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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纪念园

袁崇焕纪念园位于袁崇焕出生地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占地4.8万多平方米,依傍东江,遥望榴花,湖光柳色,风景旖旎。有牌坊、袁崇焕石雕像、袁督师祠、袁崇焕传记浮雕、故居、衣冠冢、三界庙等景点,于2003年1月正式开放。袁崇焕故居遗址1984年6月6日公布为石碣镇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2月起属 市属公益性文化单位。

袁崇焕是明末抗击后金的爱国英雄、著名将领,为展现其光辉的英雄事迹,宣传其崇高的品德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优良道德风尚培养,袁崇焕纪念园以崇焕精神为载体,集仿明建筑、雕像、浮雕、对联、诗歌、书法等手法于一体,使该园成为东莞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给东莞文化名城增光添色。

园内有著名雕塑家潘鹤先生精心雕琢的袁崇焕石雕像,十九幅袁崇焕传记浮雕手工精凿,记载了袁崇焕的丰功伟绩;三界庙、袁督师祠雄伟庄严,古色古香,殿宇肃穆,缅怀了袁崇焕的赤胆忠心。园内亭台楼阁、曲径回廊、翠瓦朱檐,错落有致,春有石榴火红鸟语花香,夏有波光涟漪荔熟蝉鸣,秋有丹桂飘香绿竹幽兰,冬有山茶含丹池鱼戏水,成为东莞的重点文化设施、旅游胜地。

2007年04月25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将军专程到袁崇焕纪念园参观。迟浩田将军表示:“咱们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自古以来可以说是英雄豪杰辈出,袁崇焕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英雄,我们岳飞、袁崇焕都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褒有贬,经历坎坷,但是最终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公正的。”并亲手为纪念园写下了“护国爱民、英名永辉”的题字,高度评价民族英雄袁崇焕一生忠于国家、在民族大义面前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

园内袁崇焕塑像由享誉国际的雕塑大师潘鹤教授精雕细琢而成,气宇轩昂,威震九天,重现了伟人昔日雄风;十九幅袁崇焕传记浮雕精镂细凿,图文并茂,栩栩如生,记载了伟人峥嵘岁月;三界庙、袁督师祠结构精巧,典雅隽秀,蔚为壮观,是国内罕见的露天木质结构建筑;袁崇焕故居古色古香,袁崇焕“衣冠冢”古幽肃穆。园内曲径回廊、钟亭鼓阁、池馆水榭,错落有致,既有花香荔熟雀噪蝉鸣、湖光潋滟的自然风光,亦有儒雅悲壮的诗赋碑文。该园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胜地。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袁崇焕传),号自如 [1] ,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袁崇焕是明朝末年的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蓟辽督师,曾多次大挫金军,击败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阻遏后金南下,屡建奇功。后遭谗言诬陷,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被凌迟处死。他忠贞爱国,为后人世代敬仰,史学家称誉他为“明朝第一将军”。 [1]

“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这是袁崇焕一生的写照。他的故居原址就坐落在石碍镇水南村袁屋墩。为了纪念先贤,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倡传统忠义美德,水南村人民在市政府、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资1.2亿元在故居旧址上修建了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的园林景区袁崇焕纪念园。

金庸先生对袁崇焕推崇备至,称他是真英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开篇说到:“在距离香港不到150公里的地区中,过去300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的袁崇焕。”金庸先生还为袁崇焕纪念园题写了“崇焕故园”的书法条横,雕刻在纪念园大门前的巨石上。 [1]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袁崇焕被朝廷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为“八闽屏障”。 [2]

袁崇焕在邵武知县任上的重要事迹,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五件:

第一,救民水火。《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素(qiáo)捷有力,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第二,处理冤狱。《邵武府志》记载“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第三,关心辽事。夏允彝《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袁崇焕了解辽东边事,为后来的军旅生涯,做了初步的准备。

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企盼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如罗立,后在固守宁远之战中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题辞高塔。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处理冤狱、关心辽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塔名的聚奎塔。

塔额中题“聚奎塔”三个字,阴文,颜体,行楷,舒朗,苍劲,刚挺,圆浑,流畅。这方题刻,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是至今袁崇焕留下惟一可信的极为珍贵的墨迹与文物。

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时机,察视边塞,了解形势,为辽事进行准备。

此时辽东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明史》记载:自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4人: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钟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朝野官员,谈敌色变。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袁崇焕在这个明朝关外局势空前严重的态势下,单骑出关,巡视形势。《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

在失陷广宁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识人,不泥成规,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熊廷弼问:“操何策以往?”袁崇焕答:“主守而后战。”熊廷弼跃然喜。

袁崇焕任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当时山海关外广大地域,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朝廷采纳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奏议,对边外蒙古部落实行“抚赏”政策,就是颁发赏银,争取他们同明朝结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领接受了“抚赏”,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到山海关外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王在晋又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丛林荒野,虎豹出没,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

广宁失守,明军大败,天启帝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驻镇山海关。王在晋等人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地方即八里铺,再筑一座重城;袁崇焕等人则主张在山海关外200里的宁远卫筑城。袁崇焕极力陈谏,因人微言轻,不被采纳,遂越级呈报首辅叶向高。叶不明情况,不能决断。朝廷命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出关巡边,孙承宗实地考察后,看中宁远是山海关的天然“重关”,赞同袁崇焕之议。王在晋虽经孙承宗“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的规劝,仍固执己见。孙承宗只好上奏朝廷,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并自请督师辽东。

孙承宗上任后,天启三年(1623年)春,袁崇焕受孙承宗命,往抚蒙古喀喇沁部。明失广宁后,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尽为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亲抚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200里;又拊循军民,整治边备,成绩卓著。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督导与支持下,同满桂、祖大寿开始营筑宁远城。但祖大寿臆度朝廷不能远守,便草率从事,工程颇为疏薄,仅筑十分之一。袁崇焕手订规制,亲自督责,军民合力,营筑宁远。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孙承宗、袁崇焕等为构筑关宁防线,采取诸多措施:一是修筑城堡,二是驻扎军队,三是召回辽人,四是垦荒屯田,五是贸易货物,六是抚绥蒙古。这道关宁防线,不仅保卫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20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局势。在构建关宁防线过程中,袁崇焕雷厉风行,纪律严肃,发现一名校官贪污粮饷,越权将其杀了。孙承宗大怒,袁崇焕叩头谢罪。

宁远城于天启四年(1624年)完工,成为关外一座重镇。同年,孙承宗上疏言“宁远可战可守”,又说“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帝从之。同年,袁崇焕父病故,袁崇焕两疏请辞,不许。

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修缮城郭,派军驻守,自宁远向前,推进200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御体系。《三朝野纪》记载:“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正当孙承宗与袁崇焕组建宁(远)锦(州)防线、进图恢复大计之际,朝中政局,发生变化,阉党势力猖獗。同年,总兵马世龙败于柳河,言官交章劾奏,并及孙承宗,孙承宗请辞。十月,阉党分子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努尔哈赤探知后,亲率大军西渡辽河进攻宁远。

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力主尽撤宁锦之兵于山海关。

督屯通判金启上书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其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高第凭藉御“赐尚方剑、坐蟒、玉带”的势焰,又有阉党作后台,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宁(远)前(屯)路防备。

宁前道袁崇焕决心身卧宁远,保卫孤城,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高第无可奈何,只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屯民入关,抛弃粮谷10余万石。这次不战而退,闹得军心不振,民怨沸腾,背乡离井,死亡塞路,哭声震野。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东华全录》)。警报驰传明朝,举国汹汹,人心惶惶。兵部尚书王永光“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明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山海关,拥兵不救。在此紧急关头,宁远城“关门援兵,并无一至”。袁崇焕既后无援军,又前临强敌:八旗军连陷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八座城堡。原驻守军都早已撤到关内,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未遇抵抗,直奔宁远。

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城中士卒不满2万人。但城中兵民,“死中求生,必生无死”,誓与城共存亡。他面临紧急态势,上奏疏,表决心:“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与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为外援。(《三朝辽事实录》)。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杨麟有宁远之溃兵皆斩。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努尔哈赤自称率军三十万,必破此城,令袁崇焕投降。

袁崇焕答曰:“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东华录》)。

袁崇焕断然拒绝努尔哈赤诱降之后,命家人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军大营,施放西洋大炮,“遂一炮歼虏数百”。后金军不敢留此驻营,将大营移到城西。

二十四日。后金兵推车,运钩梯,步骑蜂拥进攻,万矢齐射城上。明军用矢石、铁铳和西洋大炮下击。后金兵顶着炮火,挖凿城墙,凿开高二丈余的大洞三四处,宁远城受到严重威胁。袁崇焕在严重危急关头,身先士卒,不幸负伤,“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在城危之时,袁崇焕命官兵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号“万人敌”;又以“缚柴烧油,并搀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并选50名健丁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烧杀挖城墙的后金兵勇士“火星所及,无不糜烂”。据明方塘报记载:“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

二十五日。后金兵再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后金兵惧怕利炮,畏葸(xǐ)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后金兵士一面抢走城下尸体,运到城西门外砖窑焚化;一面继续攻城。但攻不能克,乃下令收兵。后金军两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攻具焚弃,丧失殆尽。努尔哈赤被迫停止攻城,退到西南侧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

二十六日,后金兵继续围城,明兵不断发射西洋大炮轰击。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便改变进攻策略,命武讷格率军履冰渡海,进攻明军储存粮料基地觉华岛。岛上参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击殉国,七千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八万石,船两千只。

袁崇焕击退后金军进攻后,派景松和马有功,将他们从城上系下,疾驰山海关,报告经略高第战况。高第派人急驰奏报朝廷:“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分兵一枝,攻觉华岛,焚掠粮货。”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四月辛丑)记载:“登莱巡抚李嵩疏言:“天启六年四月十五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回乡张有库等口称:‘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着伤。’”。

张岱《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明季北略》记载:“自辰至晡,杀三千人,敌少却。二十五日佟养性督阵攻西门,势更悍,先登,益众。敌俱冒死力攻,城中卫之如前,击杀更倍于昨”

《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记载:“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记载:“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后奉敕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朝鲜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载述宁远之役:“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

努尔哈赤自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高祖实录》)。遭到用兵44年来最严重的惨败。

宁远之战,是明朝从抚顺失陷、“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明人称之为“宁远大捷”。宁远,为山海之藩篱,关京师之安危,系天下之存亡,宁远与宁远大捷,对于明朝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宁远战前,形势对袁崇焕极为不利。袁崇焕是在后金兵锋强盛、宁远孤城无援的态势下,取得“宁远大捷”的。

明天启帝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兵部尚书王永光向皇帝盛赞袁崇焕的功绩言:“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委之。”

当年三月初九日,明廷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山海等处,简称辽东巡抚;并铸巡抚辽东、山海等处提督军务官防。四月初五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谢守城有功赏赐疏》。

时值满桂赵率教交恶,袁崇焕五月上疏请调满桂,王之臣以为不妥,以满桂勇猛调其任为山海关总兵,袁崇焕认为不可,逐经抚不和。经过朝廷调停,袁崇焕和王之臣分权,袁崇焕主关外,王之臣主关内。袁崇焕认错,并复请满桂调任山海关。(《两朝从信录》)

袁崇焕遣使者吊唁努尔哈赤。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袁崇焕奏报朝廷主以和缓之建锦州大小凌河诸城。辽东经略王之臣主张派遣使者非计,应回绝和议。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 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两朝从信录》)。御史智铤言,督抚意见各异,恐误边事(《国榷》)。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三朝辽事史录》)。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阿敏出军征朝。关于阿敏征朝兵力,《朝鲜李朝实录》作三万,《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旗通志》无兵力数字记载。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故阿敏征朝兵力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出军后金军渡过鸭绿江,进攻朝鲜,史称“丁卯之役”。(《东华全录》),十四日,克义州,分兵攻打毛文龙东江铁山部。毛文龙遁入云从岛(《三朝辽事实录》)。

朝鲜和毛文龙告急,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援助,并拣轻兵捣巢,袁崇焕上疏无虚可捣。疏言“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发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虽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发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由于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而且,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

天启七年四月,也是“丁卯之役”战况正激之时,蓟辽总督阎鸣泰上奏折,称颂魏忠贤的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作为下属的袁崇焕也只得联名上奏。《大明熹宗实录》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送魏忠贤生祠”。

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藉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

十一日,后金军至锦州,距城一里,四面扎营布兵,将锦州城包围。时明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驻锦州,负责筑城、守城。当后金兵将至时,左辅等人,撤入锦州,凭城固守。皇太极得报后,传令攻城。后金兵攻城数日,伤亡惨重,别无所获。

十六日,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人送给纪用、赵率教的书信被后金兵截获,内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云云。皇太极信以为真,即收缩围锦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明援师。

至二十六日,后金军已围城15日不克,人马疲惫士气低落。

二十七日,后金军分兵为两部:一部继续留驻锦州,在锦州城外凿三道濠,加以包围;另一部由皇太极率领官兵数万,往攻宁远。

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坚壁固垒,避锐击惰,相机堵剿。”总督蓟辽、兵部尚书阎鸣泰题奏:“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依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此奏,得旨:“宁抚还在镇,居中调度,以为后劲。”朝廷为确保宁远,不允许袁崇焕亲自率领援兵,前往救援;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一万,驰援锦州。

二十八日,辽军与后金军在宁远城,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袁崇焕列重兵,阵城外,背依城墙,迎击强敌。皇太极欲驰进掩击,贝勒阿济格也欲进战;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天聪汗皇太极对于三位大贝勒的谏止,怒道:

“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明辽军与后金军两支骑兵,在宁远城外展开激战,矢镞纷飞,马颈相交。明总兵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伤;后金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受伤。两军士卒,各有死伤。

明军骑兵战于城下,炮兵则战于城上。袁崇焕亲临城堞指挥,“凭堞大呼”,激励将士,齐力攻打。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房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重大。明太监监军刘应坤奏报称:“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和第四子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后金军死伤甚多,尸填濠堑。

二十九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率军撤离宁远,退向锦州。

辽东巡抚袁崇焕欣喜地奏道: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拚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

皇太极攻宁远不克,又转攻锦州。

先是二十八日,当后金兵在宁远城下激战之时,锦州的明兵趁后金军主力西进、势单力弱之机,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攻向后金大营,予敌一定杀伤。稍获初胜之后,迅即撤退回城。后锦州战报送到皇太极手里,他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从宁远撤军。

六月初三日,皇太极向锦州城发起进攻。

初四日,皇太极攻城不下,遂命撤军回营。明总兵赵率教疏报:此役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明镇守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

初五日,凌晨,天聪汗皇太极从锦州撤军。

初六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上《锦州报捷疏》言:

“……孰知皇上中兴之伟烈,师出以律,厂臣帷幄嘉谟,诸臣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也!”

宁锦之战,后金军攻城,明辽军坚守,凡二十五日,宁远与锦州,以全城而结局。明人谓之“宁锦大捷”,载入中国战争史册。

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 崇祯任命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崇祯帝召见平台。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袁崇焕复奏掣肘,袁崇焕奏曰“以臣之力治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嫉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岂臣谋”。(《崇祯纪事》)二十四日崇祯赐崇焕尚方宝剑,便宜行事。袁崇焕疏谢并陈方略,崇祯赠蟒玉银币,崇焕辞莽玉不受。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开洋出海,经大王山风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八日泊双岛。二十九日,崇焕登岛岭,谒龙王庙。当晚,毛文龙至。

六月初四,袁崇焕颁东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员名赏,军官每员自三两至五两,士兵每名一钱。并将饷银十万两发于东江。袁崇焕传徐旗鼓王副将谢叁将商谈。随后要命令毛文龙,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又命令制定东江营制,同时命令准备收复镇江旅顺。毛文龙均不同意。

六月初五,袁崇焕传东江各兵登岸,较射给赏。毛文龙问“袁崇焕何日行?”。袁崇焕云:“宁远重地,来日行。今邀贵镇岛山盘桓,观兵角射。”又说:“来日不能踵拜,国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毕,登岛山。谢叁将暗传合营兵,四面密布,将文龙于随行官百余员,绕围内,兵丁截营外。袁崇焕询问毛文龙随行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毛文龙曰:“俱是敞户小孙。”袁崇焕曰:“岂有俱姓毛之理?似尔等如此好汉,人人可用。我宁前官兵,俸粮多于尔等,倘然不能深(饱)暖。尔等海外劳苦,每月领米一斛,且家人分食此米,言之可为痛心。尔等亦受我一拜,为国家出力,此后不愁无饷。”各官垂泣叩首。

随后对文龙说:“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恐天津莱登 ,受心腹之患。今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岂国家费许多钱粮,终置无用?余披沥肝胆,讲至三日。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狠子野心,欺诳到底,目中无我犹可,圣夫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相容?”说完,向西请命,缚毛文龙,去冠裳。毛文龙尚倔强,不肯就擒。袁崇焕又说:“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员大将。"随即颁布毛文龙十二条罪名,并对东江各官说:“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来官俱相对失色,叩首哀告。毛文龙语塞,叩首乞生。袁崇焕说:“尔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以非皇上有也。”请尚方剑,合水营都司赵不歧,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毛文龙首级于帐前。又令将毛文龙首级,备好棺木安葬。围外兵丁汹汹,见袁崇焕兵严整,不敢犯。

崇焕又谕东江各官云:“今日斩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杀人安人,尔等照旧供职,复原姓,为国报,罪不及尔。”后分东江兵二万八千为四协,用文龙子承祚管一协,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其余二协,东江各官举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分管。将带来饷银十万,分给各岛官民,令冯旗鼓,往旅顺宣抚。又令将毛文龙将剑,东江事权,让陈继盛代管。谕毕,离岛登舟,发牌晓谕,安抚各岛军民。檄承祚偿所欠各商银两,差官查岛中狱,并抢来各商船只。俱即发商人洪秀等。

六月初六,备祭礼,到文龙棺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戚叹。

六月初九,往旅顺,官军迎,宣谶毕,扬帆以归。(《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

崇祯虽然不满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毛文龙,但由于毛文龙曾经两次带兵到山东抢掠钱粮,狂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劣迹斑斑,又在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已经有投敌的趋势,崇祯自己也对毛文龙早有不满,认为毛文龙“通夷有迹”,故而对毛文龙之死甚喜,对袁督师斩毛文龙嘉谕倍至。

据《明季北略》记载:“辽民苦虐于北,时欲窜归中朝,归路甚艰,百计疾走,数日方抵关,文龙必掩杀之,以充虏报功,是其大恶。又骄恣,所上事多浮举,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崇焕初斩文龙,上甚喜,嘉谕倍至。”

明末时事小说《镇海春秋》则把袁崇焕杀毛文龙说成是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的条件之一,并被当时的一些史书传抄,但在袁崇焕与后金往来的书信中并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史学大家孟森认为:

“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朝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管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即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孟森《明史讲义》)

著名历史学家李光涛曾经痛骂给毛文龙翻案的清朝遗民、伪满洲国大汉奸罗振玉:

“癸酉,即民国二十二年,罗氏因从来不用中华民国纪年,所以只书癸酉。九一八事变’日寇成立伪组织,罗氏尝为首任十大臣之一,以其衰老之年,犹为此无耻之事,其以毛文龙之“通敌叛国”为伟功,以叛徒孔耿等之屠杀同胞篇佐命之勋,亦无足异矣。毛文龙通敌原书,载明清史料,姑勿论罗氏曾否见之,即如金梁之满洲老档,云己毛文龙私通之事,亦大胳可见,此书出版较早,罗氏当亲见之,彼又尝手编坐史料丛刊,其中亦截有毛文龙种种罪恶,彼皆不肯征信,独信此至东江遗书一书,且又摭拾由来一贯之浮言,妄毛文龙有功之状,其为“贼贼相护”有意淆乱是非之心理显然可知矣。”

(李光涛论罗振玉刊《东江遗事》)

历史学家阎崇年认为: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了统一事权,是为了抗金大业,除掉了骄横不法,抗拒议和、跋扈一方的毛文龙,对明朝是有利的,袁崇焕杀毛文龙体现了大智、大勇。”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彦国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关。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等处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乞汰冗官以纾国用等事》)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於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

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拮据;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派出的援军也被遣回。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他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会上,副总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敌易则战,敌坚则乘,此全策也。”(《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是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焕说:“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

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现在他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袁崇焕率领关宁九千骑兵,于十一月十九日,赶在皇太极之前驰抵京师城下。第二天,保卫京师的战斗就打响了。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

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后金由莽古尔泰率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二千往击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九千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 “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明朝遗民谈迁的史学巨著《国榷》记载:

「辛末,召象乾及廷臣於平台问。象乾方对曰:『插汉虎墩兔憨与顺义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俱插汉分部,岁贡。自黄台吉与插汉,插汉不贡。隆庆庚午,俺受封开市,卜哈部夷屡掠之。去岁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白台吉仅身免,东投於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死,哈部今其人无几。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与哈喇慎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

帝曰:『插汉意不受抚,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何?』象乾密奏语不尽闻。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

此事《崇祯长编》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载,不过把「建奴」忌讳作「清」而已。由此可见朵颜是明廷笼络的对象。

而袁崇焕被指资敌的对象,就是上述的朵颜部。故市米资盗并不能成袁崇焕的罪名。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国榷》卷八十九又有记载:“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也。”

可见谈迁认为崇祯在蒙古人饥荒时不知乘机拉拢,才是蒙古人投向后金引其入寇的主因。

明思宗(16101644)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卒年四十七岁。(《石匮书》)。

世传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明思宗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阎崇年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明思宗杀袁崇焕是因为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皇太极的反间计只是袁崇焕落狱之因。

对反间计,《明史》袁崇焕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明季北略》则记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也,乃设一记,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闻,缚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归。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

袁崇焕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一些史料记载,南明政府早在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前多年,就曾经为袁崇焕平反:

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详细记载了南明政府对袁崇焕的三次平反,层次不断提高。

(崇祯十七年五月),安宗《登极恩诏》……又复袁崇焕、赵光原官。

明安宗即弘光帝,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在崇祯死后于南京即位登基。

袁公于崇祯三年冤杀,

赵光在崇祯十六年冤斩。

崇祯十五年,蓟州被围,光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关、通州、天津诸军务。光汴治军严谨,作战骁勇,临危不惧。光汴至蓟州前线,率二骑冲破鬼子重围疾驰入城,城上欢呼“新督莅任”,满寇望而惊叹,蓟州之围遂解。光汴率部援南闯北,“不释鞍甲者七阅月,斩虏首千六百有奇”。十六年初夏,在截击满寇归路的螺山战役中,国军将领各保实力,互不协同作战而被敌各个击破。后来皇帝却逮捕光忭,作为替罪羊杀害。

弘光元年二月,(安宗)予袁崇焕、王在晋祭葬。

弘光元年即公元1645年。王在晋在崇祯朝为兵部尚书,因张庆臻改敕书事牵连,被崇祯帝处罚过当,革职回家死去。

昭宗以邝露言,谥袁崇焕“襄愍”。

明昭宗即永历皇帝。邝露在永历朝任中书舍人,在1650年清寇广州十二日大屠杀中遇难,

“襄愍”解释为:“甲胄有劳曰襄”(见《正义.谥法解》);“佐国逢难曰愍”(见《经世大典.臣谥》,刘熙曰:志义未究,遇难而死,可闵惜者也,故曰愍”)。属于赞扬性的褒谥,用来表扬有军功但蒙冤遇害的大臣。

熊廷弼抗敌有功却被阉党杀害,崇祯为他平反后,赠给熊廷弼的谥号,也是“襄愍”。被阉党余孽陷害的袁崇焕平反后,因为他立功和蒙冤的情况与熊公类似,永历政府就赠予了同样谥号,也是情理之中。

“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於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崇祯实录》卷八)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

“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守信地。关外城堡幸尔得存。至于宁远解围,誓众效死。金启一炮打坏虏营一角,虏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焕虽死于法,不可顿没其功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天启六年正月)

“(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

“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而崇焕先置于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冤哉!”(《明季北略》二十四)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清高宗实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 。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袁督师传》)

(北京)

袁督师庙在北京龙潭湖公园,有康有为题书的“袁督师庙”匾额和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北京)

袁崇焕死后,世传有其部将佘明德、常思恩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乾隆修订的《明史》也记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明史列传一百四十七袁崇焕》)。袁崇焕纪念馆在北京崇文区花市斜街广东义园旧址,即原来的袁崇焕祠墓,袁崇焕手迹《听雨》以及康有为题写的“明袁督师庙记”手书等珍贵文物将珍藏于该纪念馆。原墓堂廊柱悬有康有为所书对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

1952年2月,北京市规划局准备迁移城内所有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城市建设。照此规定,袁督师庙和墓均在迁移之列。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袁墓:

“主席赐鉴:兹有陈者,北京市府因计划关系,将城内各义冢饬迁出城,其中广东新旧两义园有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墓和祠宇历见载籍,数百年来祭扫不绝。明末满洲久为边患,能捍御者以袁崇焕为最。满酋后施反间,崇焕竟以冤死,天下痛之。今日新史学家亦佥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兹当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之际,拟乞饬所司于该两处袁崇焕祠、墓特予保全,并力崇饰,以资观感,不胜企幸。”

毛泽东回复叶恭绰: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

至此,经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等人的多方努力,积极呼吁,北京市政府对袁崇焕墓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墓古迹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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