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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举

叶举(18811934),字若卿,广东省惠阳县人,广东将弁学堂第一期毕业。宣统元年(1909)任广东黄埔陆军学堂及法政学堂教习、学兵营督队官。宣统三年(1911)参与组织广东北伐军。任广东陆军第三混成协参谋长。民国元年(1912)2月任广东陆军第一旅旅长,兼全省总绥靖处参议,9月任高阳绥靖处督办。民国2年(1913)通电响应龙济光主粤,任广东陆军第二师师长,同年去职赴北京,任北京政府陆军参谋本部咨议。民国5年(1916)返粤,任两广护国军第五师师长,两广都司令部参谋长。民国6年(1917)秋任闽粤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民国9年(1920)夏率部回粤,任中路指挥、第二军代理军长。秋,任肇庆善后处长。民国10年(1921)率军入桂,任粤军前敌总指挥兼粤桂边防督办。民国11年(1922)任粤军总指挥,炮击总统府。9月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民国12年(1923)4月随陈炯明退踞惠州,任各路总指挥,被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惠威将军,委任广东军务督办。民国13年(1924)5月被北京政府委为广东省长。民国14年(1925)10月所部被国民革命军击败,逃往香港。民国23年(1934)病逝于香港。 [1]

叶举,字若卿,清光绪七年(1881)出生于惠城区的书香门第,其父叶竹君,曾掌丰湖书院教席。1904年,23岁的叶举考入广东将弁学堂,以优异成绩充任学兵营排长,并于第一期毕业,叶举和邓仲元均受教于学堂总办周善培 (字孝怀)。周善培是晚清思想活跃的政治人物、将弁学堂创始人,极受梁启超和岑春煊器重。冯自由所著之《革命逸史》称周“思想新颖,议论豪爽,日以提倡新学为务”。叶举是周善培的得意门生,进入军政界后亦受其影响。将弁学堂是满清政府为了在两广创办新式陆军而设立的军官学校。将弁学堂招收学生十分严格,精选文武兼备的人才录取,学生要学习天文、舆地、测绘、算化诸门学科,兼读经文,并操习步队、马队、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战术与战式。叶举从将弁学堂毕业后,于1909年任广东黄埔陆军学堂及法政学堂教习、学兵营督队官。1911年,叶举参与组织广东北伐军,任广东陆军第三混成协参谋长,1912年2月任广东陆军第2师第1旅旅长,逐渐成为一颗耀眼的军事明星。

叶举所处的时代是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变局,尽管此时满清政权已被推翻,但各种深层次的力量仍在互相较劲,这显然不是刚30岁出头的叶举所能清醒认识的。现在的人回过头来研究当时的历史人物,不宜用现行的主流价值观来评价当时人物的一言一行,否则将无法看清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叶举就是一个偏离于主流的另类人物。

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派遣刺客暗杀于上海火车站;6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的三个都督,并且出动军队南下。眼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在上海的孙中山、黄兴当即号召南方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这就是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在袁世凯南下军队压力下,“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以袁世凯的全胜而结束。袁世凯让亲信龙济光进驻广东,控制南方各省。起初,叶举被龙济光升为代师长,但很快就被陈炯明的反袁思想所吸引,去职投靠陈炯明。遗憾的是,“二次革命”在广东缺乏基础,龙济光的济军大兵压境时,许多陈炯明部属已被收买。比如1913年7月30日龙济光由梧州进军广州时,驻守肇庆的统领李耀汉即变节附袁,让陈炯明痛失东面屏障,情势危急。为了组织龙济光军队东下,陈炯明命令叶举全部驻守在三水县河口至芦包一线,并让钟鼎基为叶举策应。让陈炯明想不到的是,钟鼎基也被收买,不服调遣,使得叶举这条防线没来得及布开,就让济军占领了三水,广州败局已定。陈炯明、叶举等人无法控制局面,只好先后逃往香港。

在香港、南洋期间,陈炯明指出袁世凯政府“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并集资接济广东各地的反袁斗争。1916年1月,陈炯明等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成立“讨逆共和军”,与济军正面开战。在这期间,叶举一直追随陈炯明左右,已成心腹。袁世凯、龙济光垮台后,桂系军阀把持广东军政。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而掀起“护法运动”。1918年援闽粤军成立,陈炯明任叶举为总司令部参谋,入闽后升任参谋处长。1920年援闽粤军回师广东,任叶举为中路总指挥。1921年,粤军援桂,任叶举为西江第一命令传达所所长,指挥杨坤如等部攻下南宁、龙州,随后任驻桂粤军总指挥兼粤桂边防督办。此时的叶举,已是陈炯明的左右手。

从1922年开始,出于对北伐的态度,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日趋严重。这一年,叶举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错事,那就是不听陈炯明劝告,率粤军炮轰孙中山驻广州总统府。事情的起因是,1918年9月,徐世昌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孙中山非常不满,于1921年4月7日在广州组织国民党非常国会和召开两院联合全议,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这样,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的混乱局面。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孙中山闻迅,连发三封电报给在惠州隐居的陈炯明,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对策,又派人到惠州催驾,希望能得到陈炯明支持。但陈炯明不赞同孙中山的做法,又不想被人误解“迫宫”,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孙中山见陈炯明不听召唤,非常生气,于6月12日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表明对陈炯明的态度和下令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若不服命令,就使用武力。

据《陈炯明叛国史》记载,孙中山对在座所有媒体说:“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手段对待陈家将!”此时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背道而驰已忍无可忍,这番话相当于向陈炯明摊牌,要严厉制裁陈家军。孙中山这番狠话的结果,自然引起陈家军的极大不满,也就成了叶举炮轰总统府的“616”政治事件的导火索。

6月15日,叶举在广州发表通电,促请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实现对国人的承诺。是夜,叶举与洪湘臣、杨坤如等紧急聚会,密谋武力驱逐孙中山,于是拉开炮轰总统府的序幕。叶举炮轰总统府之举,不但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彻底分裂,也使自己背上千古骂名。但对于叶举炮轰总统府一事的过程和动机,历史各种说法不一,并有很大出入。在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所撰《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中,讲述的情况大概如下:

1922年4月,陈炯明拒绝前住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事宜后,孙中山正式向陈炯明摊牌,免去其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陈炯明退居惠州后,叶举见孙中山这样对陈炯明,非常气愤和不平,遂率粤军主力从广西回师广州,要与孙中山讨回公道。孙中山闻迅,下令叶举率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否则以武力镇压,并威胁说:“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之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这番话,更加引起粤军强烈不满,一致要用武力将孙中山赶离广州。在此紧要关头,退隐惠州的陈炯明急忙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到广州劝止叶举。叶举阅陈炯明信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听了陈猛荪的回报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打碎在地。就这样,1922年叶举指挥的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的“616”政治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但叶举等人炮轰总统府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他们开炮前先让魏邦平等有意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所谓“炮轰总统府”,是总统府内守军拒绝向粤军缴械解散,“粤军开土炮三响吓之”。又据香港《华字日报》报导的全过程是:“晨,粤军围攻粤秀山孙文之总统府,初时殊不得手,盖该府驻有李安邦所部一营有手机关枪三十一杆。粤军司令杨坤如派所部数十人拟搜缴府内军械,孙部佯言愿缴,诱各兵进内,突以手机关枪射击之,立即全数倒毙,无一幸免。且死者尸体均分作两截,若腰斩然,亦可见手机关枪之猛烈也。旋叶举令开炮助攻,以开花弹射去。午后孙部不敌,被缴械解散。此次总统府之战,计孙部死伤十余人,粤军死伤三四十人。平民为流弹所伤者二三人。”

在当年香港出版的中、英文报章,均找不到粤军有“炮轰总统府”的标题新闻,却有孙中山于次日(6月17日)下午,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市区的大标题新闻报道。也就是说,这是一次由叶举指挥、杨坤如具体执行的武装驱逐孙中山离开广州的政治事件。当时叶举围困总统府的兵力有2万余人,孙中山的卫队仅50多人。在这次事件中孙中山方面仅伤亡十余人,而叶举方面却死三四十人,平民为流弹所伤者亦仅二三人而已。事后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如果叶举真要致孙中山死地,孙中山能跑得了吗?所以叶举当年炮轰总统府之事,是被后来政治斗争所夸大了。孙中山撤出总统府后,叶举在广州城张贴布告曰:“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说明叶举炮轰总统府的动机是护法,不是叛乱。据《申报》1922年6月28日报道,叶举的鲁莽之举后让广东时局陷入混乱,叶举本人也急于解决这么棘手的局面,便于6月20日在文澜书院召集大会商讨解决办法。当天叶举并没有到会,由参谋长徐军鹏做代表,而孙中山海军方面以汤廷光总长为代表。徐军鹏在会上说:“叶总指挥亦抱顾全桑梓之心,故自冲突以后,即严令部队停战,各父老昆弟,如有和平解决办法,无不乐从。”议长陆孟飞亦斡旋说:“叶总指挥亦粤人,孙中山亦粤人,同是一家人,而发生冲突,岂有不可和平解决之理。”在各界人士极力调解下,广东时局一度缓解,陈炯明也在粤军众将领的戴拥下回到广州,重掌广东军政大权。

陈炯明复任粤军总司令后,叶举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3年陈炯明退踞东江,叶举又担任各路总指挥,设总部于平山。在此期间,叶举曾通过其师周善培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搭上关系,1923年被北洋政府授以“惠威将军”称号,1924年5月又被委为广东省长、军务督办。1925年初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一次东征,叶举所统领的部队在平山、淡水被东征军打败,叶举遂弃军逃往香港,经香港再遁往天津投奔北洋军阀。1927年北洋军阀被北伐军打败,叶举退出军界,结束了充满矛盾的军旅生涯。

叶举晚年寓居香港,不受日本和反动势力利诱,潜心向佛,保持晚节。同时,他与同居香港的陈炯明保持着往日的情谊。1930年春节,叶举因病不能到陈炯明处拜年,他写诗一首托人送给陈炯明,寄托对旧上司的祝福。陈炯明很高兴,写了一首题为《赋祝叶举健康兼筒仲伟》长诗回送叶举,诗中曰:“为问叶君近若何,龙马精神回复否?曾子闻言座中起,云是达人能消受。收拾忧患入禅心,排遣病魔开吟口。今晨珍重托寄声,祝公幸福高冈阜。陈词未毕向怀探,一纸新诗持在手。我生草草作劳人,悔与风雅睽违久……”接着陈炯明高度赞扬叶举:“忆昔幕府多才将,唯君缓带殊赳赳。能读父书露头角,远承家训矜操守……功成不肯居人先,身退恒恐落人后。自从解甲息海隅,风骨棱棱益不苟。”最后陈炯明遥祝叶举:“愿君食熊日日肥,健如耕牛胜百亩。龙蛇起陆赤手搏,好把精神重抖擞。”这首诗道尽两位革命同志暮年“相濡以沫,相嘘以湿”的动人景象。1934年叶举在香港病逝,终年53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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