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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韫

增韫,字子固,蒙古镶黄旗人,满清最后一任浙江巡抚。附生出身,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任奉天府尹,旋署湖北按察使,调直隶按察使,历官直隶布政使等。1908年擢浙江巡抚。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11月4日,新军敢死队攻入巡抚衙门,逮捕增韫。因他与督汤寿潜有交情,汤做都督后,释放了他。后再未担任过实职。袁世凯称帝前,网罗了一批清朝遗老到北京担任参政院参政,增韫也在其中。袁垮台后,增韫回到东北,当过哈尔滨佛教会会长,组织过慈善会,后来在哈尔滨终老。

盛京将军增祺收编办 “保险队”维持地方治安的张作霖,使张的地方武装转型成了“正规军”。时任新民府知府增韫受命具体承办收编事宜。张的队伍冠名“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增韫成为张作霖的直接领导。任内,张作霖协助增韫镇压土匪、维持治安。1905年4月,增韫被破格提升为奉天府府尹,品级从四品提升到二品。张作霖继续为恩人增韫卖命效力,增韫也在新的职位上提携关照着张作霖。

9月应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请,朝廷下诏裁撤奉天府尹一职,所有府尹原管事务,均责成赵尔巽悉心经理。从此,赵尔巽大权在握,顺风顺水,直至东三省总督。增韫初被调任湖北按察使,嫌湖北天气潮热不愿赴任。他打通关节,让吏部重新下文,改到保定转任直隶按察使,而此时的直隶总督就是袁世凯。增到直隶后,因办事干练,深得前后两任总督袁世凯、杨士骧赏识。短短一年多时间,就从直隶按察使升任直隶布政使。

增韫被提升为浙江巡抚。增韫在浙江任职期间,因为用人不当而遭到鲁迅声讨。

9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成了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员。但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增韫为控制这所学校,整治学校师生的“反满”、“进步”风气,派一个叫夏震武的老学究去当学堂负责人。夏震武迂腐到家,到校任职后,要求全体师生穿礼服祭拜孔子,大谈“廉耻教育”,辱骂革命新党,弄得师生大哗。鲁迅与全体教员愤然罢教,并提出辞呈,以示决绝。夏震武软硬兼施无济于事之下,宣布学校提前放假,结果遭到全校师生和社会舆论的一致反对。学生拟出夏震武“九大罪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师范学堂的罢教罢课风潮迅速波及杭州各个学校。1910年1月,增韫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下,撤销了夏震武的职务,并将收缴的教员聘书一一奉还,鲁迅等人又恢复了工作。

十年后,已是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回忆起那段罢教经历,讽刺到:“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增韫早已垮台了,不过这一仗,总算打胜了。”

“鉴湖女侠”秋瑾是辛亥革命先烈,1907年7月因为组织武装起义事泄而被清政府杀害于浙江绍兴,两位好友把她的遗骨埋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实现了秋瑾生前“埋骨西泠”的心愿。

此墓建成后不久,一个叫常徽的御史来到杭州巡游西湖,偶然发现了秋瑾墓。常徽心想,“乱党头目”的灵柩怎能安葬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御史的职责就是受朝廷委派给地方挑毛病,常徽抓住这个把柄不放,回到北京就上奏一本。浙江巡抚增韫接到的皇帝旨意就是:查办,铲平秋瑾墓。

增韫不愿意将事情做绝。他知道,如果平坟,自己良心会受到谴责,而不平坟,又无法向上级交差。

一时拿捏不准的增韫给权臣张之洞写信,请老上级为自己出个点子。张之洞不愧为老谋深算,给增韫回信只写了十个字:墓可平,碑可铲,人可不拿。增韫立即会意,他暗地里派人联系原先的同事、时任黑龙江提法使的秋瑾堂叔秋桐豫。此时,秋瑾的亲哥哥秋誉章正躲藏在秋桐豫家中,增韫的做法就是不声不响地通知秋家来迁坟。

秋誉章弄清了增韫的意图之后,匆匆从黑龙江赶回杭州。按照增韫事先设计好的程序,秋誉章先以秋瑾家属的名义给增韫提交了一份自行迁葬秋瑾尸棺到绍兴埋葬的请示报告,上面的日期故意写得早于朝廷平坟命令下达的时间。

增韫再装模作样地批复同意,就这样像演戏一样履行了迁坟手续,给外界制造出家属提前就已经迁坟的假象。为避免夜长梦多,增韫嘱咐秋誉章当天就雇人挖开秋瑾坟墓,起出灵柩,连夜运往绍兴。待秋瑾灵柩一迁走,增韫马上带领下属官员和差役,到西泠桥畔把秋瑾墓全部铲平,而后就向朝廷奏报了平坟经过,算是完成了朝廷交办的任务。

是增韫用心良苦的暗中保护,才使秋瑾的灵柩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几经辗转,直到1913年秋瑾殉难六周年时,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秋瑾的遗骨才重新安葬在西湖的西泠桥畔。

保护秋瑾灵柩,无疑是增韫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力所能及做的一件善事,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增韫也只能是做了好事不留名。不但如此,增韫还因此遭到革命党人的痛恨,背负骂名数十年,一份史料中甚至这样写道:“增韫丧心病狂地捣毁了西湖岸边的秋瑾墓。 ”可见,增韫因为给“鉴湖女侠”迁坟的问题,被人错怪得不浅。直到解放后,当年和秋瑾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徐双韵撰写了回忆文章《记秋瑾》,记载了增韫暗中保护秋瑾灵柩的经过,一段历史隐秘至此才被揭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日本实习的中国军官蒋介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介石来不及回家探亲,就给母亲和长兄写了绝命家书,照好“遗照”,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敢死队攻打杭州城。敢死队进攻巡抚衙门,往里投掷炸弹,清军纷纷溃散。增韫逃到衙门内的马棚里,躲在马槽中,上覆杂草,试图逃脱。但很快就被起义官兵搜查出来。就这样,增韫被蒋介石活捉了。

增韫的好人缘救了自己的命。被蒋介石搜捕后,革命党人的想法是处决他。增韫本人也是万念俱灰,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正在这时,曾任浙江官办铁路负责人的汤寿潜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浙江都督,他站出来为增韫说话:“不能因为增韫是浙江巡抚就杀掉他,毕竟他还有支持进步言论的行为,在任期间也比较清廉,并无大恶。”汤寿潜是浙江著名士绅,在当地很有威望,据说他理直气壮地和革命党人谈条件:“推举我当浙江都督可以,但是你们必须‘不伤民,不杀增’!”此话果然很有分量,增韫得以绝处逢生,被革命党人释放。汤寿潜也真是朋友做到底,还送给增韫五百块大洋作路费,派人把他护送到上海。

此后的增韫再也没有担任过实职。袁世凯称帝前,网罗了一批清朝遗老到北京担任参政院参政,增韫也在其中。

袁世凯垮台后,增韫回到东北,当过哈尔滨佛教会会长,组织过慈善会,1931年8月还给《哈尔滨新报》题写过匾额,后来在哈尔滨终老。

张作霖没有忘记恩人增韫。张学良晚年回忆说:“我父亲对增韫从来礼敬之。”张作霖曾多次派人联系增韫,想邀请老上级重新出山任职,都被增韫以年老体迈为由婉言谢绝,厌倦了宦海风云的增韫只想安度晚年。

人生往往在一念之差中改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和增韫素有交情的浙江省谘议局(相当于省议会)副议长沈钧儒劝说增韫倒戈反清,增韫对沈先生说,考虑考虑再说。

几天后,就发生了蒋介石等人举行暴动的事件。辛亥革命改变了沈钧儒的命运,让他走上了民主革命之路,沈钧儒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主席。若是增韫能听从沈钧儒建议当机立断,也许出任“民国”第一任浙江都督的就不是汤寿潜而是增韫。那样的话,增韫和老部下张作霖一南一北,在而后的几年里还可以遥相呼应。然而,历史终究不能假设。

增韫到浙江任职后,昔日在新民府的结拜兄弟陈衍庶想辞官经商,来到杭州投奔增韫,1909年创办了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这个靠增韫发财的陈衍庶,就是近现代史上知名人物陈独秀的叔叔,也是张作霖的义父。

增韫所在的巡抚衙门遭到革命军进攻时,女佣张奶妈带着一个11岁的小女孩机智地从后门逃出,幸免被革命军捕获。这个寄居在巡抚衙门里的小女孩并不是增韫的亲戚,而是张奶妈的养女,后来跟着张奶妈流落到上海。

因为衣食无着,张奶妈把这个孩子送到南京卖唱为生,取艺名“小凤仙”。再后来,“小凤仙”迫于生计,被人辗转带到北京“八大胡同”里混迹青楼,由于才色俱佳而有了名气。

1915年11月,就在“小凤仙”逃离增韫家里四年之后,她因为帮助名将蔡锷摆脱袁世凯的监控而声名大噪,谱写了英雄美人的传奇佳话。后来,这段故事被拍摄成电影《知音》。然而谁又能想到,“小凤仙”的幼年曾经在张作霖恩人增韫的府邸里度过。

小凤仙的晚年

60多年前,一个近50岁的女人,提着柳条包,孤身一人嫁到了沈阳的一户普通人家,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不过,和周围人相比,这个女人看起来总有些与众不同。从没有人知道这女人的身世。直到她去世40多年后的一天,媒体记者带着一个大胆的猜测,敲开了这户人家的大门,她的后人才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让他们感到熟悉却又震惊的名字小凤仙。

说起小凤仙,她是民国时期老北京八大胡同里的一个青楼女子。这个女人长得漂亮,还有些才艺,在八大胡同云吉班很有些知名度。不过,真正让小凤仙扬名的,还是她和蔡锷将军的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八十年代有一部老电影《知音》,讲的正是这一段。不过,沈阳的这个女人可能会是传奇女子小凤仙吗?如果是的话,她怎么会出现在沈阳呢?《知音》这部电影能给我们什么样的线索。

在老北京八大胡同的云吉班,小凤仙与蔡锷将军一见钟情,那时正是蔡锷心情最郁闷的时候因为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被严密监视。《知音》这部影片戏剧性地再现了小凤仙勇敢地掩护蔡锷逃离北京,重举义旗,再造共和的故事。小凤仙在与蔡将军的这一次泪别之后,从此天各一方,直到蔡锷将军去世,两个人再也没有相见。当年小凤仙得知蔡锷在日本病逝,痛不欲生,书写挽联:“谁识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蔡锷的离世带给小凤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那以后,小凤仙不知所踪。

蔡锷去世后,小凤仙这位风尘侠女究竟去了哪里呢?多年来,关于小凤仙的下落之谜,民间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她又留在了八大胡同,有的说她嫁给了军官,不过也有说小凤仙流落到沈阳。

1954年,她在沈阳离世。1998年,孩子们才知道,继母“张洗非”原来就是小凤仙。在沈阳的大东区和皇姑区两地,找到了陪伴过小凤仙度过最后岁月的三位老人李有才夫妇和李桂兰。

小凤仙是李有才和李桂兰的继母,李桂兰和小凤仙共同生活了5年。三位年龄加起来已有200多岁的老人回忆着尘封了50多年的往事……

李桂兰认为,小凤仙嫁给自己父亲的原因是,“早在建国前,我父亲李振海就是大帅府的工作人员,小凤仙总去看望赵四小姐,我父亲完全有可能那时候就认识了小凤仙。两个人有个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特别爱听评书。”

丧妻的李振海娶回了小凤仙。刚进门的小凤仙立刻成了4个孩子的母亲。这个新过门的母亲与周围的女人有着那么多的不同,“吃穿坐行就透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李桂兰的哥哥李有才回忆说。那时候李有才20多岁,“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很少回家,和继母接触最多的就是妹妹李桂兰。”

“爱美,整洁,不爱干活。”是李桂兰总结小凤仙的最大特点,“刚建国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很土气,可是她特别爱穿旗袍,而且在旗袍一侧别着一个小手帕。”

看着与众不同的继母,李桂兰忍不住好奇:“你为什么要把手帕别在旗袍旁边呢?”对于类似的问题,小凤仙只是浅浅一笑,从不作答。

可是,总有小凤仙欲言又止的答案。“继母特别喜欢一张照片,她总是拿出那张照片静静地看,看照片时也从不忌讳我们,那是她和一个年轻将军的照片。”70多岁的李桂兰回忆,“照片里的男人很英武,肩上有着很大的章,衣服上还有很多金黄色的穗。我就问她,‘这是谁啊’,她还是淡淡地一笑回答,‘这是一个朋友’。”

李桂兰家里的生活来源完全靠父亲在支撑,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即使这样,小凤仙依然过着悠然的生活。

“她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洗自己的衣服,从来不做饭,但是生活却很有规律,每天早晨自己出去遛弯的时候,都会在外面吃过早饭。”对于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继母,李桂兰从不敢心生埋怨,“因为无论从哪看,她都是一个不一般的人。”

小凤仙和梅兰芳见面,证实了李桂兰的猜测。1951年初,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剧团去朝鲜慰问赴朝参战的志愿军,途经沈阳演出,下榻于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招待所。小凤仙和梅兰芳联系之后,得以见面。

“第一次还是我带继母去的,因为那时我在政府工作,可惜第一次没有见到梅先生。第二次,继母带着妹妹李桂兰去看望梅先生。即使那次,我们也还不知道,继母就是小凤仙。不过看到梅先生对她的客气,隐约猜到,继母决不是普通人。”李有才回忆说。

那次见面后,梅兰芳托人解决小凤仙的工作问题,小凤仙被安排在省政府幼儿园里工作。

1954年春,小凤仙患上类似于老年痴呆和脑血栓的病症。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陪伴小凤仙的是李有才的妻子佟桂英。在小凤仙患病之前,佟桂英就已嫁进李家。“婆婆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那时候,无论街道组织什么活动,婆婆都积极参加,有时候还拉着二胡唱上一段,宣传党的政策。”

佟桂英同样看过小凤仙的那些照片,而得到的答案始终只是:“婆婆淡淡地一笑。”

患病后的小凤仙,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红颜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谁也不能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邋遢女人和那个倾国倾城的小凤仙联系起来。想来,短暂清醒之间的小凤仙是无比痛苦的。对于小凤仙准确的死亡日期,李桂兰的回忆是,“应该是在1954年的3月份,不过,那时候我正好怀孕,所以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

或许是50多年的时光流逝,让一段记忆变得斑驳陆离,李桂兰的哥哥就有着与妹妹不同的回忆,“葬礼我去了,父亲把继母最喜欢的照片放进棺材里,其他的都烧掉了,我记得应该是秋天的时候。”

其实,小凤仙根本不会在乎后人如何猜测她,因为早在几十年前,视小凤仙为红颜知己的蔡锷,就已经给出小凤仙和所有世人一个答案了,蔡锷送给小凤仙一副对联中这样写道:“不信美人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

1982年,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回上海老家探亲路过长沙时特拜谒蔡锷墓,诗曰:“南天剑起一麾雄,湘水麓山唱大风。十万万人今共拜,知音岂独小桃红。”另有一番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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