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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渠

永济渠是继隋炀帝开通济渠、邗沟之后,开凿的又一重要运河。永济渠是隋朝调运河北地区(指当时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河北道)粮食的主要渠道,也是对北方用兵时,输送人员与战备物资的运输线。然而,星转斗移,沧海桑田,“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情景已无法再现,隋炀帝发兵高丽所留下来的踪迹,也早已消失于漫长岁月中,以至被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湮没无痕。

中国古代沟通黄河与海河流域的航运水道。隋大业四年(608)开。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曾开白沟(比今卫运河偏西),又开平虏渠(相当今沧州以北的南运河),沟通黄河和海河水系。隋代开永济渠,南引沁水通黄河,北通涿郡(治蓟城,今北京)。这是白沟的改道,并向南延伸,南段比白沟稍向东移,在今卫运河之西,今德州以下与南运河大致相合,至今天津市西再向西转北,沿当时的永定河分支至涿郡。自永济渠经黄河、通济渠、淮河、邗沟,过江经江南运河至杭州,构成了南北大运河。隋、唐向辽东用兵,永济渠都是运输军需粮饷的主要交通干线。北宋时,又称御河,上源已与沁水隔绝,以卫河为源,自卫州(今河南省汲县)以下能行载重三四百石的船只。下游与漳河、滹沱河汇合,水量增加,但常受黄河决溢的干扰。金代仍利用它漕运。元代开京杭运河,御河(永济渠)的德州至天津段,成为京杭运河中南运河的一段。

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山阳渎之后,又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一条运河,即永济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永济渠也可分为两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新乡、汲县、滑县、内黄(以上属河南省)、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以上属河北)、武城、德州(以上属山东)、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以上属河北),抵今天津市;北段自今天津折向西北,经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达涿郡(今北京市境)。

据史料记载,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区西南隅)。”这表明隋炀帝当年开凿大运河时,沁河是永济渠的源头。明朝周梦编撰的《水部备考》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史实:“沁水一支,自武陟小原村东北,由红荆口(今获嘉红荆嘴)经卫辉府,凡六十里,入卫河。昔隋炀帝引沁水北通涿郡,盖即此地也。”武陟小原村现存明代石碑也明确记载了隋代在当地建闸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沁河下游在隋代是地下河,沁河下游堤防是金代以后逐步修筑起来的。隋代沁水的流路,在今武陟县城以上大体同现流路,在今武陟县城南折东再转东南注入黄河。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记载为:“……又东,过武德县(大城村)南,并于县南水积为陂(大坑),通结数湖(陂和湖约在今水寨一带)……又东南,至荥阳县北,东入于河”。由此不难想见,隋代沁河入黄口一带由黄河、沁河冲泄成多处大的坑塘,是难以通行大型船舶的。所谓“南达于河”,应当是对沁水河道加以疏浚。

南北两段都是当年完成。永济渠与通济渠一样,也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据载全长1900多里。深度多少,虽不见文字,但大体上说,与通济渠相当,因为它也是一条可通龙舟的运河。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炀帝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带着船队和人马,水陆兼程,最后抵达涿郡。全程4000多里,仅用了50多天,足见其通航能力之大。隋唐两代称为永济渠,宋代称御河,其治理均旨在发展漕运,直到清光绪年间,从卫河水运可直达天津海河。明清两代,“凡漕粮入津、芦盐入汴,率由此道”。卫河上下,船桅如林,航运繁忙。北京城内所需物资,除江南海运或运河漕运之外,多由黄河漕运转淇门入卫河抵京,卫河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除卫河、南运河占压的原御河地段外,地表已很难发现永济渠的踪迹,现卫河和南运河北段仍为地上河,内黄至德州之间有大片沙岗和沙淤地,这是北宋以来黄河洪流泛滥留下的,也是永济渠淤没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卫河泄流缓慢,堤防残破不堪,洪涝灾害频繁。1949年后,对卫河进行了多次治理和疏浚。其中1978-1983年卫河干流扩大治理后,现卫河汛内沟口以下行洪流量达2000-2500秒立方米,排涝流量700-1000秒立方米,比解放初期行洪能力提高了两倍以上。

开永济渠的关键工程是在沁水左岸开渠,引沁水东北流会清水至今浚县西入白沟。这是永济渠的南段,是当时新开凿的渠道。

白沟是曹魏旧渠,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北征袁尚时“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曹魏修治后白沟水量增加,连同与它接连的清河,成为河北水运干线。永济渠以曹魏旧渠为基础,将渠道拓展成为大渠,至今天津市境与沽河会合。这是永济渠的中段。从今天津市至古涿郡为永济渠的北段,系改造古潞河、桑干水两条自然河道的下游而成。

永济渠全长2000多里,由阎毗负责督建,男丁不足,妇女也被迫服役,从开工到建成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永济渠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很强,并可航行庞大的龙舟。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发兵高丽时,除亲自乘龙舟通过永济渠外,还曾“发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当时江淮以南的役夫和船只以及漕运、兵甲、武器、兵士等都是通过永济渠运往涿郡的。船只相延近千里,往返运输数十万人次,其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永济渠“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的全线贯通,可能只限于渠成之初不到十年的时间。由于沁水多沙易淤积,而清水又流量有限,因此永济渠南段的漕运价值并不高。唐朝的时候,便放弃了永济渠的南段,改借丹水、清水、淇水济漕,永济渠的起点也由此被定位在汲县(今卫辉市)一带。北宋时,称永济渠为御河,金代仍利用这条运河。元代开京杭运河,御河(永济渠)的德州至天津段,成为京杭大运河中南运河的一段。御河明代时主要水源依靠百泉,其流经的地方又多在春秋时的卫国,所以改称卫河,系天然河流。

但隋代以后的沁水并没有和永济渠断绝关系。武陟地势高于新乡,每遇沁水决溢,很自然就会向新乡漫流,汇入御(卫)河。有时沁水的决流还可以通航,与黄河卫河水运相衔接,仿佛隋代永济渠情况。又由于卫河常患胶浅滞运,历代统治者有的对沁水决流主张不予堵塞,有的还建议按决流开渠引沁入卫以利漕,议多不果行。也有见诸实施的,终因“卫小沁大,其势难容,卫清沁浊,其流必淤”而再行筑塞。也正因黄、沁河屡屡冲淤,隋代永济渠的南段才绝难寻到遗迹。

唐代废弃永济渠南段后,其中段的主要水源中,丹水是沁水最大的支流。丹水的支流长明沟亦称小丹河与清水相连,曹操开白沟后起到了增加白沟水量的作用。唐代以后小丹河仍然是永济渠的重要水源,至清康熙年间仍有引丹济卫的详细记载。这条由今博爱县经武陟、修武向东连通卫河的河道后来被称为运粮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仍具有航运价值。

史载:隋炀帝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又据《元和郡县志》卷十六《河北道一相州》:“内黄县……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北去县二百步。”《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一贝州》:“永济县,本汉贝丘县地,临清县之南偏,大历七年,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西井永济渠,故以为名。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按汉武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盖屯氏古渎,隋氏修之,因名永济。”《禹贡锥指》卷十三下:“永济渠,即古之清河,《汉志》之国水,《水经》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头遏其水为白沟,一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今称卫河者也。”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隋唐永济渠》一文中,经详考认为:永济渠自“卫县以东,北至独流口约五百公里(就直线言)之流程,实亦与郦注之淇水、清河(淇水下游名清河)流程略相一致……具见永济渠之工程实多循汉魏北朝之旧河道也。”

由上可知,永济渠的开凿,也是利用了白渠、沁水、清水、淇水等原有的河道的。因此,在唐人的诗文中,每多“白渠”、“白水”、“清河”、“清川”、“淇水”等水路雅称,实际上就是永济渠。

至于说永济渠又称“御河”,这亦是泛称。如,《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开皇八年……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堙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炀帝巡幸,自江都宫入于海。”《太平寰宇记》卷十五:“十道志云:‘自南北朝,彭城为要害之地,隋凿御河已来,南控桥,以扼梁、泗,历古名镇,莫重于斯。’”等等。唐人诗文中,将环绕京城的护城河亦称“御河”。如:王之涣《送别》诗云:“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全唐诗》卷25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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