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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之治

永徽之治指的是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盛世。永徽是唐高宗在位的第一个年号(649655)。

唐高宗即位之初,君臣都牢记唐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唐高宗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唐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提倡文教,由李、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唐高宗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使得天下大治,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事发,房遗爱被杀,李元景、李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高宗皇位由此得到巩固。 [1]

李治登基之初,就把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唐高宗的《永徽律》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为后世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参考。651年,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组织把奉敕修订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报皇上。651年阴历九月的诏令向全国颁布新法。新法经过全面修订,成为唐代一系列法律当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法律之一,它称为《永徽律令》。第二年,高宗又组织了另一个有几名法律专家在内的组织,以编写一部能用于法制教育的详细的刑法官方注释。这部形式稍作变动而成为流传至今的《唐律疏义》,在653年阴历九月完成并被送呈皇帝。它经过小的修改后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刑法的权威性的注疏。 [2-3]

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

虽然这个时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 [4]

唐高宗李治另一个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选用了一大把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而不仅仅是靠世袭的特权选拔。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

李治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651年,隋朝和初唐最高级的秀才考试中断。前此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极少。除了太宗时期设立的法律和书法(实际为语言学和古文书学)两科外,656年又新设一门新的专科数学考试和一所为该科培养考生的专门学校。数学考试与原有的两种考试一样,是专为低级官员和庶民的儿子举办的。但在658年,所有的专科学校和专科考试都停办。662年它们又在雇佣其中举者的政府部门的控制下恢复:大理寺管法律学校,太史局管数学学校,秘书省管书法学校。671年,这几所学校可能又变成了国子监的一部分。

另一个创新在高宗时期虽属罕见,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是658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为特定应试人举行的殿试。在以后各朝,殿试几乎和进士试同样被看重。

国家的首要的官员选举制在高宗时期得到了彻底改造。8世纪盛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 [3]

李治登基后,文治武功并举,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擒车鼻可汗,平定漠北;至显庆二年(657年),遣大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西突厥亡,整个西域属大唐王朝;龙朔三年(663年),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灭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擒车鼻可汗。9月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

永徽二年(651年)正月,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7月沙钵罗可汗攻入庭州,遣梁建方讨之。8月大食国始遣使来唐。闰9月诏义仓改令率户出粟。

永徽三年(652年)正月,牢山之战,唐军大败贺鲁军。吐谷浑、新罗、高句丽、百济并遣使入贡。3月建大雁塔。7月户部计,全国380万户。1月驳马国遣使朝贡。

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在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

至显庆二年(657年),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李治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威望在永徽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唐太宗时期。这时,唐朝的疆域扩张到了极限:东起朝鲜半岛,抵达日本海;西临里海,占有半个中亚,抵达阿拉伯;南至越南横山,越过北部湾,占有半个越南,抵达中南半岛;而北部则越过贝加尔湖,占有整个蒙古。李治在位34年的时间里,让大唐的疆域达到最大化1350万平方公里,而保持近1250万平方公里的时间就有32年,直到李治驾崩的时候,这些领土都还在。 [4] [5]

《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下》赞曰:“藉文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天,其德不类。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家殄瘁。 [6]

《剑桥中国隋唐史》:“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

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没有高宗 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 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 量,他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然而,传世史书却多把他描绘成“软弱无能 ”的人。这是因为他培养的武则天用“武周”取代了“李唐”。由于后世 史家要防范“女皇”的再现,他们宁愿弱智化唐高宗而牺牲历史的真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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