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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津都督府

熊津都督府,是唐朝灭亡百济后,于百济故地设立的管理机构,属安东都护府(为上都护府,其长官为安东都护,正三品,“掌统诸蕃, 抚慰、征讨、叙功、罚过, 总判府事”)管辖。660年,初置府城于泗城。670年后迁于建安州。属安东都护府。在今朝鲜半岛西南部。后被新罗兼并。

百济、新罗同为唐朝藩属。唐高祖时,曾册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百济恃仗高句丽支持,多次侵犯新罗,二者结为世仇,武装冲突不断。唐太宗诏谕扶余璋,劝其勿侵新罗,扶余璋阳奉阴违,不肯奉诏。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百济王扶余义慈与高句丽、联兵攻新罗,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遣使入唐求援。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泰等,统兵10万,联合新罗伐百济。唐军攻陷百济国都泗城,生擒百济义慈王及太子扶余隆。百济宣告灭亡,5部37郡共76万人户完全纳入了唐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参见“唐灭百济之战”)。

唐朝于百济故地设置了“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将其纳入唐羁縻府州体系,五都督府下辖37州250县。唐朝委任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统兵镇抚全境,又命左骁卫郎将刘仁愿率兵一万镇守百济城,委派当地的酋长分任都督、刺史。

唐朝在百济故地所设立的府州虽然属羁縻性质, 但其作用和意义却极为重大。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中原政权第一次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正式设立府州,其实不然。早在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时,就曾在乐浪郡南开拓了疆土,后割乐浪郡屯有县及其以南之地设带方郡,其辖境已达到今朝鲜半岛南部的汉江流域,曹魏因之。唐灭百济是继汉魏之后又一次在半岛南部地区设置府、州、县,与汉魏相比是将新罗之外的半岛南部之地完全纳人了唐王朝的版图, 已远远超过了汉魏统辖的范围。唐朝为了纪念这件大事,于同年八月十五日在扶余王城特地树立了《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唐朝灭亡百济,从战略意义上讲,解除了新罗南部的武力威胁,更进一步密切了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合作关系;消灭了高句丽政权战略伙伴,等于斩断了高句丽的左臂,更有利于高句丽问题的最后解决和整个辽东及朝鲜半岛地区的稳定。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北犯吐谷浑部,朝西陲震动。就在唐廷商议西援吐谷浑时,新罗开始侵扰唐熊津都督府所辖的前百济旧地,唐朝遣使问罪,新罗“遣钦钝角干、良图波珍餐入唐谢罪”,同时暗中却在鼓动高句丽遗民叛乱,唐朝新罗战争爆发。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唐与新罗联合灭亡高句丽。十二月,“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平阳郡公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率兵2万镇抚辽东。所辖包括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吉林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原百济故地。

唐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唐廷派薛仁贵率军西援吐谷浑,辽东防务一时空虚,高句丽遗民“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主”。是年,唐朝派高侃、李谨行率偏师前往辽东平叛。这样,唐朝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局,而新罗利用唐军暂无暇南顾之机,于唐咸亨二年(671年),攻占了泗要塞,并建立了所夫力州,占领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土。

唐廷经过四年的战争,才最终平定了高句丽遗民叛乱。唐上元元年(674年)正月,唐朝派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南伐新罗。在累战不利的情况下,新罗王金法敏被迫遣使入朝谢罪。唐朝既往不咎并“复法敏官爵”。

显庆五年(660年)熊津都督王文度病故,使半岛南部又陷人了一场动乱。扶余璋之侄福信乘王文度病故之机,从倭国(日本)迎回王子扶余丰,立为王,据原百济周留城,联合倭兵发动反唐叛乱,围攻刘仁愿。

龙朔元年(661年),唐高宗命刘仁轨为带方刺史,继任熊津都督,率唐兵联合新罗入百济故地平叛。龙朔三年(663年)唐军在熊津白江口大破倭兵,“四战皆克,焚倭船四百艘,海水为丹”,“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最终获得了平叛的胜利(参见“白江口之战”)。

龙朔三年(663年),唐高宗召刘仁愿、孙仁师回朝,令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由于百济连年征战,穷兵黩武,致使“合境凋残,僵尸相属”的地步 [1] 。刘仁轨做了大量的恢复工作,掩埋骸骨,登记户口,修路架桥,赡养孤老。又在百济颁布大唐正朔及庙讳,百济人心大悦,各安其业。刘仁轨还在百济屯田积粮,训练士卒,把百济故地经营成了攻打高句丽的前进基地。

此前,百济有两位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在苏定方撤军后,招集百济亡众据险固守。白江口海战后,两人各率部众归降唐军。刘仁轨见他俩忠勇有谋,便力排他议,委以重任,为大唐收揽了两员大将。

麟德元年(664年)前百济太子扶余隆被唐高宗任命为熊津都督,管理百济故地和遗民。但扶余隆惧怕新罗加害于己,未敢赴任,只好由唐朝将领刘仁轨检校熊津都督。冬十月六日,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备言百济戍兵疲惫,征役劳苦,奖赏无信,西归无期。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高宗深纳其言,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率兵渡海以代旧兵,并敕仁轨俱还。刘仁轨恐夷人新服,众心未定,乃上表自请留镇百济,高宗从之。

麟德二年(665年),唐朝对百济故地进行行政改制。一是百济各都督府、州、县的合并,五都督府合并为统一的熊津州都督府,都督府仍治泗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二是合并后的熊津都督府由正设转变为羁縻化

麟德元年(664年),前百济太子扶余隆被唐高宗任命为熊津都督,管理百济故地和遗民。但扶余隆惧怕新罗加害于己,未敢赴任,只好由刘仁轨任检校熊津都督。高句丽灭亡后,刘仁轨、刘仁愿回国,熊津都督依然是未敢赴任的扶余隆,代行其事的是百济人熊津都督府长史难汗、熊津都督府司马祢军。为了统合当时百济新罗两国力量合力攻灭高句丽,唐朝强迫新罗与熊津都督、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于麟德二年(665年)八月结盟。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唐与新罗联合灭亡高句丽。十二月,“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平阳郡公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率兵2万镇抚辽东。所辖包括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吉林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原百济故地。 [2]

新罗助唐灭百济的战略目的是灭亡百济,占有其土地、人民,而唐朝却将百济纳入自己的统治并强迫罗、济结盟,这引发新罗的不满。在失去了共同敌人高句丽后,新罗、唐朝矛盾日益激化。新罗为防止唐朝完全吞并朝鲜半岛,新罗文武王联合并扶植了朝鲜半岛上的原高句丽和百济的反唐势力一起攻打唐朝。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三月,新罗派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精兵1万渡过鸭绿江,进至乌骨城(今丹东凤凰山东麓),由此拉开了唐朝新罗战争的序幕。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进军所至的乌骨城,乃是连接辽东和平壤的交通要道,占领这里既可对驻守朝鲜半岛的唐军进行围攻,也可阻止唐军从辽东方面的增援。另外,新罗军队在高句丽故地的活动,还可以把唐朝的视线转移到辽东,使其无暇应对新罗对百济故地的争夺。 [3-4]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唐廷派薛仁贵率军西援吐谷浑,辽东防务一时空虚,高句丽遗民“大长钳牟岑(《三国史记》作剑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高句丽宝藏王高藏外孙,高句丽大臣渊净土(渊盖苏文之弟)之子(一说为宝藏王庶子)】为主”。唐朝遣兵来援,新罗便退保白城。唐派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讨伐安舜,又遣司平太常伯杨绥纳高丽亡余。此时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 [5]

这样,唐廷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局,而新罗利用唐军暂无暇南顾之机,于唐咸亨二年(671年),攻占了泗要塞,推翻唐朝的熊津都督府(扶余隆为都督,但滞留唐朝不敢回故国),建立所夫里州,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地。之前唐朝只是与新罗支持的高句丽复兴势力作战,并没有和多年的盟国新罗宣战。

咸亨三年(672年),在唐军对安舜的高句丽大规模进攻下,安舜与剑牟岑发生分歧。剑牟岑被安舜下令杀害。安舜南逃后,被新罗文武王接纳,封安舜为高句丽王,在今韩国益山市建立了报德国(674年,改封安舜报德王)。这件事唐朝和新罗的同盟关系开始破裂。

新罗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其原因首先是新罗对唐朝外交努力的失败。唐高宗总章二年(669 年),新罗文武王遣钦纯和良图入唐谢罪。咸亨元年(670年)一 月,唐高宗“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

到上元元年(674年),新罗已经从唐朝手中夺得原百济的大部分领土。但此时,新罗军主要与熊津都督府的百济人交战,而唐军主力部队主要与反唐的高句丽人交战。唐高宗与新罗文武王彻底决裂,扶植文武王的弟弟金仁问为新罗君主,并派刘仁轨领兵攻打新罗。在对吐蕃战败後一度除名的唐朝名将薛仁贵被唐高宗任命为为鸡林道总管,负责羁縻百济的熊津都督府。正月,唐朝派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南伐新罗。在累战不利的情况下,新罗王金法敏被迫遣使入朝谢罪。唐朝既往不咎“复法敏官爵”。唐廷经过四年的战争,才最终平定了高句丽遗民叛乱。

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在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李谨行率领投靠唐朝的人攻打新罗石岘城、赤木城、买肖城三战皆捷。《三国史记》记载石岘城、赤木城之战唐军大胜,买肖城之战20万唐军被金元述击败,新罗军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但是当时李谨行作为行军总管、安东镇抚大使,不可能拥兵20万,有三万三百八十匹战马。

由此来看,当时唐朝扣留的新罗使者似乎不止良图,而且钦纯带回的唐高宗的诏令是“百济旧地,总令割还”,直接表明了唐朝不再容忍新罗继续占领百济故地的态度。这样新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取得唐朝对其攻取百济故地行为谅解的努力就失败了。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唐朝受西北局势的影响,不得不调集驻守高句丽的兵力与吐蕃开战 [6] ,由此与之相邻的吐谷浑、鄯善、且末之地也正式为吐蕃所据。西北局势的危急,使唐朝不得不调任刚刚在高句丽战场获胜的薛仁贵前往西北战场。4月,唐朝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5 万出击吐蕃。这表明薛仁贵最迟在669 年底就离开了高句丽,也必然会带走部分兵力,而且同年唐朝还“徙高丽民3 万于江淮、山南”,而“留其贫弱者,使受守安东”,这样此前留驻于高句丽故地的2万唐兵恐怕为数已是很少了。唐朝军事力量的削弱也给新罗发动战争提供了时机。

经过多年的战争,新罗已经比较疲惫了。在刘仁轨主力回国的情况下,新罗以全国之力,仍不能彻底击退李谨行和薛仁贵的留守唐军。金法敏可能已经意识到通过战争无法使唐军退出朝鲜半岛,因此,在买肖城之战后,派出使者,向唐朝进贡并且谢罪。

关于新罗遣使谢罪的时间,中朝双方的记载并不一致。

《资治通鉴》把新罗谢罪的时间大致归到了上元二年(675年)二月,但又指出,新罗谢罪发生在李谨行三战皆捷之后。

而《三国史记》则说,675年,新罗两次遣使入唐,前一次与中国史书相同,后一次记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综合中朝双方的史书来看,675年新罗遣使谢罪只有一次,发生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而唐朝也意识到,用偏师经略的办法是不能制服新罗的,而唐朝当时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线,吐蕃成为其主要对手,刘仁轨、薛仁贵、李谨行等东征主帅全部调到西部防备吐蕃。唐朝很难再派出主力大军东讨新罗。因此,面对新罗的谢罪请求,唐朝自然也乐于接受 [7] 。高宗皇帝以这种方式,宣告了战争的结束,重新接纳新罗为大唐的藩属国。

新罗夺取熊津都督府

新罗一面扶植和利用高句丽残余势力与唐朝对抗,一面大肆夺取百济故地。670年,新罗接纳高句丽遗臣安胜,将其安置于金马渚,封高句丽王,以此来招纳高句丽遗民与唐安东都护府抗衡。与此同时,新罗还攻取了百济故地众多城池。

670年7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新罗将军“品日、文忠、众臣、义官、天官等取城六十三,徙其人于内地;天存、竹旨等取城七,斩首二千;军官、文颖取城十二,击狄兵,斩首七千级,获战马兵械甚多”,共取城82座,几乎占了百济原有城的一半。此时,新罗军主要与降唐的熊津都督府的百济军队交战。

671年1月,新罗发兵攻打百济,战于熊津南,6月,兵临百济加林城,与唐兵战于石门,取得了“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的战绩。不过被新罗所俘虏的六名唐果毅其实都是百济人,唐军灭亡百济后,一方面,在百济设置都督府,任命当地的百济人担任各种官职 [8] ;另一方面,又从百济迁走了一部分人口,安置到唐朝 [9]

迁入唐朝的部分百济人即被授予一些折冲府的官职。例如,据百济人黑齿常之的墓志铭记载,黑齿常之“与其主扶余隆俱入朝,隶为万年县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又如,据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记载,祢军入唐后,“圣上嘉叹,擢以荣班,授右武卫川府折冲都尉”。一些百济人被编为唐人,并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职,后又返回百济。

由此新罗已控制了百济故地大部分地区,逼近了位于熊津、泗等唐朝在百济的统治中心地区。

百济局势的日益紧迫,使唐朝再次起用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来讨新罗。新罗王金法敏一面致书薛仁贵申述其伐百济理由,一面置所夫里州,表明了不放弃夺取百济故地的态度。9月,唐将高侃率蕃兵4万到平壤,新罗则于10月击唐漕船70余艘,断绝唐援熊津都督府道路,从而延缓了唐军的行动。利用此间隙新罗则继续攻击百济古省城、加林城等地 [10] ,薛仁贵、黑齿常之力战不敌退回唐朝,新罗夺取熊津都督府。

咸亨元年(670)七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唐罗战争正式爆发。此战熊津都督府方面损失惨重,这与熊津都督府实力较弱有关。熊津都督府是在原百济旧地上建立起来的,而原百济军队在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660663)的战争中损失极大,“僵尸如莽”,所剩兵力十分有限,估计不会超过数万。熊津都督为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但从史料上看扶余隆在咸亨元年似不在熊津都督府任职。另外自刘仁愿罢职后,在百济似乎已经没有汉将起实际领导作用。在672年的所谓唐罗战争实际上就是新罗与唐朝扶持的百济人得战争

石门之战与新罗请罪

672年7月,唐将高侃与李谨行屯兵4万于平壤,8月攻破韩始城、马邑城,并在石门打败新罗与高句丽联兵。石门之战使新罗蒙受了重大损失,其将领大阿餐晓川、沙餐义文、山世、阿餐能申、都善、一吉餐安那含、良臣等战死,不得不在汉山州筑昼长城加以防御,而且新罗“是岁,谷贵人饥”。

9月,新罗王遣使谢罪,同时释放所有俘虏,“遣级餐原川、奈麻边山及所留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烈州长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马祢军、曾山司马法聪,军士一百七十人,上表乞罪”,并献上金、银、铜、牛黄等贡品。唐朝接受了新罗的谢罪,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 [11]

673 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馀众皆奔新罗”,至此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借此战胜的余威,唐兵联合、契丹兵攻打新罗北边,并攻入新罗腹地的买肖城

唐朝讨逆与新罗请罪

674年1月,唐高宗因新罗王金法敏“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而大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大将军临海公金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为鸡林到大总管,衙尉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但是,刘仁轨所部并没有立即开赴朝鲜半岛战场,这一年两国之间没有战事,处于战争准备阶段。

675年2 月,刘仁轨挥军渡瓠卢河,大破新罗兵于七重城(积城绀岳山北),其后又以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斩获甚众。随后,刘仁轨撤军回朝,唐又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于买肖城(今京畿道涟川郡大田里附近)并三胜新罗军。此时,新罗考虑到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金仁问回国可能导致的内部混乱”,文武王再次遣使入贡,并请罪。而唐朝遂诏“复王官爵,金仁问中路而还,改封临海郡公”,并承认了新罗“多取百济故地,遂抵高句丽南境为州郡”的事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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