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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汉

徐宗汉(1877-1944),原名佩萱,中国女权活动家 [1] ,民主革命家,贫儿教育家。 [2] 投身民主革命洪流,领军起义制运军火 [2] 、提倡女权倡办女学 [3] ,是辛亥革命的女杰和妇女运动的先驱 [2] ;支援各项抗战活动,为反对袁氏独裁 [4] 、反抗侵华战争 [4] 、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卓著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 [4] 和中国贫儿教育的开创者 [5-6]

徐宗汉,原名佩萱,原籍广东珠海市北岭村,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买办兼茶商家庭。

徐宗汉是徐氏家族的第三代。她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从小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较少封建羁绊而更多的是开放进取的精神。徐宗汉18岁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为妻,生有一女一子。几年后,李晋一病逝,徐宗汉并没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脱离家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大姐徐慕兰。徐宗汉在大姐徐慕兰带动下,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徐宗汉年轻时就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她经常外出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1901~1902年之间,在广州女医师张竹君所设的福音堂里,她经常参加两广志士胡汉民、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会,“或议论时政,鼓吹新学”。徐宗汉与张竹君私交甚笃,对张竹君兴办的医院和女学堂等社会公益事业予以慷慨援助。 [4]

1906年,徐宗汉应二姐许佩瑶的邀请,到马来西亚半岛的槟榔屿协助桥校教学。这年8月,孙中山委托新加坡华侨陈楚楠、林义顺等在槟榔屿筹建槟城的同盟会分会,由爱国华侨吴世荣出任会长,黄金庆为财政员。这时,徐宗汉“闻而善之,亟投身为会员。时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扩张党务,深资得力”。1908年秋,她回国路经香港,拜访了冯自由,介绍了几位亲友加入同盟会。以后,她又接受同盟会组织的委派,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在广州组织同盟会分会,发展党务。他们设立“守真阁裱画店”作掩护,先后介绍女医生梁焕真、陈瑞云、罗道膺、杜乐汉等多人加入同盟会,后来还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1909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为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徐宗汉来到香港冯自由家。她与孙眉(孙中山的哥哥)、杨德初、陈淑子(胡汉民夫人)、卢桂屏(冯自由的庶母)、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等、用缝纫机制成青天白日旗百余面,准备在起义时使用。起义前夕,她与陈淑子、李自屏携带军火由香港乘船到广州。她们在行装中塞满子弹炸药,被褥里还夹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李二人生怕出事,坐卧不安,徐宗汉却保持镇静,怡然入睡,使清吏不起疑而未予检查,顺利到达目的地。

1910年2月11日,同盟会会员、广东炮一营左队三排长倪映典率领新军起义,遭清军围攻、捕杀,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当时,徐宗汉与其侄李应生等奉同盟会南方支部命令,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设立机关,相约于举义之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军耳目,与大塘乡李福林部联络策应。徐宗汉按约定在宜安里纵火,但很快被清军扑灭,机关内藏在被褥里的青天白日旗也被警察搜去。徐宗汉为探听信息虚实,托庄汉翘到警署去领取,警吏传言须物主亲自前往领取。宗汉知道事情暴露,与庄汉翘赶紧逃往香港。 [4]

辛亥年(1911年)三月,孙中山、黄兴在广州策划武装起义。起义前,徐宗汉率同一批亲友,其中有其侄儿李应生、李沛基和女友庄汉翘、卓国华、卓国兴、黄悲汉等,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里制造炸弹,并将起义需用的枪械弹药秘密运到广州河南的溪峡。她们以溪峡的一间颜料商行为铺面,门外贴上大红对联,假装娶亲办喜事,将武器弹药分别运到小东营各起义点。这天,由徐宗汉扮作主妇,卓国华扮作新娘,热热闹闹地“乘坐花轿,身穿红袍”,轿内“尽是大小炸弹之类”和当晚起义所需的武器。大姐徐慕兰也在组织接应等方面作了周密的布置,出色完成这次明办嫁妆,暗运军械的任务。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府,与清军血战,身负重伤,脱险后回到溪峡机关,正好遇见徐宗汉,徐宗汉急忙为其裹敷伤口。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与女医师张竹君一起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进入雅丽氏医院治疗。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须经其家属签字,徐宗汉在张竹君怂恿下,以妻子名义签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黄兴与徐宗汉两人志同道合,从此成为革命夫妻。

黄兴出院后与胡汉民等移居九龙,在香港组织“东方暗杀团”,策划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以配合武昌起义。徐宗汉与李应生、李沛基兄弟等积极参与其事。1911年10月10日,武昌提前起义并获成功。黄兴接宋教仁急电,于1911年10月17日由徐宗汉等陪同离港赴沪,前往武昌指挥革命军战斗。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尚未光复,清军查验极严,难以通行。他们到上海后,徐宗汉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开往武汉战地的红十字救伤队,黄兴扮作医疗员,徐宗汉扮成护士,随行的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他们于1911年10月28日到达武汉参加指挥战斗。

徐宗汉到武汉后,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911年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红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这时,上海已光复,江浙革命联军正进攻南京,催促黄兴前来主持大局。1911年11月28日,黄兴即与徐宗汉等离开武昌到上海。随着南京的光复和孙中山的回国,12月31日徐宗汉随黄兴到达南京,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4]

民国成立后,徐宗汉积极投身妇女界的政治活动,为争取妇女权益和谋求妇女的解放而参与政事。孙中山接见了她,给以鼓励,并聘她为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南北和议”后,广东北伐军征战徐州后回到南京,带回难童二百多人,黄兴通知陆军副官寻找民房为之收容。之后,成立了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该院工作。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未几,黄兴因讨伐袁世凯失败,经由上海逃往香港,继而避难日本,第二年避居美国费城,此时患上了肝病。徐宗汉闻讯赶赴美国照料黄兴并协助其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暴卒。7月8日,徐宗汉随黄兴回国抵达上海。这时候,黄兴已病魔缠身,加上回国后工作操劳过度,于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徐宗汉与黄兴有二子。黄兴去世后,徐宗汉一度住在沪滨,抚养遗孤。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徐宗汉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她被推为该联合会会长。不久,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刘清扬等人抵达上海,她们呼吁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得到徐宗汉等人的热情支持。徐宗汉以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资各爱国团体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许多有志青年为追求真理,纷纷赴法国勤工俭学,徐宗汉也尽力资助,促成其行。一年之间,耗尽家财,不得不变卖住屋,生活陷于困境。 [4]

苏俄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连年的内战、灾荒,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于经济困境。1921年,上海成立了“俄灾赈济会”,徐宗汉担任该会的演讲部主任,到各处去呼吁捐资救济苏俄难民。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达,准备在《新青年》刊物之外,再创办一个《妇女声》杂志,以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王剑虹、王会悟(李达夫人)等找徐宗汉商量,希望此杂志能作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出版。徐宗汉表示同意和支持,使《妇女声》杂志得以顺利出版。

1922年2月李达和王会悟受党组织的委托,与徐宗汉合作创办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 [8] 上海平民女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对外称女子工读学校,由王会悟任该校理事兼任徐宗汉的秘书。平民女校每天上半天课,专设课程,分别由邵力子、陈望道、张守白、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美籍,女)、李希贤、范寿康、周昌寿、陈独秀等讲授。为区别于贵族女校,平民女校强调“专为平民女子设立”,其宗旨是培养平民女子掌握知识与技术,以谋求妇女的自强自立和解放。该校除专设课程外,每周还有两小时的演讲课,由教员轮流讲演,内容都是关系到平民女子的切身问题。徐宗汉不仅为平民女学资助部分经费,还为办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女学不设校长,采取民主办学的方式,由李达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教员、学生和校工代表担任。女学设高级和初级班及校务工作部。第一批共招收31名女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在“五四”运动鼓舞下向往民主自由的爱国青年,如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会悟、王一知等,还有从封建包办婚姻束缚下解脱出来的童养媳。陈独秀对这所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女学十分重视,不仅经常过问学校的情况,还担任社会学课程,多次到校讲授政治时事。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指示,从苏联回国的、到上海汇报工作的、或在沪短期停留的党员干部,都要到女学去作演讲报告。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复亮),都到女学作过时事政治报告,深受师生欢迎和好评。这所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是与徐宗汉的努力分不开的。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徐宗汉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真诚地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 [4]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京,徐宗汉又去接办她于1912年创建的贫儿教养院,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解决数百贫苦儿童的温饱与教育问题。她还在安徽创办了一所农场,以作为贫儿劳动的实践场地。1931年,为了筹措贫儿教养院的经费,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向华侨募捐。时“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东北三省,为了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她把为贫儿募捐扩大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为收复东北而奔走呼唤。以后,她又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向各地华侨募捐,疾病染身仍四处奔波,几致不起。她向华侨演讲,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表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感,使华侨们深为感动而踊跃捐资,仅在墨西哥一地就募捐到45万比索。她以个人名义,募捐到一架价值2000美元的教练机,让人带回祖国作为航空学校教学之用,以弘扬孙中山“航空救国”精神,激励国人为航空事业献身,奋勇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宗汉又带着有严重心脏病的病弱之躯,率领部分贫儿到暹罗募捐,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回国后,她在云南鸡山创办贫儿院,但因经费不足,又不得不将那些流亡的贫儿送回安徽贫儿农场安置。

1940年,徐宗汉移居重庆。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赞佩,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愤恨和谴责。在重庆期间,她经常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她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常有往来。她真诚爱国、坚持革命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行动,博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力量的高度评价。

1944年3月8日,徐宗汉因肝病不治逝世于重庆,享年68岁。 [4]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组织广州同盟会分会,宣统元年(1909)筹备广州新军起义;

清宣统二年(1910)初,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建立秘密机关,并任联络工作;

清宣统三年(1911)春,参与筹划黄花岗起义,制造炸弹并将枪械弹药秘密运进广州;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7日,偕黄兴去武汉指挥作战,投入救护伤兵工作;

民国元年(1912)元月,参加女界政治活动,推动中国女权事业;成立南京贫儿教养院(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开展中国贫儿教育事业;

民国5年(1916)6月,归国讨袁,成为反袁政治活动主力之一;

民国8年(1919)“五四”爆发,参与领导上海妇女投入爱国运动、支持学运,推动五四运动发展;

抗战时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资金与武器,弘扬航空抗日;与共产党领导阶级接触,实施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 [2] [10]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女性挣脱了封建桎梏,走向社会,投入汹涌澎湃的民主革命洪流。徐宗汉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她追随孙中山革命,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女杰,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是著名革命家黄兴的伴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晚年,她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倾力支援抗战,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1]

1907年,在丈夫去世之后,徐宗汉挥泪作别一对儿女,到南洋槟榔屿与二姐徐佩瑶会合。在中华女子学校里,为了更好地与孩子们与家长交流,徐宗汉开始自学马来语。就像当年学英语一样,没有任何基础,谈不上有什么正规的指导,全凭一腔热情。不到半年,能以马来语与人交流会话。二姐许佩瑶赞赏:“小妹,你不愧是语言天才啊!”

如果不出意外,徐宗汉本可以在杏坛耕耘。在槟榔屿,徐佩瑶、徐宗汉与孙中山邂逅了,巧合的精妙一如他们曾经在澳门的不期而遇。孙中山是来向华侨筹款的,同行者是他的朋友和战友黄兴也就是后来与徐宗汉成了伉俪的那个湖南人。

未及正题,徐宗汉首先要作翻译。孙中山、黄兴人生地不熟,又听不懂马来语,她自然成了向导;黄兴听不懂华侨的广州白话,徐宗汉便不厌其烦地翻译;孙中山经常听不明白黄兴的湖南官话,又逼着徐宗汉学会了湖南话,像模像样地作同声翻译。孙中山赞不绝口,黄兴感激不尽。临别的时候,孙中山对徐宗汉说:“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应该满天飞,去筹钱,去革命!” [11]

身负孙中山信任和重托的徐宗汉在1908年秋取道香港返回广州。为稳妥、高效地开展革命活动,徐宗汉在李家附近自辟门面,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创设审美画会、受贞阁裱画店。 1909年秋冬间,为筹备广州新军起义,受黄兴派遣,徐宗汉与陈淑子(胡汉民夫人),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由香港出发,取水路秘密携带军火前往广州。上船后,大量行李堆放在船舱女客室旁,行囊中装满了炸药子弹,被褥内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淑子、李自屏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徐宗汉为了安抚她们,同时避免敌人怀疑,于是滔滔不绝地论服装、讲化妆、谈姨太太争风吃醋一类的市并话题,表现得安之若素。在运送的这批枪械弹药中,以体积较大,又不可重压的手榴弹、大型炸药的装运较为麻烦。徐宗汉灵机一动,将手榴弹取出后成捆成捆地包好,藏在一只只马桶内。有一次碰上突然检查,仓皇中徐宗汉只得一屁股坐在马桶上,叫随行的冒充自己儿女的孩子们对检查人员说“妈妈在上马桶”,骗过了敌人。 [11]

在随后的黄花岗起义中,徐宗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起义前,她率领侄儿李沛基、李应生等人在香港摆华街机关负责全部炸药及军械的保藏运送工作。枪械购自日本,因为秘密交易时来不及验货,运送过程中又有磕磕撞撞,很多枪械,手榴弹在拆卸过程中出了毛病。徐宗汉敢为天下先,自己找来一些技术书籍研习修理技术,不断进行参考比照,后来连炸药制造、炸弹装配这些专业技术也都了然于胸,成了自学成才的炸弹专家。临近起义时,为了将弹药顺利运进广州市内,徐宗汉又导演了一出“革命新娘”的经典斗争故事。在广州河南西峡,她借一颜料作坊为掩护,自己则扮成作坊外嫁的新娘。两百多号革命战士扮作迎亲的队伍,在喧天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取出已先期装在颜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净后以明办嫁妆、暗运武器的办法,先将武器运送至大石街一所秘密机关,再由别的同志将武器弹药分送至广州各处。黄花岗起义中的绝大部分炸药都是由徐宗汉领导的分机关组装及运送的,孙中山,黄兴知道后无不以她为奇女子。特别是她作革命新娘的传奇故事很快传到了当时的敢死队队员耳中,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必胜的信心和决死的斗志。 [11]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11]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蔡锷之妹),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11]

徐宗汉与黄兴的爱情故事颇富传奇色彩。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作为起义的总指挥,率队进攻两广总督府。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在与清军的血战中,黄兴身负重伤。在机关隐蔽时遇见在此接应的女同志徐宗汉,并得到徐宗汉悉心关照。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从十字码头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黄兴在香港动手术时,医院需要病人家属签字,徐宗汉无奈只好以妻子名义签字。 [12] 在徐宗汉的细心照顾下,黄兴身体逐渐恢复。在此期间,他们两人感情日增,最后终于结为夫妻。 [1]

1911年武昌爆发,黄兴接宋教仁急电,急忙与徐宗汉一道离港赴沪,前往武昌,准备亲自指挥革命军战斗。然而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的清军查验极严,很难过关。徐宗汉只得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赤十字救伤队,黄兴和徐宗汉乔装打扮成医疗人员混入其中,与宋教仁、陈果夫等一道开往武汉战地。到达目的地后,黄兴立刻投入了战斗,而徐宗汉则冒着炮火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赤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渡江到武昌。此后,徐宗汉又陪同黄兴前往光复后的上海、南京,并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在南京主持讨袁工作,他在繁忙中还写信给在上海的徐宗汉:“弟(宗汉)在家保育儿辈,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然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 [7]

战火成就了一双患难夫妻,斗争自始至终贯穿于二人的爱情和生活中。黄兴在病危时对探望的朋友说:“她不是内助,她根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战友,而且,她的能力比任何男人都强,尤其是比我强。”

北岭村徐钰亭、徐宝亭、徐荣村等兄弟自鸦片战争初期从珠海来到上海闯荡创业,由于他们目光敏锐,勤劳干练,精明过人,不久便成为洋行买办、商界巨子,继而以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超人业绩显达于世。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徐荣村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12包运到伦敦参展,由于丝质上剩,被评为“会中第一”而夺得金、银奖各一项,英国维多利亚女皇亲自向他颁发奖牌、奖状。徐荣村成为中国参加首届世界博览会并获得大奖的第一人。徐宝亭的儿子徐润是徐氏第二代中的商海奇才,他涉足广泛,由一个买办逐步成为李鸿章倚重的洋务官员和拥有多间企业的民族工商业家。 [4]

伯父:徐润,实业家

父母:(不详)

大姐:徐慕兰 [13]

二姐:许佩瑶

堂弟:徐申伯

小姑:许佩书

侄子:李应生、李沛基

配偶(第一任):李晋一,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

子:李应强

女:李若鸿

大伯(李晋一之兄):李紫石,李庆春的长子

嫂(李紫石之妻):徐慕兰,也是徐宗汉的大姐

配偶(第二任):黄兴

子:黄一美

子:黄一球

对于徐宗汉的逝世,各界表示了沉重的哀悼。柳亚子先生为其写下挽诗:“南社湖湘几隽流,兼资文武克强遒。颇闻俪侣侪蕲国,曾共潜师袭广州。白发今悲辞浊世,黄花昔与赋同仇。周嫠恤纬艰危甚,病榻巴渝积愤留”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她被家乡选为“百年最具影响力珠海女性”。 [7]

宣城茆市冲农场是辛亥革命先辈徐宗汉女士在南京白下路创办的“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的实验基地,也是中国较早的寓教于农的社会救济性质的农场之一。

徐宗汉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农、林、牧业亟待发展,迫切需要这方面的建设人才,遂决定创办宣城茆市冲农场,为教养院学生提供生产实验基地,把教学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从而达到勤工俭学,以场养院,培养人才的目的。1932年,徐宗汉女士通过与安徽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宣城县长周君南(黄兴的学生、同乡)的关系,在宣城县境内寻找场址。周君南选择了县内茆市冲为场址,建议徐宗汉女士前往考察。徐女士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地势开阔,气候温和,土质肥沃,雨量充沛,宜农、宜林、宜牧、宜养殖,有发展前途,遂接受周君南意见,决定在此建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宣城,乡亲父老纷纷逃离家园。徐宗汉女士避居重庆,蔡乾九先生去了云南,章祥斋避难于双桥。为了支撑农场事业,徐宗汉女士又派黄兴先生旧部陈冶青先生来到宣城农场主持场务。不料日军再次占领宣城,人心惶惶,农场无法恢复。徐宗汉女士1944年去世后,宣城茆市冲农场一直无人问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机关复员,徐宗汉之子,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黄一美先生,遵母遗嘱,从南京来到宣城农场,意欲重振先人事业。当时由章祥斋后人章永年、章永中两人陪同察看,久经战乱,农场荒芜,但田园、山林、湖泊的旧迹仍在,面对这种物故人非的荒凉景象,一美先生叹息不已。回到南京以后,拟将农场的土地、山林、湖泊移交给政府部门管理,继续造福于社会。后来社会部门派人前来察看,认为农场荒废太久,没有人力物力去开发利用,拒绝接收。黄一美先生只得另行委派原教养院孤儿出身的卢绳圃先生来场主持恢复。直到1949年4月,宣城解放以后,卢绳圃先生才离开农场。建国以后,宣城市人民政府将这一带地方辟为国营高山洪林场,继续造福社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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