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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揖主义

《作揖主义》,书名,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左派作家刘半农所著。其本意:作揖就是讲礼貌的意思,加上主义就是只对个别人讲礼貌的意思,指善于恭维上司阿谀奉承的一类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作揖主义”是一种处世哲学,意思是不管什么天大的事情,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留下更多的精力办自己的事情。

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左派作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写过一篇叫《“作揖主义”》的文章。“作揖主义”是一种处世哲学,意思是不管什么天大的事情,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留下更多的精力办自己的事情。五四时期在陈独秀的影响下,五四时期有一批文化新人热衷于杂文尤其是“随感录”的写作:刘半农的《作揖主义》,李大钊的《青春》、《今》,胡适的《研究室与监狱》、《爱情与痛苦》,钱玄同的《随感录二十九》等,都是刊之于《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上的“随感录”中的精品。“作揖主义”后发展为“不抵抗主义”。“作揖主义”和“拿来主义”的区别是:“拿来主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揖主义”是“都要”。

《作揖主义》 作者/刘半农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 红, 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象,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 存 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例。”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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