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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曾侯乙编钟 发布于:

战国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

战国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

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曾侯乙编钟的甬钟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乍持用终”错金铭文,表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钟上的31字铭文记载了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的消息之后,于在位第56年(前433年)特制钟用作祭祀。这为编钟铸造和该墓下葬年代提供了可考的依据。

1977年9月,一支部队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平整山头、兴建厂房时,偶然发现一座战国早期大型墓葬曾侯乙墓。

1978年3月,以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为队长的考古队开始实地勘察;同年5月,考古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1978年5月11日,发掘组开始分步骤发掘;5月22日午夜,水位下降到距椁墙顶50厘米时,曾侯乙墓中室内靠西壁不远、与之平行的2个长约2米的木架隐约可见。随后,靠南壁同样一个木架也隐约露了出来;5月24日午夜,由上而下又露出了一层横梁,长短两根曲尺相交,梁体粗大,紧靠西壁的长达7米多,紧靠南壁的3米多,其下由3个佩剑铜人及一根圆形铜柱顶托,梁下悬挂的甬钟比上层的钮钟大,而且花纹精美,都有错金铭文;随着水位的下降,5月25日,又露出了一层横梁,与上横梁结构形体相近,梁下由三个更大的佩剑铜人及1根铜圆柱顶托,有12个大型甬钟及一个钟,或悬于梁下或掉在梁架旁椁底板上;6月15日,65件编钟连同挂钟构件、整副钟架以及竖在钟架旁的2根撞钟木棒、置于悬梁上的6个T字形敲钟槌,悉数安全出椁。

1978年6月,战国曾侯乙编钟出土后,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史学家李纯一、黄翔鹏、王湘、吴钊等,先后从北京到达随县,对出土的乐器及全部编钟进行了考察与测音,继而与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李家浩等合作,对编钟铭文进行全面的考释研究。

当时随县没有博物馆,无法保存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也无科技力量进行研究。最终,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电令随县县委协助考古队将编钟等出土文物运往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集中保存。

自1979年5月开始,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由湖北省博物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7家单位联合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厂研究组,经过4年反复试验、试制,终于在1984年7月成功地复制出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

战国曾侯乙编钟原件现收藏于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高273厘米、宽335厘米,架长748厘米,最大者通高153.4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千克。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千克。

曾侯乙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

此套编钟共计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钟架上:上层3组为钮钟,19件,立柱是圆木;中层3组为甬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甬钟,12件,另有大钟1件。中、下两层的立柱,每层都为三个铜质佩剑武士。钟架可以拆装。钟笋、钟钩、钟体共有铭文三千七百五十五字,内容有编号、铭记、标音及乐律。

编钟出土时,在近旁还有六个丁字形彩绘木槌和两根彩绘木棒,是用来敲钟和撞钟的。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进行曾侯乙墓发掘期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填土清除完,把墓葬打开时,地面水与地下水都混在一起,看到的几乎是一个200平方米的大游泳池。考古队长谭维四决定慢慢将墓中的水抽完,随着水面的下降仔细观察水中的遗存,有一天看到黑乎乎的一根木柱浮出水面,接着是3层横梁一样的柱子,梁下悬挂着一件件古钟,这便是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之所以能成为乐钟,关键在于它恰当地运用了合金材料,在科学配比的基础上,采用了“复合陶范”铸造技术、铅锡为模料的熔模法,加上钟壁厚度的合理设计、鼓部钟腔内的音脊设置和炉火纯青的热处理技术,使铸件形成“合瓦形”,产生双音区,构成“共振腔”,实现编钟的浮雕花饰,从而对其所在的振动区起到负载作用,达到加速高频的衰减,有助于编钟进入稳态振动。

通过对曾侯乙编钟全部几何尺寸的测试和整理分析发现,各钟的几何尺寸严格遵循着某种数学逻辑关系。就某一钟而言,只要确定其中一个主要尺寸,即可计算出其余的尺寸,而且钟体的尺寸与编钟的声学性质密切相关。例如,将编钟第一基频与其铣长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到,基频随铣长的变化,明显地分成低频、中频和高频三个区。钟体厚度与铣长也存在内在联系,某两钟铣长相同时,可通过对钟体厚度的调整,改变钟的振动频率;在固定的频率下,限定钟的厚度,也可变化铣长。

经测定,曾侯乙编钟合金成分的范围是,含锡量12.49%14.46%,含铅量1%3%,余为铜及少量杂质。铸造专家经过试验和比较后认为,这一合金成分与其声学特性有着科学、合理的关系。当含锡量低于13%,音色单调、尖刻;当含锡量在13%16%时,音色丰满、悦耳。但含锡量愈高,青铜愈脆,钟愈易被击破。是否含铅及含铅多少也很重要,铅对钟声的传递能起到阻止作用,可以加快钟声的衰减,有利演奏效果。而不加铅,钟声衰减速度缓慢,乐音会受到干扰。曾侯乙编钟含铅,既能阻止钟声的传递,又不至于影响编钟的音色。

曾侯乙墓反映的冶金铸造技术,是公元前5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高峰。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范铸技术的水平。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

组成全套曾侯乙编钟的有钮钟、甬钟。钮钟制作比较简单,为双面范铸。甬钟的制作则要求较高,用的是分范合铸工艺。据华觉民等学者的研究,一件甬钟的铸型,要经过如下工序:按设计意图塑制钟样,用陶土依样制成半合瓦形钟模,在模上划线和刻出文字;钟体各部分的纹饰,须分别使用范盒翻制花纹分范,再组合成形,局部花纹还须用印模成形;斡部分范须单独制成后插入甬范中;钟体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再加修削、浇口及排气孔在芯上开设。这样,一件甬钟的铸型,以中层第三组第一钟为例,便须用范、芯共126块组成。如此复杂的工艺,若非工匠对分范合铸技术的娴熟掌握和应用,是绝对达不到理想效果的。曾侯乙编钟的铸制过程,显示了科学的、系统的理性知识。遗憾的是,这种知识始终未能跳出礼乐制度而独立发展。

曾侯乙编钟音乐性能良好,音域宽广,音调准确,音色优美,具有“一钟双音”的特点,即一个钟能够演奏两种不同的乐音,因此一套完整的编钟就可以演奏很多不同的乐曲。

除了“一钟双音”,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并且具有12个半音,这跟12平均律是一个概念。钢琴有七个八度,曾侯乙编钟有五个半八度,音律很宽广。

另外,编钟分为三层悬挂,上面是钮钟,中层是甬钟,下层也是甬钟。三层的钟大小不一样,因而编钟发出的声音是有区别的。

全套曾侯乙编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

综述

曾侯乙编钟是至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雄伟、最庞大的乐器,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有关部门曾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编钟进行调音,结果表明战国时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打破了过去认为十二律是古希腊传来的说法。

曾侯乙编钟拥有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同时,作为礼乐之器它还蕴含着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的一个璀璨的缩影,是中国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是中国青铜时代巅峰的艺术精品,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有3700多字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证明中国历史上已成功解决了一钟双音在物理学、音乐学、铸造学上的一系列难题。它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乐律学价值

曾侯乙编钟在乐律学上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七声音阶的使用。由于过去所知的先秦史料中并没有发现“变宫”一词,以致人们长期以来认为我国后世之七声音阶是随着佛教的传入从国外传来的。曾侯乙编钟铭文中“变宫”、“变徵”的音名及其实际演奏,使人们确知中国当时已采用七声音阶了。

第二,“曾三度生律法”的创立。结合曾侯乙编钟铭文记载与编钟实际演奏效果,可以证明曾侯乙编钟生律法是以中国传统的“管子五度相生法”,即“三分损益法”为基础,兼采用“纯律三度生律法”。也就是说,以五度为框架,采用五度相生律;以三度为枢纽,采用纯律,以三度相生法作为五度相生法的补充的一种前所未知的生律法。

第三,十二律的形成。曾侯乙编钟铭文及湖北江陵雨台山出土楚国律管铭文证实,楚国有自己的十二律律名体系,它以新钟、兽钟、穆钟、吕钟(姑洗)、坪皇和文王为六律(阳律),而以比这六律各低一律(半音)的浊律为六吕(阴律)。曾侯乙编钟揭示的曾国十二律名中的六个阳律,全部沿用了宗周的传统名称。六吕(阴律)的名称除浊姑洗一律的命名显然仿自楚律外,其余五个浊律直接取用楚律名。它把周律的六律与楚律的六吕融为一体,构成了曾律十二律名体系。从中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已经有了阳声六律和阴声六吕的阴阳概念。

第四,“以弦定律”的确认。先秦时期,定律法到底是“以弦定律”还是“以管定律”,一直未有定论。此前,学界大多认为是“以管定律”,而曾侯乙编钟铭文则为“以弦定律”提供了证据。

第五,十二阶名体系与旋宫转调能力。曾侯乙编钟阶名是以传统五音中除角以外的宫、商、徵、羽四个阶名为主,加上变化音名的宫角、商角、徵角、羽角及宫曾、商曾、徵曾、羽曾所组成。这是一种具有独特形态的阶名体系,它以传统的五音为主体,以三度关系为纽带,构成十二音位体系。该体系包含了完整的半音阶,从而可以在不少律上比较灵活地进行旋宫转调。

六十五件曾侯乙编钟里有一件与众不同、自成一体的钟占据最重要的位置,钟镇部镌刻有31字的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其意思是说,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用享。铭文的内容与其他钮钟、甬钟的铭文内容完全不同,没有一字涉及乐律方面,说明钟与曾侯乙编钟无关,原本就不是一套,可能是下葬时临时加进去。经研究,学者们发现,钟把下层最大的一件编钟挤掉了,将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表示对楚国的尊重。楚国给曾国送如此厚重的礼品,说明曾楚两国的友好关系非同一般。

自1978年出土以来,曾侯乙编钟原件一共只奏响了3次。

第一次奏响

1978年7月26日,经过保护处理后的编钟及钟架陆续运往武汉军区71师礼堂,并连夜进行复原组装。并对部分已损的编钟挂钩做了修理,缺损的临时用钢筋打造了几件代用。

8月1日下午2时,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以《东方红》为开篇,整场音乐会经历了两个多小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了录音录像,随后,这场音乐会的影像资料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为传播。

第二次奏响

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期间,湖北省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京联合举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曾侯乙编钟原件展出并现场演奏。

这是曾侯乙编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开湖北、离开湖北省博物馆。

第三次奏响

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著名作曲家谭盾创作大型交响乐《1997:天地人》,经中央特批,破例使用编钟原件采音录制。当年3月的一个晚上,湖北省博物馆编钟厅内,来自湖北省博物馆、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省歌舞剧院的6名演奏家,在谭盾的指挥下,用曾侯乙编钟原件完成了交响乐《1997:天地人》编钟部分的演奏。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到湖北省博物馆考察曾侯乙编钟,在参观过程中,叶老询问曾侯乙编钟能不能做复制品。湖北省博物馆马上向上级报告。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后,湖北省博物馆开始对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

2018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会见来华进行非正式会晤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曾侯乙编钟见证了中印两国的携手。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一级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当中包括曾侯乙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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