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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军事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战日本战犯(又称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被判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告,“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简称《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8日苏联也正式加入)郑重宣告:“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滥不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 1945年9月2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后,苏美英三国外长于同年12月16~26日举行了莫斯科会议,议定并征得中国同意:“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关于实施投降条款、占领及控制日本、及其他扩充之命令,均应由最高统帅颁发”。依据上项权力,并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书,盟军最高统帅D.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盟军最高统帅部特别通告》,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据此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固定地址定于东京)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见战争犯罪、东京审判)

根据宪章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主要战犯,这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关于国际军事法庭管辖权的规定是一致的。关于法庭的组织,两宪章的规定则有所不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2条规定:“本法庭应有六人以上十一人以下之法官,由盟军最高统帅就签订日本投降书各签字国所提名之人选及印度与菲律宾共和国之代表中任命之。”由有关各国提名、经D.麦克阿瑟任命的11国法官是:美国的J.P.希金士(后由M.克莱墨尔将军接替)、中国的梅汝先生、英国的派特里克勋爵、苏联的I.M.柴扬诺夫将军、澳大利亚的W.威勃爵士、加拿大的S.麦克杜哥、法国的H.柏奈尔、荷兰的B.V.A.罗林、新西兰的E.H.诺斯克罗夫特、印度的R.M.巴尔、菲律宾的D.哈那尼拉。根据宪章第3条“盟军最高统帅应就法官中指派一人为本法庭庭长”的规定,威勃爵士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庭长。宪章第4条还规定:法官有6人出席时,始得正式开庭;全体法官过半数出席,始构成法定人数;本法庭一切之决定与处分,包括定罪与科刑在内,应由出庭之法官以多数表决之。如双方票数相等时,庭长之投票即为决定票;法庭法官如在某一期间内缺席,而以后又有机会重行出庭时,只要他不当庭公开声明他因对于在其缺席期间所进行之诉讼工作缺乏充分了解而认为自己不合格,则他仍可参加以后之一切诉讼程序。

关于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的组织,宪章第8条规定:盟军最高统帅指派之检察长对属于本法庭管辖权内之战争罪犯的控告负调查及起诉之责,必要时并予最高统帅以法律上的协助;“任何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联合国家皆有权指派陪席检察官一人,以协助检察长”。 根据这一规定,美国的J.B.基南被麦克阿瑟指派为检察长,同时兼任美国的陪席检察官,其他各国指派的陪席检察官分别是:中国的向哲先生,英国的A.S.科明斯卡尔,苏联的S.A.高隆斯基(后由其助理检察官瓦西里耶夫接任),澳大利亚的A.J.曼斯菲尔德,加拿大的H.G.诺兰,荷兰的W.G.F.B.穆尔德尔,新西兰的R.H.奎廉,印度的G.梅农和菲律宾的P.罗伯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采取的是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大同小异。宪章第15条规定,审讯将遵循如下程序进行:起诉书应于开庭时予以宣读,除非全体被告皆主张放弃听取此项宣读。本法庭将讯问每一被告是否承认本人有罪抑或无罪。检察官与每一被告(如有辩护人者仅由其辩护人代表)均可作一简括之开始陈述。检察官及被告双方均可各自提出证据;但证据之是否被采纳由法庭决定之。检察官及每一被告(如有辩护人者仅由其辩护人代表)均可诘问任何证人及任何提供证据之被告。被告(如有辩护人者仅由其辩护人代表)可向法庭陈述终讼词。检察官可向法庭陈述终讼词。法庭将作出判决及科刑,并宣布之。宪章第13条规定:本法庭不受技术性采证规则之拘束。本法庭将尽最大可能采取并适用便捷而不拘泥于技术性的程序,并得采用本法庭认为有证据价值之任何证据。这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9条的规定是一致的。

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及审讯程序,中国法官梅汝先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宪章没有规定一项禁止要求法官回避的条款 ,是一个漏洞 ;由于法庭对被告辩护方面的过分宽大、对出庭证人名单没有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没有充分利用受命法官的庭外审讯制度以及对证人执行反诘的人数太多、漫无限制等,严重影响了对日本主要战犯的迅速审判。另外,他对国际检察处几乎完全由美国人操纵、权力过大、擅自释放战犯等也提出了批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被告只是日本主要战犯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美国的包庇,审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国际检察处就把在押的日本主要战犯个别地或分批地擅自释放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后不久,国际检察处又将仅剩的一批日本主要战犯全部擅自释放,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有无形解散。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在宪章、组织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任务和目的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把当年在德、日法西斯政府中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物作为主要战犯予以逮捕、侦查、起诉、审讯和判刑。由正式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这类主要战犯加以审讯和惩处,而且规模空前浩大,这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两个国际军事法庭虽然在消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时还有许多其他明显的缺点,但由于一致确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因此判决还是表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不仅制裁了德日主要战犯,而且给了此后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人一个强有力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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