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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中国著名摄影家)

严明,中国著名摄影家。70后,安徽定远人。大学学的是中文,曾做过十年摇滚乐手,做过十年记者。2010年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摄影师,现居广州。

2010年凭作品《我的码头》 获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大理国际影会获最佳新锐摄影师奖 [1] ,2011年凭作品《大国志》获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2] 。入选《Vista看天下》(2011)年度图片大赏。2012年受邀担任Thinkplus2012“大声思考”大型演讲活动演讲者 [3] 、2012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展人 [4] ,2013年担任TOP202013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评委。作品由多家艺术机构及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2010 获2010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

2010 获大理国际影会最佳新锐摄影师奖

2011 获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2012 获《Vista看天下》图片大赏(2011)年度大奖

2018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获第二届京东文学奖年度传统文化图书奖 [5]

2012 “Thinkplus2012 大声思考”活动演讲者

2012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展人

2013 与漫画家王卯卯进行跨界摄影绘画衍生品合作

2013 担任TOP202013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评委

2014 担任色影无忌2014年度十大新锐评选活动导师

2014 出版首部摄影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2015担任新浪图片“拍照吧少年”大学生摄影活动导师

出版图文随笔集《大国志》以及同名画册

2017 《大国志》个展喜玛拉雅美术馆上海中国 [6]

影像随笔集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是素有 “诗人摄影师”之称的中国著名摄影家严明的首部影像随笔集,也是中国内地首部摄影师创作手札。
  

本书收录了严明自2008年以来的代表作品,包括“我的码头”系列、“大国志”系列等(包括部分从未发表过的部分新作)。全书分四章,以“抉择”“思量”“因果”“恩典”为题,有故事的影像与影像背后的故事互为注脚,延伸出摄影家通过摄影,对业余与职业、肉体与精神、局部与整体、现前与长远等主题的洞见,也是作者“预感到路走过一半”,对“沿途所受的周济和体恤”,以及“对被称为作品之外的那些万水千山”的一次整体思量。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是个机缘,如果可以,我愿意心怀惴惴地说出来。无意告诉别人我走过了多少路,倒是可以让人知晓我在每一个路口的徘徊,哪怕是让人看看这个不擅闪躲的人身上留下的所有车辙。” [7]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见过严明兄本人,他的作品(是指那种悬于素墙之上的原作)我看过的应该也不超过十帧,但是,这丝毫都不妨碍我通过凝视他的作品而形成的对他笃定的认知他是一位诚实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心怀悲悯,直面苍生,苦行僧般探寻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真实,念念在定。

汪涵

真挚作为一种情怀,已经日渐罕见了。在这一本书里,没有这么多呐喊与判断,并不嘶声力竭,却处处都是娓娓道来的热爱与无奈,轻轻笑着的,略带幽默的智慧,就这么潺潺流淌出来,汇成了江河。

七堇年

最有诗意的低调,微言摄影之大义。

陈漫

他的作品充满诗性,以独立的个性方式融入纪实摄影的空间,拓宽了人文纪实的影像领域。他拍摄的场景好像某一天我们都曾经看到过,但是却是容易被忽略掉的,这种带着观念性的纪实文本,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冷静的观察。他是摄影师严明。

Thinkplus2012推荐语

内心深处的真诚,与结实的个性化语言,共同构成了严明作品不同寻常表达。 李媚

严明作品中影调的浪漫以及画面人物之荒诞,构成了现代人生的二律背反。因此严明才会说:“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注解更有力量? 林路:《现实深处的虚无与荒诞严明作品解读》

不同于有些刻意营造某种不安与危机的的照片,严明照片中的不安是通过相对安详与稳定的形式来呈现,而照片中的荒谬也是一种源自于平淡中的荒谬。 而人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也是既疏离又无法分离,人身处其中,却又不属于它。通过这种方式,他给出了也许比较能够揭示当下中国社会的某种世事沧桑的视觉隐喻。

顾铮:《中国当代摄影艺术》

时代在改变,于大他十岁的摄影师们比,严明这一代摄影师的生存的环境和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要坚持,那么首先将自己放在社会的边缘这是在考量他们的勇气和真诚度。严明做到了,并在坚持中获得了尊严。他是值得尊敬的摄影师。

谷仓当代影像馆

《大国志》

2015年11月出版图文作品集《大国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8]  

本书是摄影家严明继《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之后的第二部随笔;同时,这又是一本制作极为精美的摄影作品集。全书以数万字的诚挚文字,追溯了作者从事摄影艺术的源头,追溯了童年记忆,点明了摄影的关键和要义,同时对大国上下古典浪漫的消逝和文明的流失发出无限感慨。在书中,他不但交代来路,并且很愿意将寻路问道所得到的,展示给在这条路上孜孜以求的年轻人。书中,严明提出了“决定性气氛”的摄影理念,引申了布列松“决定性瞬间”概念,把摄影的要义和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里,我讲了不少路上的事情和想法,但这一本,我更多地讲了我的童年。昔日龌龊也并未让我感觉寒碜羞涩,因为那是源头。它让我成了怎么样的人,它教给我为什么事心动、关切并且执拗,也导致我为什么人而在意、心软和舍不得。而后这些东西都会跑到我的画面上去,越聚越多,成为我精神的后路,成为我的大国。”

“虽然总是跌跌撞撞,尽管常常后知后觉,但我还没有停止过寻路和问道。我也愿意回答所有人关于路的探问,方言加手势,这些文字就是我最初的方言,这些图画就是我一直舞动的手势。因为,我的路是因为他人才得以知晓,是路上的一切给了我完整的磊落。”

同时出版的,还有著名设计师陆智昌操刀全文设计的《大国志》同名画册。一时间,摄影圈为之雷动。 [9]

北京(2014)8月3日电(唐云云) 著名摄影家严明推出首部影像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8月2日下午,在该书新书发布会上,著名导演贾樟柯、知名编剧史航也到现场助阵,与严明就影像的时间存在感、三峡题材、如何对待拍摄对象等展开对谈。 [10]

素有“诗人摄影师”之称的严明,用充满诗性与人文关怀的影像和文字,在书中倾诉了自己对摄影的热爱,对生命的热情,展现出当下中国社会真实的荒诞与浪漫。严明表示,艺术在最痛的地方,最需要真实、真切。“我拿起相机时,想起了自己心中那个怀着纯真念头的少年,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只是想去答应它、完成它。”

通过影像找到时间的存留感

从30岁出头拿起相机,如今是严明从事摄影的第12个年头。之前的严明当过贝司手,去过唱片公司、音乐杂志,也做过文字记者。当他的工作与摄影有了交集,便对器材着迷,并且在摄影作品找到了时间的存留感。他觉得可以用影像去见证事情,记录一段时间的心情、体验,也通过它们找到打量世界的借口和出口。严明表示,自己对于摄影是没有预设的,只带着阅历上路,寻找与内心呼应的人、事、物。“摄影其实就是一种瞬间决断,是一种视觉上的生理本能反映。有时候看到一个场景,感到头皮发麻可能就对了。我只去拍‘我爽我爱’的一切,不喜欢就会离开。”

作为电影人的贾樟柯对摄影也是情有独钟。“我是见什么就拍什么,目前正在准备个人的摄影展,在整理多年来拍到的大量图片,应该会推出诸如‘纹身人’这样的系列展。” [10]

对于三峡题材的共通关注

在艺术创作上,严明和贾樟柯对于三峡题材有着共通的关注和喜爱。重庆是严明“自搞摄影以来,决定前往的第一个目的地”。他在书的开篇就提及,“我常想,如果最初到达的地点不是重庆,而是别的什么地方,我的摄影之路会是怎样?难以想象。”严明说,在三峡人身上,他感受到一种天生的达观。“他们甚至对于库区移民没有丝毫怨言,以至于当我在当地五十块钱还包三餐的旅馆住下,对着长江吃饭的时候,觉得就那样呆着就很好,不拍照也可以了。”

贾樟柯表示,严明的新书带给他很多共鸣,让他想起很多在路上的故事,激起了他对2000年到2006年经历的回忆。他也曾亲临夔门,感受到“今古不分”的错觉,就像在重走李白走过的路。“三峡是古典的,也是超现实的,有一种复杂的、综合的气息,而且是接触人的最好的空间。在那里,个体生命力很强,人与人之间关系很亲切,很容易就回到过去的、自然如山水般的人际关系中,跟他们自然地攀谈起来。在船上,每个人找到让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因陋就简地幸福起来。”

严明也感慨于这种“船上的慢生活”。 “古人讲,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可见‘同船渡’和‘共枕眠’都是古人很在意的,因为都是讲缘分的。”史航则表示,在水上,人的命运被暂时定格,拥有自己的小宇宙。“这时,陌生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充满善意。”

与拍摄对象不沟通

在拍摄人物对象的时候,严明信奉的是“绝不沟通”。“在他们看到我之前,已经按下了快门。让其保留本色,不受交流、摄影师的影响。因为害怕他们在得知被拍摄后,面对镜头不自然的表现。” 贾樟柯对此也有相似体会。他说,自己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是拒绝与对象交流的。那时候,谈话已经不重要了,人的状态是一目了然的。

寻找灵感的“转世灵童”

谈及严明的摄影作品,贾樟柯认为最主要是诗意。而且这种诗意不是捕捉到的,是创造出的。“只有心中满怀诗意,才能找到外化。严明有超越他人的情感、学养、美术审美,他的摄影只是在寻找灵感的‘转世灵童’,将它们变成胶片。他不是去记录,而是去深刻地创造。 ”而对于严明本人,贾樟柯则评价为“心里有劲,内心强大”。“他不惧怕外面的世界,接触能够去感受、理解,获得丰富,也寻找到诗意。”

史航对于严明摄影做了如下评价:“他不是往前凑,而是往回跑。看他拍的《朝天门码头贵妇》,能感受到比萨斜塔般的倾斜感。严明没有拉近镜头,而是留下很大的空间,仿佛这样才能容纳下贵妇的气场。不把脸凑上去,是一种留白的诗意,所以严明的作品不是发现,而是发明。” [10]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2015年11月18日,摄影师严明携新书《大国志》做客理想国沙龙,与叶锦添共话摄影美学与人生美学。

《大国志》是严明继《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之后的第二部作品,分影集和图文书两种形式。图文书除了收录百余幅摄影代表作品,还用数万文字追溯了照片背后的一些故事。

严明说自己的书虽然叫《大国志》,但是可能是大国的背影,也许是大家在一起,回想它曾经大国的样子。关于大国,他关注的是历史文化的东西,经济发展背后的残败、消退的迅速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想把那些美的东西、智慧浪漫的东西留下。所以《大国志》的英文名取作“Country Of Ambition”,实际上是野心之国,作品中很多的拍摄场景已经消失了,在这些碎片中看到的是若隐若现的一个大国曾经的样子。

不过他并不喜欢主题先行,他一向认为所有的照片是它们各自本身,不属于某一个另外的名字,或者每张照片都不应该有名字,书名只是一个代号。在他看来,所有悲怆的故事都是时间的故事,最浩大的成本其实都是时间成本。

因电影美术而著名的叶锦添,其实也从很早就开始从事摄影艺术。他说小时候哥哥很会拍照片,而且有很多女朋友,这让他很羡慕。他与严明的这次对谈,是二人第一次见面,但他对严明的作品却并不陌生,并且一直很欣赏很喜欢。叶锦添说:“我们为什么喜欢摄影,因为摄影师交流的方法很自我,用真的感觉拍东西,所以很舒服。”而严明的作品刚好符合叶锦添的这一标准:“艺术家都要拍自己,我看到他拍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干净的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干净的人会带出干净的能量,当我们看它的时候,我们好像死过一遍一样。”

2015年11月22日,“诗人摄影师”严明携新书《大国志》来到长沙,与著名主持人汪涵对谈。

对谈实录见理想国官方微信:严明 汪涵 : 要走的路 与来时的路有关 [11]

严明:黑白寒暑之间,我真的动用了灵魂

(《潇湘晨报》采访节选)

严明的名片,如他的黑白照片一般干净,白底黑字,只写着他“自己”,繁体的“严明”二字下是纯粹的空白。

他说,这让他倍感奇妙,“从众”的生活变为“从己”,原先的同事协作、行业经验、个人脾气都不好使了,都消失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

“脱掉了种种外壳,低头看看自己尚有一些天真还在,甚好,今后就要过与它相守的日子。”

然而,离开体制,最立竿见影的难为就是钱,他常与几个朋友联手,一起“干票大的”,车费、住宿、吃饭合伙,因为省钱,而一个人是拍不起的。

为钱所困的他,也曾恶狠狠地抱怨上帝,“最不负责的事之一就是让人有灵魂但又不能脱离肉体,肉体需要吃饭获得热量、能量,每天还要吃上三次,真是不嫌繁琐。”

他自问,对于摄影,如果不做“体制内的熟练工”,会不会来到“体制外的生意场”?如何让对摄影的热爱,和依靠它谋生两件事很好地共存下来?

他自己的回答是,我可能不是一个“活”得很好的人,但我想了吃饱饭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如何写好一个“爱”字,比“活着”和“生意”都要难和紧迫。

“因为,我清楚什么可以变卖,什么我始终不舍得。”

现在,做自由摄影,可以基本解决生活问题吗?严明说,“暂时还可以,每年卖些照片,现在又出了新书,但未来却说不清楚。”

殊不知,当我问出这个问题时,他却在书里嘀咕:“为什么总有人跟我讨论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怎么没有人跟我探讨吃饱饭后应该干什么的问题?”

想传递一种安慰给每个大国小民

既然无人讨论,干脆埋头自己做。

重庆、河南、甘肃、陕西、内蒙古……他带着相机,穿越大半个中国。

抗拒命题作文的他,珍惜每一个“头皮发麻”、“眼睛一亮”的瞬间,它会说话,会告诉你,引诱你,让你的心狂跳,手颤抖,“当情绪积累到一定浓度,直觉会告诉你该掏相机了!”

几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严明在河南的雪夜,偶遇无头将军石像的刹那,陡然一惊,几乎不敢与它对视,身体姿态动作还在,却偏偏掉了脑袋,它肩头刚落下了一层白雪,像正上方有月光洒下,也像舞台上打下的一道追光,恰凸显出了它肩脖上空无一物,着实是一片精神的空白,“我好像成了恶的人类的代表,被捉回来接受指证”。

“无头将军”被拍进了严明的相机里,又印在了《大国志》的封面,将军双手作揖,屹立于风雪中。莫非,严明想用这种方式,让每一个人都站在将军面前,接受这场迟来的指证?

或许,我们可以在书名里找到些许踪迹,细心的人会发现,《大国志》中文书名下,悄悄写下一行CountryofAmbition,翻译成中文即雄心之国。

为何中英文名会不一样?严明低头一笑,“其实,这是我文化复兴的愿望!”

经济发展的热潮背后,传统的人文环境早已显现了孤寂、落寞的状态,并且越来越不能被人们在意和重视。实利主义碾压过的地方,寸草难生。这些“中式”景象的遗存,显示了我们文化基因的流逝,而那曾是我们生存的精神依据。

“黑白寒暑之间,我真的动用了灵魂;天真地用诗意去对抗实用。”

“在这个变与不变的故事中,我想传递一种安慰,给也在流逝的你。给每一个大国小民。” [12]

过去五六年里,每见严明,都是一副从南方来的装束:黑色T恤,中裤刚刚过膝盖,一双“洞洞鞋”踢踏出声,斜挎的运动包里常常塞着禄莱双反相机。这些年,包里又多了一把布鲁斯口琴。
  他依恋北方。有一年离开北方时,他坐在山崖上,对着散落在黄土与枯木之间的村庄,吹奏了一曲《送别》。
  连续五六年,他都像只迁徙的候鸟,一攒够胶卷和盘缠,就往北飞,落在那些无名的乡村荒野,在那里安静地等待倏忽而逝的意义“那么多的精彩意义散落,等我去感知,我总要把我的心一次次运过去。”
  拈花细嗅的大叔,下班的米妮,猪小姐在树上,夔门的猴子,便溺的马……在取景框里糅进荒诞、忧伤和严明特有的灰色幽默,这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拼合成他镜头里的马孔多,他将其命名为“大国志”。
  日光灼烈的天气,是不适合拍照的。严明每次出门拍片见着晴好天,就狠狠甩一句:“白花花的!”若是有点雾,那才是最好的气氛。于是,整个夏天都成了他和儿子共同的暑假。
  南方暑假的阳台上,有他种下的喇叭花和四季豆,那是他从冬天的北方采摘回来的,“这让我在整个春夏可以一直看到北方的样子,可以看到我不在的时候它们的季节。”
  这一年,严明把自己和阳台上的植物关在一起,任朋友电话呼叫,都不理会。朋友开始担心他自闭。直到最近十万字书稿《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面世,朋友才舒口气:“严明说:我们都是基因的俘虏、体制的败将,最终也都不是时间的对手。所以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啊!” [13]

码头

2010年初,严明辞去9年的报社工作时,妻子陈雪也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家中儿子刚入小学。严明对辞职的解释是:“破釜沉舟。”像萧瑟风沙中的侠客,头也不回地说:“我要去实现理想了。”
  之前,他已经开始了为自己的拍摄。自2008年,他一次次往返于广州和三峡之间。每次拍摄归来,都被报社年轻摄影师团团围绕,他们钦慕他时常“开溜”去寻找“意义”拍摄。
  夏天,眼中闪着光的年轻人,兴奋地跟随他把报社灰尘斗乱的暗房打扫干净,他们从此有了自己的“梦工厂”。在10平米的小黑屋里,聊着新闻之外的艺术创作,定影、显影,兴起时抄起吉他弹唱一曲。屋外,数码新科技大潮早已吞噬了手工机械。
  严明也曾渴望一台数码相机。那时他是报社娱乐记者,那些印在纸上的八卦娱乐带来的成就感越来越淡。与摄影部同事接触,让他对相机有了兴趣。
  他买了一台数码卡片相机,开始边拍边学,迅速发现相机满足了他对世界的好奇。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变成了走路,“疯狂扫街”。迷恋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之外,他的照片有令人失笑的趣味。报社把他的“扫街”照片刊发出来,命名为“一个文字记者的街头观察”,他发现“照片竟然还可以分享和留存”。
  “八卦之外原来还有数不清的卦象,我预感到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出口,它好像就是我的那一卦。”他索性“弃笔从影”,转当摄影记者。
  新闻带来了训练,很快也成为他的枷锁。2003年,他捏着一万多的工资单,走在天桥上时,也曾有过衣食无忧的优越感,但每当投身于无尽的活动、会议、图片故事……另一种束缚随之而来。挣扎的结果是,双腿情不自禁要迈向心驰神往的地方自己的码头。
  2009年夏天,第一场个人展“我的码头”开幕。即便在这种场合,严明依旧不善言辞,讨厌交际,只在无声时突然冒出一两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幽默之语,引来一片哄笑,他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报社旁边10块钱的鸡蛋炒刀削面,大多数觥筹场合他都拒绝。 [13]

找自己

火车是他穿梭南北的主要交通工具。读初一时,严明脚踝患骨髓炎,随父亲到山西稷山县求医。父亲背着他日夜兼程,那对他和父亲来说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每到一地,父亲安顿好严明,就会焦虑地去问询车次、吃住。“看着他忙碌而紧张的样子,我第一次感觉到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火车站转车留宿。因为没钱,父子俩要在站里过夜。父亲进出查看,再背起严明到母婴候车室,铺开小席,父子俩枕着行李睡一夜。早晨被耳边的脚步声踩醒,父亲恐慌地查看行李,收拾铺盖,背上他继续赶车。“我又一次感觉到出门的不易,这次分明是狼狈。”
  时隔两代人,有一次儿子看到火车兴奋地在电话里喊:“爸爸爸爸,火车来了,正在开过来,还有50米……40米……” 严明意识到:“生存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无所畏惧。”
  现在他每年出门四五次,每次在路上月余,以为自己已经练得“无所畏惧”,但面对家人,“我怎么又怕了。”
  《火车上的不高兴女孩》和《我的父亲和儿子》两张照片里都是严明怕与不怕的情绪。他没有在自己的照片里出现,但照片里却都是他自己。
  与所有外在身份说再见,他把自己2010年前的简历清零。“我想看看自己什么都不是之后,究竟会是什么。”不出4年,严明就能通过镜头,发现人群中那个能被一眼认出来的自己。
  这样的拍摄持续几年后,他渐渐发现,当初那个让他“说走就走”的理想,就是通过摄影找到自己,这个“自己”正通过照片与欣赏照片的人产生着强烈共鸣。
  一位化工厂业务员收藏了严明的《赶猪人》。到处出差,陪人喝酒应酬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他不喜欢这项工作,但却迫于生计。“那个在一片泥泞中赶猪的人就是我自己。”另一位被拍摄者,看到照片的最初总觉得那不是自己,有一天突然觉得那是住在她心里的另一个自己。 [13]

十年

摄影这件事降临在严明身上,至少晚了10年。
  10年前,严明还是南方摇滚圈长发飘飘的乐手。白天在音乐杂志写乐评,晚上跟着王磊在酒吧驻场演出,偶尔也站上舞台为还是新人的陈奕迅、卢巧音伴奏。
  这都源于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的一把木吉他。大学毕业后,他是安徽淮南一名乡村教师,那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的夙愿。但他却深爱音乐,苦练琴技。在没有互联网的90年代,辞去被认为可以安稳一生的教师工作,北上又南下,拜师学琴。在师傅家中打地铺,包揽所有家务活。

有一天,他发现苦学10年的音乐并没有眷顾他,那些谙熟互联网技术的年轻人三四年就走完了他10年的路,他决定挂靴。葫芦丝、口琴、架子鼓、贝斯……被他一股脑打包扔进了床底。他去报社赚钱养家了。
  直到儿子严亨慢慢长大,从床底下把那些家什都翻出来玩耍,挡不住的好奇心和天赋让严明决定:不怕儿子结识音乐。
  他一件件给严亨演示。严亨也耳濡目染了家中的自由氛围,问母亲:“要是有一天,我也不幸要每天上下班怎么办?”9岁的严亨认定自己是要搞艺术,而不是朝九晚五的。
  严明每次外出拍摄,时间虽久,儿子也从不给他打电话,“不能打扰他的赶路和创作。”待到回家,严明给家中打电话,严亨总是顶着个毛茸茸的圆脑袋,蹦跳着下楼来迎他,严明知道该给儿子理发了。陈雪则笑意盈盈:“欢迎回家!”
  10年前的严明没有这么柔软。还是娱乐记者时,严明受邀到深圳参加张楚的演唱会。现场,张楚被要求与酒吧老板合唱《朋友》。严明挤到台前,指着张楚喊:“你是张楚,你为什么要跟他唱?”
  他当然有机会获得世俗的体面生活。好几个带“总”字的职位找到他,他都一一婉拒:“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去实现。”他的理论是:“钱的话,大家都能听懂;灵魂的话,就不一定了。” [13]

内心的摸爬滚打

人物周刊:你的《大国志》会一直拍下去吗?会一直统摄你以后的拍摄生涯吗?从《我的码头》到《大国志》仅仅是将自己放置到一个大场景中去吗?
  严明:在摄影这个行当中,宣布某个“专题”完结其实是件令人感到艰难和虚弱的事,“大功告成”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我还有继续的欲望,希望能做到某个层面上的更加完备。从《我的码头》到《大国志》,是从最初的怀着攻城拔寨的雄心转战江湖,再到试图回归到内心,耐心体察我自己关心和关注的我们的历史文化及艺术的失落,这是一种渐变,是多方寻找和碰撞后的着落点。我一直认为我们生活的地方满地都是意义、遍地都有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发现和完成艺术创作可能是随时随地的,不应该被地域框定。听从自己的内心,倒是必须的,我们的心应该是自由的,轻松、纯粹才容易去冲击极限。
  人物周刊:在摄影之前,你做音乐练琴也有10年,但最后发现年轻人依靠互联网技术三四年就能达到你10年苦练的成果。如今,你坚持胶片、黑白、行走……也几乎是最原始的拍摄方式,会不会担心有一天新技术再次颠覆了你的这番执着?
  严明:从表达的载体方面讲,确实有这个担心。就像音乐一样,它跟承载媒介、技术技巧都有直接关系,每一次新的制作和播放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众的音乐生活,也严重冲击了生产制作行业的生态。摄影也一样,所以摄影师也需要在大时代中思考如何应变。我做这本书,其实也是开辟了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不过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艺术家对世界的观察体会是不变的,不管什么样的载体出现,上面刻录的,还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与叹息。
  人物周刊:你说“拍照就是在拍自己”,这些年,你对自己的了解是通过摄影一步步加深的,还是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要什么?
  严明:是通过摄影对自己的了解一步步加深的。离开了传统体制,是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行动空间,其实也就投入到了另一个生态丛林,需要面对的问题都还在,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是一个“从众”到“从己”的过程,当我发现终于可以真实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时,我认为这是我创作的必须,这是珍贵的,我应该用这种身心合作的方式抵达心中的彼岸。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表达风格的?你曾经也用徕卡疯狂扫街,数码、彩色等一定都有过尝试,如何一步步发展到让人一看到你的作品就能认出你来的?
  严明:先按自己的兴趣大量地拍,然后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随之而来的会是“语言”与自己关注点的契合问题,这应该就是被称作风格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地给观众提供了一种辨识度。不过,这是观众说了算的问题。有人说:风格是一个艺术家的背影,他自己看不到。
  人物周刊:“爱”与“谋生”常像爱情与婚姻一样难以共存长久,对于摄影,如果不做“体制内的熟练工”,会不会变成“体制外的生意场”,如何让对摄影的热爱和依靠它谋生两件事很好地共存下来?
  严明:“活着”和“相爱”,本来不应该作为那么切近的两方面摆在一起,很多事都需要我们吃饱饭才能去做。我可能不是一个“活”得很好的人,但我试图想了吃饱饭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如何写好一个“爱”字,比“活着”和“生意”都要难和急迫。做得够好,才是让我感受到活得好的依据。
  人物周刊:你的拍摄方式像不像修行悟道途中的苦行僧?有人说你是哲学摄影,你这么认为吗?
  严明:不完全是,其实也没有那么苦,现有的各种条件可以被尽量好地服务于创作。我一向认为摄影不应该被简单看作是“在路上”,吃苦终归不是目的,苦行也不值得标榜的,内心的摸爬滚打才是真正的旅途。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听随内心的冲动,让生命个体与艺术形式达到自由的统一才是重要的。我们没有必要自费为别人表演方向不明的奔跑,搞一场无意义的苦肉计。哲学摄影实在不敢当了,许多艺术门类里的确是有一种共通的“道”的,如果这种“道”能被人读出,能显露出一缕禅意,那的确是我心所愿。
  人物周刊:可能是因为常年出门拍照,导致你身上有很强的漂泊感,这是你理想中的样子吗?你理想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严明:漂泊感的确是有的。摄影的人会在长年累月中形成一种摄影式的思维,去接受、应对和处理,力争做到最佳状态。一般不去预想“应该的样子”。好与不好,都是生活和摄影的赠与,都需一并体验。至于理想的状态,我想起了我经常在许愿时心里念出的话: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颗敏感的心,希望它不会因为时间和处境的改变而变得枯萎。 [13]

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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