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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君弼

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

初为南方弥勒教主彭莹玉门徒。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他聚众数千人响应。莹玉牺牲后,其独占庐州十余年,为天完政权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行省首领。1363年,张士诚攻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他出兵相助,朱元璋诈称是左君弼让他来接小明王,骗出小明王韩林儿。次年朱元璋攻庐州,左君弼据守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368年(太祖洪武元年)降明。曾任广西卫指挥佥事等职。 [1]

左君弼是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天完政权汴梁行省的首脑。他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期间,长期独守泸州(今安徽合肥),是江淮地区很有影响的人物。

左君弼,庐州人,他和赵普胜、李普胜等都是元末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首领,也都是南方弥勒教首领彭莹玉的门徒。

彭莹玉于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与其徒周子旺起义于袁州(今江西宜春),事败,其妻、子及子旺均被元军所杀,他逃匿淮西民家,继续从事秘密传教和组织武装起义活动,所以,到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他的门徒已遍布江淮地区了。

莹玉早期的门徒多以“普”字命名,如赵普胜、李普胜、邹普声等。左君弼入教较晚,故未以“普”子命名。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三二《左君弼传》载:

“左君弼,泸州人。元季壬辰(1352年),群雄倡乱,君弼党于彭祖,聚众数千。”

可见,左君弼追随彭莹玉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的事。赵普胜、李普胜等则很早就追随彭莹玉了。左与赵、李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还得从左君弼入教以前开始说起。左君弼的父亲左武字继之,行十七袭千户,诰封将军(五品以上的官员称为诰封)子三君美、君弼、君辅,(老大君美扑鱼为业,老二君弼、老三君辅,随父亲军中效命)(常州左氏家谱记载)当年左君弼随父亲镇压过红巾军巢湖双刀赵与李扒头。后来左君弼经过彭莹玉的多次规劝,看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聚众起义。加入了彭莹玉的红巾军。但赵、李二人始终对以前的事情耿耿于怀,左君弼加入红巾军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素相仇”也是以上原因所致。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蕲黄起义爆发后,彭莹玉在淮西的门徒纷纷起兵响应。其中李普胜据无为,赵普胜据含山,俱称“彭祖家”,看来他们是彭莹玉的嫡系;左君弼据庐州,亦归彭领导。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

“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

既是“素相仇”,恐怕应追溯到君弼起兵前后了。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1]

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月彭莹玉牺牲于瑞州(今江西高安)。十二月。元军占领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南方红巾军处境极为不利。淮西各支起义军亦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严重的分裂局面出现了。

至正十四年(1354年),赵普胜退居黄墩,与李普胜等结水寨于巢湖;左君弼独据庐州。双方分据南北,本无纠葛,但朱元璋垂涎巢湖水师已久,彭莹玉死后,朱元璋策反了廖永安等人,一起密谋嫁祸左君弼并吞巢湖水师,于是引起兵戎相见,迫使巢湖水师南下,最后出现分裂。何乔元:《名山藏.廖永安传》记述甚详:

“元杀彭祖,……[廖]永坚往仕汉(当为天完引者),[廖]永安则与其弟永忠、县人双刀赵、俞廷玉、玉子通海、赵伯仲、仲弟庸、合肥人张德胜、叶升、无为人桑世杰、含人华高,以战船千余结水军屯巢湖捍盗。庐人左君弼者,亦故为彭祖将,以书招永安,永安等不从,君弼率兵攻永安,永安数不胜,乃使韩成持书见高帝(即朱元璋引者)和阳,愿以舟归。”

是时巢湖水师以赵普胜为首,廖永安兄弟、俞廷玉父子、张德胜等皆其部属,故《洞庭集》《大明初略二》将此事系于赵、李之下:

“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而赵、李视君弼兵颇弱,为君弼所扼湖中,其势无所恃,于是遣使欲以舟师来降,使者三至,上(即朱元璋引者)乃亲往。”

朱元璋又嫁祸赵、李二人要杀害与他,说是其部下廖永安、俞通海等告密,李普胜被朱元璋所杀,赵普胜逃归天完,仍据含山,廖永安等降元璋,巢湖水师一分为二。

由此可见,彭莹玉所辖淮西各支起义军,本已素不相和,彭牺牲后即各据南北,被朱元璋策反瓦解,最后又引起水师分裂。这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主要责任在朱元璋为自己私利,杀害同门红巾军。 [1]

左君弼既曾“党于彭祖”,所以在时人眼里也被成为“红巾”。王逢:《梧溪集》卷四下《哀公显道宪史有引》载:

“显道,讳大有。……至正辛巳(1314年),以书经中河南乡试,授庐州儒学正。甲午(1354年),辟淮西宪史。明年,从分宪按蕲黄。红巾隐庐,母妻女侄举莫知所向。”

此“红巾隐庐”,即指左君弼据庐州。

但是,左君弼与天完政权的关系如何?他在天完政权中担任什么职务?却未有文字记载。幸好一九六八年在湖北英山县出土了一方铜印,印文为“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印背一侧刻“汴梁行省管勾所印”,另一侧刻“中书礼部造”“太平二年七月”(印文拓片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太平系天完政权年号,故“汴梁行省”为天完政权属下之行省。这个行省治所就在庐州,其首脑为左君弼。

元朝时,今河南、鄂北、皖北、苏北地区属河南行省,治所在汴梁路(今河南开封)。红巾起义爆发后,这一地区的态势大体是:安丰路(治今安徽寿县)、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及以北地面为韩林儿宋政权的势力范围;庐州路(治今安徽合肥)、安庆路(治今安徽安庆)、黄州路(治今湖北黄冈)、蕲州路(治今湖北蕲春南)地面为徐寿辉天完政权所占有。天完政权所属的势力范围内,蕲、黄两路当由天完中书省(即莲台省)直辖;安庆路一带为巢湖水师首领赵普胜占领,估计这一地区天完政权会设立行省(其名称目前无考),首脑当为赵普胜,但此行省不大可能称为汴梁行省。因为它离汴梁较远;庐州路为左君弼占领,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设立天完的汴梁行省。这是因为:首先,从隶属关系上看,左君弼一开始就“党于彭祖”,而彭莹玉曾被天完政权任命为江南行省参政(见陆深:《豫章漫抄》引《余干新志》),君弼归附于天完是很自然的事;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庐州地处天完统治范围的最北部,与宋政权接壤,也与汴梁路相距最近;第三,从“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出土地点来看,英山县元时属庐州路,与汴梁行省设于庐州正合。

至于这个行省为什么叫汴梁行省,这可能与天完政权的斗争目标有关。“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压倒大元后,农民军仍然想“复宋”。北方红巾军固然以“复宋”为号召,建立了宋政权,南方红巾军可能也用“复宋”号召过,因为时人曾经记载过“徐寿辉建伪号曰宋”(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翰苑前集》卷三,《于指挥墓志铭》)。汴梁是北宋的都城,南北红巾军都想夺去它,以作为号召群众更有力的象征。但左君弼既没有占领河南行省的大部或全部,也没有占领汴梁路,这样,为了达到号召群众的目的,就把属于河南行省的庐州及其周围地区,命名为汴梁行省。

汴梁行省估计设置于太平元年(1356年)天完将倪文俊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当时,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同时又陆续设置了一批地方行政机构。这方铜印是太平二年(1357年)天完中书省颁发给汴梁行省管勾所的,说明汴梁行省下属的各种机构是比较齐全的。 [1]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进攻韩林儿、刘福通于安丰,左君弼助珍攻之,城陷,福通被杀。三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出击安丰,败珍,救出韩林儿。左君弼又出兵助珍,被常遇春击败,败退庐州。徐达、常遇春围庐州凡三月,不破。因洪都(今江西南昌)战事紧急,徐达奉令还师援洪都,庐州解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徐达等再次率兵攻庐州。“左君弼闻达至,惧不敌,遁入安丰,令其将张焕、殷从道等城守。达等至,督兵围之。……七月,徐达、常遇春克庐州。时庐州被围久,众皆饥困不能战,张焕与贾丑潜通款于达,请攻东门,己为内应。于是我师急攻之,城中诸军悉救东门,张焕乃断钓桥开西门出降。达兵入城,执其部将吴副使,并君弼母妻及子送健康”(《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左君弼从庐州出逃安丰,就是向元朝投降。因为当时安丰为元将竹昌、忻都所据。一年前,吕珍攻陷安丰,朱元璋率军攻之,吕珍、左君弼败走,朱军移师围庐州,“于是元将竹昌、忻都都遂乘间入安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所以,吴元年(1367年)二月朱元璋致书左君弼时追述这段历史时是这样写的: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虽悔何及。今足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与予接壤,若欲献计帅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垅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居寡处,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矣!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来,予当尽弃前非,仍复待以故旧,则足下于天理人心举无不顺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朱元璋的这封信是很有斗争策略的。其中所谓“异国”即指元朝;“舍其亲而奔异国”,即指至正二十四年左君弼扔下生母、妻儿,逃奔安丰、投降元朝之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即指左君弼降元后,元汴梁守将李克彝令其守陈州(今河南淮阳)之事。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确是攻到了左君弼的心里了。 [1]

朱元璋致书左君弼后,还慷慨地送其母去陈州。这一招果然奏效。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徐达率兵北伐,平定山东后,西指汴、洛,左君弼终于迫降了。《明太祖实录》卷二七载:

“洪武元年二月,大将军徐达等至陈桥,左君弼、竹昌迎降。先是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闻达至,召君弼谓曰:‘公与南朝数接战,熟其阵势,今授公以具,公前与战,我从后乘之,何如?’君弼偿感上归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军锋不可当,吾见其阵势辄胆落,不能战,故投奔至此。况徐相国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令。’克彝无如之何,乃夜驱军民遁入河南(今河南洛阳)。于是君弼与竹昌等率所部兵诣达降。”

左君弼降明后,受令为广西卫指挥佥事,曾率军镇压过广西左江上思州僮族黄英杰、黄英览起义,后来长期驻守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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