保民主宪政的体制不致变质。

李登辉任内修宪六次,六个阶段的修宪仅见总统职权之扩张,却未见任何制衡机制的配套规划。到了1997年6月,《中国时报》在余纪忠亲自主持下,以《修宪不能逾越的四项宪政禁忌》为题发表社论,强调:“修宪不能破坏制衡,修宪不能造就强人,修宪不能助长全权政治,修宪不能牺牲民主换取政党利益。”

综观余纪忠先生九十多年来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不能不提到他为了化解台海两岸僵局,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中华邦联”架构。

1999年余纪忠在90生辰之后,重返故乡江苏常州。在上海,接受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接待,汪邀他和江泽民晤面一谈。因而在5月16日到达北京,18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江泽民会晤,晤谈长达110分钟。

余纪忠向江泽民指出,当前是中国历史上重大关键时刻,坦白地说:“一国两制”和“中华联邦”都行不通。如果最终不幸走上战争,不仅联系两岸的民族感情将化为乌有,半世纪来辛勤缔造的建设成就,同遭摧毁,同时也必然导致中国与美国的严重冲突。这段话,真是可圈可点!接着就是余纪忠先生要大陆改变对李登辉的态度,争取李的谅解与合作,开诚布公地与李协商;采取外交休兵,加强经济合作;两岸签署和平协定,逐步实现“中华邦联”的目标。江泽民对余江会谈的评价是:“今天碰面,我们难得有这一番畅谈。”

余纪忠是一位从艰困中创业成功的报人,久经锻炼,饱历风霜,可以坚持文化薪传,紧跟时代步伐,前进再前进。最有说服力的事例,莫如年逾90还兴味盎然地安排报纸上网,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事实上从1984年在美洲中时推动自动化作业时,《中国时报》数码化的脚步就一直向前迈进。这主要反映了余纪忠对电子媒体的发展具有深层的眼光,记得2000年春《财讯》杂志有意就此专访这位传媒前辈,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不好打扰,用聊天的方式做一探索,以《90岁当上网络报老板余纪忠是网络时代实践家》为题刊于《财讯》216期。

这位报坛老大哥否定了西方一种论调:预断三年时间,报纸不是被网络领导,就是死亡,明确的指出:根本不存在报纸死亡的问题,肯定平面媒体还有发挥余地,关键在于提高素质,适合读者的品味。

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1981年9月当美洲《中国时报》创刊后,在其既定的“自由、民主、爱国家”的基本原则下,开创华人报业前所未有的风格,刊载中国大陆体育代表队在洛杉矶奥运获得10面金牌的报道。

余纪忠辞世后,台湾岛内各界在表达深切哀悼的同时,一致称赞余先生是“一代报人的典范”,始终关心两岸关系发展,昏迷前仍“心系两岸和平”。

余纪忠的办报经历,伴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的发展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而历尽坎坷。1984年,《美洲中国时报》因报导大陆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出色战绩,被台湾官方以外汇管制的方式封杀。1986年,民进党成立,当时台湾仍未解除党禁报禁,余纪忠的《中国时报》是台湾唯一大幅报导民进党建党的报纸。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四十个寒暑的余纪忠,在统独问题上立场鲜明。他反对台独,主张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并提出过著名的“中华邦联”主张。

虽然余纪忠和他的《中国时报》有明显的反台独色彩,但是民进党领导人对辞世的老报人表达了崇敬之情。总统陈水扁和副总统吕秀莲联名发表声明,对余纪忠“对台湾民主化之贡献”,表示“推崇”,并说,“对国内民智的启迪、政治的民主化,余纪忠先生功不可没”。行政院院长游锡坤(方方土)也发表声明赞扬说,余纪忠“在威权时期力主开明,在解严后促成多元社会声音,对台湾民主发展贡献良多。”

余纪忠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报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曾慷慨捐赠743万美元在南大设立“华英文教基金”,培养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并捐赠150万美元助建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实验楼。为感谢余纪忠先生的捐赠,南京大学将仙林国际化新校区基础实验楼命名为“余纪忠楼”。 [8]

1994年4月,台湾中大校友余纪忠先生捐资107万美元修葺母校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大礼堂,使其焕然一新。

同时,余纪忠先生也是母校东南大学校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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