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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

张春桥(1917年2月1日-2005年4月21日),男,汉族,山东菏泽巨野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是四人帮成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策划者之一。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其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次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21日因患癌症去世 [1]

张春桥,山东巨野县老张庄人,其祖父、父亲均为旧官僚、地主。幼名善宝。张春桥是潜伏在中共的国民党特工 [2] ,1931年随父亲到济南,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牺牲在狱中。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

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不久,这个组织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写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张春桥到北京工作后,欺骗中央,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勾结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党羽长期包庇重用文静,派她在上海担任了重要职务。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工作,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张春桥与林彪、江青就勾结到一起。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潜回上海,发起“一月风暴”,向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张春桥于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强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简报,用上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党章里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张春桥后来说:“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张春桥摸清了王维国、陈励耘是林彪的亲信这个底,就亲自出马提名王、陈二人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

张春桥巴结林彪、江青的心血没有白费,没多久,他就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项目。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 [3] ,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文革”以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轶事的,出于这种完全属于个人的原因,她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王、张、江、姚的勾结,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在公开审判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都看见了,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语不发,藐视法庭。但在最初讯问谈话时,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而是谈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借“风庆轮”的问题,在政治局闹事。当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加以抵制时,张春桥阴冷冷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会后,王、张、江、姚立即聚集连夜密谋策划,决定背着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周恩来和政治局其它成员,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在我们找他讯问谈话时,张春桥都交代说他们当时是看周恩来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当张春桥说到这儿时,我们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张春桥这一漏嘴,我们顿时感到捕捉到了关键问题。因为说谁有错误,要打倒谁,他们一直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是认识上的偏差,是执行中的错误;可这一名话,张春桥露出了他们拱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其他介绍:1938年1月抗战期混入延安。1940年赴晋察冀解放区,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1975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 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

,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他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30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9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80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80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闹剧开场。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低头认罪!”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

等到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徐景贤便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81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但是,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说到这里,徐景贤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这时,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对陈毅说:“今天,我们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已!”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接过小册子说:“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有人打断了陈毅的话。会议主持人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接着,代表们一个个发言,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足足两个多小时,这场闹剧才暂告结束。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他们还是想体会一下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狂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一言为定: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9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陈毅一口气讲了3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王洪文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毫无所知,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只有一个劲起哄的份儿。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等再整陈毅的阴谋没有得逞。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24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去世。

张春桥在江青1963年来上海建立“基地”时,通过柯庆施与江青搭上了关系,成为后来毛主席所说的“四人帮”,亦即“上海帮”的主要成员。张春桥的发迹,靠的是他那套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本领。解放初,张春桥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时,因为向党伸手,要当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而受到批评。他感到不得志,闹了很久的情绪。尽管党组织一再教育帮助他,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来。1953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他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在报上擅自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同志,还点名批判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甚至还准备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此事被陈毅、谭震林、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未造成进一步后果。为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同志于当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老总有句话意味深长:“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陈老总的话就是针对张春桥的。此后不久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的所有职务,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

李文静干部履历表1954年,柯庆施来到上海,推翻了经陈毅、谭震林同志批准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就这样张春桥继石家庄之后又和柯庆施在“一起”了。张春桥被柯庆施重用之后,精神才抖擞起来。柯庆施在石家庄当市长时,张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那时,张春桥就竭力巴结讨好柯。柯庆施到上海之后对张春桥极为器重,张的老婆李文静抗日战争时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

柯却违反组织原则把她调到市委要害部门工作。张春桥从柯庆施的升迁中揣摩出一条道道,那就是谁的根子硬、权力大,就跟谁。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讨好、迎合柯庆施。1958年,他根据从已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动向,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这篇“成名作”集中体现了张春桥的极“左”思想,助长了当时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在后来郑州会议上把他和陈伯达并提,张春桥声名鹊起,由此而晋升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庆施支持下,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控制了文艺宣传大权。江青来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现代戏,又给张春桥往上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江青开始抓的两部戏《红灯记》《芦荡火种》虽然都是“沪产”牌,但都“移植”给北京排了,张春桥甚觉“不上脸”。他找到江青主动要任务:“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产呀!”为了拍江青的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转,上海市委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 ,这两部戏打上了“张记”印戳,贴上了“沪产”标牌。1965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并博得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周恩来总理后来说:“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张春桥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话都讲得出来,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当着众人的面,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这番语惊四座的话,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这个“马屁精”的嘴脸。更使人惊讶的是,他拍马屁还有一套“理论”。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对于张春桥这种恶劣品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对他进行了不少教育和帮助。记得有一次在华东局传达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扩大会议上,陈毅、谭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曾严肃地对他进行过批评,指出他眼睛只会向上,目无组织,目无群众。他却对大家的批评帮助不仅充耳不闻,而且记恨在心。经过批“有鬼无害”,经过搞革命现代戏,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庆施这个“基地”老板,又有了张春桥这个“基地”军师,江青就开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罢官》开打了。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16年出生,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当时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李淑芳联系上,安排她进报社当编辑,并改名文静。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结婚,文静随后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两人于1973年离婚,由于文静的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春雨之夜》,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

《为国捐躯》(3-5),春桥,山东《民国日报潮水》,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四月廿九日,五月六日,五月廿七日。

《爱痕之一》,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这一天》,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五月计九日。

《漫谈》,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学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写》,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一日至廿三日。

《学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五日,

《学校生活素描代数班》,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廿七日。

《学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计八日。

《学校生活素描离别之夜》,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银铃》,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创刊号。又载于《妇人书报》六十期,一九三四年三月计五日。

《秋》,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第二期。

《失业的人》,春桥,上海《新诗歌》二卷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另一个问题》,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济南文艺界简报》,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廿六日。

《相声》,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

《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关于拉丁中文》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论诗意》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

《答复》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印象帖》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山东底方言》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回读屋跟文学青年》,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我怎样答复他们》,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臧克家》,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折扣的说话》,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俺们的春天》,张春桥,上海《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又见《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诗集》(香港版)。

《布的交易用济南话写作的实验》,张春桥,上海《太白》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济南》,张春桥,《中学生》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

《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三月计四、三月卅一日。

《明湖春色》,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俺们山东人》,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二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女性的悲剧》,春桥,上海,《新艺》二卷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半瓶子醋》,张春桥,上海《漫画漫话》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行之端》,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林相士》,张春桥,上海《创作》一卷一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土枪射手》,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驱逐》,张春桥,上海《太白》二卷九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我控诉》,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讲故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明星》,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乡愁》,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四日。

《诉》,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

《晚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

《窘》,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五日。

《金线泉边》,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老人样的少年》,张春桥,上海《申报月刊》四卷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家的生活》,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老鸦与胡适》,狄克,上海《知识》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八月的乡村》,(书评),水晶,上海《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

《漫画是图画的武装》,狄克,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二十日。

《我还有一双眼睛》,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草原之歌》,张春桥,上海《申报每周增刊》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革命的诗歌》,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也是文学的管见》,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读者想不到的》,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二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五月。

《把孩子领向哪里》,狄克,上海《文学青年》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光明〉文艺新刊集评》,张春桥,上海《东方文艺》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

《纪念高尔基》,张春桥,上海《生活知识》二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

《吃饭之外》,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潮》,张春桥,上海《今代文艺》创刊号,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加速度,列车!》张春桥,上海《现实文学》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海燕》,张春桥,上海《文学界》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自己与群众评臧克家的诗》,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纪念九一八》,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个土匪》,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多作些连续图画吧!》,张春桥,上海《漫画世界》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

《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

《从洋人打死人力车夫说起“骄子”和“下等人”》,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

《论通讯员运动》,张春桥,上海《时沦》-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记录》,张春桥记录并发言,上海《小说家》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要求作品的通俗化》,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雨》,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先行者,你安息吧》,张春桥,上海《热风》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炮台》,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明天的太阳》,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二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速写红萝卜》,春桥,上海《热风》终刊号,一九三七年三月。

《关于语言》,春桥,上海《语文》一卷三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己》,张春桥,上海《申报周刊》,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要有计划地工作》,张春桥,《通俗化问题讨论集》第二集,一九三七年七月。

《用武力回答武力纪念八一反战节》,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七月八日晚上》,张春桥,上海《中流》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

《枪毙间谍》,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

《别动队来了》,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怎样对付汉奸》,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日。

《武装民众》,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

《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张春桥,上海《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血火中的上海》,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韩复榘》,张春桥,汉口《战地》一卷一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

《汉奸吉恩恭(延安通讯)》,张春桥,汉口《抗战文艺》一卷五期,一九三八年五月。

《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张春桥著,七十八页,一九三八年延安出版。

《秋天在平原上》,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

《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三年三月廿四日。

《为王老栓全家复仇》,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

《我所领会的〈真理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张春桥,《人民日报》,一见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又见《新华月报》一九五四年五期。

《报纸是作家接触生活的一个基地》,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四年六期。

《访苏见闻杂记》,张春桥著,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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