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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

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嘉庆五年(1800),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学诚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其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每日诵读仅仅百余字,就又得病中止学业。仅十四岁就已经娶妻,当时对四书的学习还没有完成 [1]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年)中进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也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有治史学的才能,大言不逊。然而,当时他的史学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 [2]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章学诚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章镳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章学诚年岁渐长,稍稍知道人世的艰难,反思自己的学业,没有一点可以应用到生计上的 [2] ,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他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同学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二十八岁在京师的大学士朱筠门下,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 [3] 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 [3] 。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

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至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4]

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第一次见到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 [5] 。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5] 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 [6] 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 [7] 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 [7] ,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根据他信中说明的情况,章学诚是在出都的次年写的《文史通义》,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故乡整整20年了。章学诚离开故乡是乾隆二十八年(1753年),则《文史通义》的动笔时间应当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章学诚时年35岁。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 [8] 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发生分歧,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编纂《文史通义》 [9] 。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启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10]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 [11] 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 [12] ,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 [12] 。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 [13] 。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 [13] 。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 [14] 。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 [15] 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邵晋涵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 [16] 。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开局编辑《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乘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达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 [17]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 [14] 。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逝世。

章学诚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其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

在《文理》中,章学诚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

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文史通义》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

章学诚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对“道”、“器”关系的论述,他虽然有“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18] 的说法,但只是主张“道器合一” [19] ,而未能像王夫之那样明确指出“道”从属于“器”,也不像戴震那样径直地将“道”视为物质的元初状态,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理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但是,他将“先王之道”描述为随着社会组织与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而渐形渐著,并且哲理性地概括为“道因器而显” [18] 。这个命题实际上已将“道”置于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从而使他在考察社会史、学术史时得出许多具体的唯物主义看法,从哲理上论证了古时官师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的学术史观。 [18] “六经皆史”论便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20]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 [21] ,因此就实质而言,可谓“六经皆器” [18] 、“六经皆史” [20] 。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导出的必然结论。六经既然是实实在在的史,那么离“器”言“道”、离事言理便无当于六经之旨;六经既然不可视为“载道之书”,那么单纯训诂章句的治学途径也不值得倡导。章学诚提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 [22] ,认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23] 。这就是倡导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途径,而“六经皆史”论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六经皆史”这个议论虽早已有之,但只有章学诚才赋之以精严的哲理与崭新的意义。

与“道器合一”的观点相呼应,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认识论。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从“求道”上看,这是治学的目的:“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 [24] 。从“即器”上看,这是治学的方式:“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 [25] 。很明显,这种认识论本身就是既反对烦冗琐屑、无关大旨的考据学风,又否定离器言道、空谈义理的宋学末流。尤为可贵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认识论推拓发挥,指出“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 [26] ,认为“君子苟有志于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 [27] 。这就从理论上阐发了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思想。总的看来,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既不盲从于考据学风,又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覆辙,而致力于独辟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蹊径,主张治学要有宗旨,学术必须经世致用。这些卓越的见解,乃是有其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

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

章学诚中进士后,官国子监典籍,自称“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乃弃去,终身未官。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27岁时,随父居于天门,立志修史志。曾馆于藏书家朱筠门下,遍读朱筠所藏之书。曾给大学士朱筠建议,搜访天下遗书,仿刘向《七略》,条别群书,撰一国艺文之志。朱筠遂有征书之奏,清《四库全书》的开馆和编纂,由此而为渊源。初撰《修志十议》,纂修有《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

乾隆五十二年(1787)投书毕沅,欲借毕沅之力编《史籍考》。次年,毕沅任湖广总督,他入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后又得毕沅之助,在江夏(今武昌)编纂《湖北通志》。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及编修方志,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在目录学上,与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有同等价值。“六经皆史”是他总的学术观点,“道不离器”是他哲学思想的根本。

提倡史学研究必须有开创精神,强调文学要反映客观现实。对古典目录学的贡献,是提出了目录学的任务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了古代目录学的成就,提出了“互著”、“别裁”、“索引”等方法,是对历代目录著录内容和方法上的高度认识。认为图书目录的立类,应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更改;编目时,应审慎从事,不可一书两入;分类纲目应求系统化,并能包括书籍的全部。他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人的书目和目录学著述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曾编撰《史籍考》,拟收尽史部书的叙目凡例,总目达325卷,分11部55类,惜未完成。原稿于咸丰六年(1856)毁于火。先后修订《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

章学诚一生清贫,嗜书而力不能致,又多颠簸流离,迁徙频繁。家有藏书仅3 000余卷。为了著述,购藏至2万余卷,藏于“云山房”中,编有《云山房乙卯藏书目》、《云楼书目》。但是在迁居中先为水浸,后为盗贼所抢,再为鼠啮,损失极大。著有《实斋文集》、《古文十弊》、《方志略例》、《湖北通志检存稿》等。经刘承干校订,1922年刊为《章氏遗书》,共51卷。 [28]

强调史意

章学诚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此外,他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 “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阐发史意

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最高宗旨,也是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关的。自清初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之后,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至乾嘉时代,考据学者们终日埋头典籍,不问世事,竟为无用的鱼虫之学。章学诚认为,这是从明人无本空谈的一个极端又走到了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了,因而对考据学风应当有所矫正,提倡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说,“今日学者风气, 征实太多, 发挥太少, 有如桑蚕食时, 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表明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也有矫正时下考据学风之意。

匡正人心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 “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

扭转学风

反对“桐城派” 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 “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抨击文风

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

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 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中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1978 年代中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了第一个高峰,后人若要赶上或超过他,就必须寻找到前人遗留下的空隙,并以此为突破口,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决不能走前人走过的路。当章学诚青年时就在史学理论方面崭露头角,人们把他与刘知几相比,他不但不高兴,反而辩驳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正是因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大力倡导史意,言刘知几所未言,才使他得以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起第二个高峰,真正能够做到与刘知几比肩齐名。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二个目的,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他在《与陈鉴亭论学》一文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个目的。此外,还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多次表达过这类意思。所谓“校雠”,不仅局限于核对书籍、厘正错误的一般校勘性工作,更主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校雠通义》的序文中,曾对这一词语做过界定: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他为校雠这一词所做的定义在《文史通义》一书中,自然也得到了印证。如他在《与严冬友侍读》一文中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章学诚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其中最主要的是史学著作。他在《上朱中堂世叔王书》一文中说:“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辩也。”关于这一点,只要翻开《文史通义》,察看其篇目内容,便可一目了然。据此,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或史学理论著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一定义又有失偏颇。因为《文史通义》一书也包括对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的品评和校雠。章学诚在《上钱辛楣官詹书》一文中明确指出,校雠不但包括史,也包括文。

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继承并发展了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他认为,著史如果不切合当时人事,便没有资格谈论史学。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文史通义》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

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习。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嘉乾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后人辑为《章氏遗书》刊行,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章学诚墓在绍兴县福全镇方坞村章家田头。 章学诚卒于1801年,与其妻妾合葬。墓址占地两亩余,东南向,墓平面呈圆形,四周以块石砌垒,墓高2.5米,直径6米,墓前竖碑,高3米,宽1米,两侧立石质望柱,墓周有石围栏,高1米。墓道前端有界石两块,呈四方形体,高2米。墓已于上世纪60年代被当地村百姓拆毁。

章学诚故居,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区辛弄1号。故居系清代建筑。坐北朝南,三开间屋面。过天井为三间楼屋。后门面塔山。后墙东与北墙西南各有界石一块,上刻“章界”二字。为绍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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