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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

张伯驹(1898年3月14日1982年2月26日),原名张家骐,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1]

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2] 建国初期,张伯驹将多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

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14日生于河南项城,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一个妹妹一起过继其伯父张镇芳。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

宣统三年(1911年),张伯驹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入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新学书院是天津的最早由外国教会办的学院,1902年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院址在法租界海大道(原和平区大沽路十七中学校址)。

民国元年(1912年), 父亲张镇芳由署理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张伯驹随父赴河南开封,入河南陆军小学读书。 [4]

民国三年(1914年),随父亲迁居北京,长居于此。

民国五年(1916年),由其父张镇芳做主,娶安徽亳州女子李月娥为妻。同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

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并由此进入军界,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

民国十九年(1930年),张伯驹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了“国剧学会”。 [5]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为了赈灾所演的一出《失空斩》,群星闪耀,盛况空前。 [6]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非法绑架近八个月。是年秋,携全家入秦途中,将国宝《平复帖》缝入衣被。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49年以后,盐业银行公私合营,张伯驹以董事身份参与财产评估后,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了公私合营银行。

1952年,经郑振铎推荐任文化部顾问。 [7]

1956年,张伯驹将其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给了国家,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千字文》等;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

1961年,在陈毅的干预下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

1962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主要负责文物的鉴定工作。

十年浩劫开始,张伯驹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1969年,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由一是令其退职;二是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舒兰地区因张伯驹夫妇年老而拒不接收。张伯驹、潘素回到北京,因无工作、无户口以出卖家产度日。

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8年,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的关于对张伯驹的复查结论,当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1981年1月,张伯驹、潘素夫妇画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

1980年,张伯驹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2月26日去世,享年84岁。

1982年3月26日,举行了张伯驹追悼大会,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二百多人送了挽联,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3]

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与张葱玉、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启功等诸先生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做了大量工作。当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出现时,张伯驹即谏言故宫博物院,尽早开展征集工作:“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经其考订,1198件中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有价值之品约有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无需大笔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带回20余件文物推荐给故宫博物院。张伯驹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而且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故宫博物院。 1947年4月19日,张伯驹又作为专门委员,与徐悲鸿、邓以蛰、启功等人出席了故宫博物院在绛雪轩举行的第六届理事会在平理事第四次谈话会,讨论书画收购事宜。

张伯驹颇为重视文物精品,曾向马衡院长建言,“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所以,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如范仲淹《道服赞》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他居中协调,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又如,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他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在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以上两件文物的情况下,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将它们买下,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和潘素的金银首饰。 [8]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继续关注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发展,而一生所藏文物精华,也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兑现了其“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初衷。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如晋陆机《平复帖》是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这其中,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古代法书精品是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的,国家文物局后调拨故宫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阳台帖》则系张伯驹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等都是故宫博物院当时有意收购,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入藏的。它们最终能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功至伟。 [8]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

调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后,当时吉林省的文化底子相对薄弱,省博物馆的藏品根本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相比。于是,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包括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明代董其昌的字对、唐人楷书册等等。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对省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感到甚是遗憾。张伯驹得知后,又捐献了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博览群书。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格律相谐、化典圆熟的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其诗词、对联、分钟等均达到很高的水平。

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艺术,建国初期,张伯驹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直至临终前,还对中国韵文学会筹备事宜念念不忘。

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张伯驹这类书体类似鸟虫篆,颇似蚯蚓,然其却中锋用笔,骨力内含。张伯驹的绘画也是自成一格,其《楚泽流芳》、《红梅》及《兰石》等,皆为张伯驹的书画艺术代表性作品。画家刘海粟先生曾这样评价张伯驹的这类书法:“运笔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目前书坛无人继之。”学者刘叶秋则说张伯驹的书法:“书兼行草,圆劲挺秀,卓然大家风范,与画可称双璧,殊足珍贵。” [9]

作为京剧票友,张伯驹有三大得意事。一是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张伯驹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创立了“北平国剧协会”。三是1937年,他组织一大帮名角,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张伯驹饰孔明、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慈瑞泉、王福山饰二老军带报子。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这次义演,被称为“艺坛最后一次绝唱”。 [10]

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京剧音韵》等。 [11]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据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先生回忆:1980年夏,他陪同张伯驹、关松房、启功、魏龙骧等老人同游颐和园时,河南的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您们是不是也有考虑?张伯驹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 [12]

《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

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张伯驹,京剧老生,别署冻云楼主。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声望也是很高的;他自幼便喜爱京剧,曾自言八岁时在下天仙戏院看杨小楼九阵风的戏。

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后看余叔岩戏并向余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内即能彩唱。并从钱宝森、王福山习武工。《别母乱箭》为常演剧目。曾与田桂凤、梅兰芳同台演出,杨小楼、余叔岩、程继先、王凤卿等曾为其傍演《失空斩》。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国剧学会”。

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得比直接学的多。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余叔岩曾对张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有危险的戏未传张伯驹,可见余叔岩对其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民国二十六年他四十岁生日,为了赈灾所演的一出《失空斩》可谓是他在京剧上最出名也是最难得的一次演出。他饰孔明、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陈香雪的司马懿、钱宝森的张、慈瑞泉、王福山的二老军带报子。演出在隆福寺街福全馆,当天盛况真是空前。许多外地戏迷远道赶到北京为看这出艺坛绝响,人誉之以杜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剧曾拍摄了纪录电影,传闻原版后流入美国,不知确否。

在潘素之前张伯驹已有三房妻妾,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她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张伯驹之子张柳溪回忆:“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王韵缃的父亲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张伯驹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王韵缃,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娶了王韵缃。不久以后王韵缃就怀孕了,张镇芳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王韵缃怀孕后,就把王韵缃接到天津家里同住。王韵缃生下张柳溪之后,爷爷奶奶就没有再让王韵缃母子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13]

作品画笔精丽,书法俊秀这幅画卷被认为中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张伯驹本人也对其加盖的收藏印章。

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史树青:我们近代没(接触)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启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刘海粟:“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章伯钧:“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都不会再有张伯驹!”

周汝昌:“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千家驹:“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经济学家。 [10]

宋振庭:“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赉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

王世襄: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大夫人:李月娥,安徽亳州人,1939年去世,无子。

二夫人:邓韵绮,北京人,原为京韵大鼓艺人,1948年与张伯驹离婚,无子。

三夫人:王韵缃,苏州人,1952年与张伯驹离婚。

四夫人:潘素,原名潘白琴,苏州人,著名山水画家。

儿 子:张柳溪,三夫人王韵缃生。

女 儿:张传彩,四夫人潘素生。 [19]

1998年4月16日,张伯驹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等10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 [20]

2001年,在启功、欧阳中石、史树青、孙轶青等书画界泰斗的帮助下,张伯驹侄孙张柱堂在北京成立了张伯驹文化艺术研究会筹委会。得到了京城很多文化界名人的支持,他陆续收集了一批张伯驹爱国主义的文献和珍贵资料。

2009年3月,在第十一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社科院刘庆柱等12位全国科技文化界委员,提交了一份相关提案。提案中说,张伯驹是我国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在国难当头时期,他为了避免国宝流失,不惜倾家荡产,用良知捍卫和保护了我国的文化遗产;“西安事变”期间,他敦促张学良将军逼蒋联共抗日;解放前夕,张伯驹积极协助地下党进行和平解放北平谈判。解放后,张伯驹没有将118件国宝留给子女,而是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提案建议,在张伯驹的故乡修建一座纪念馆或艺术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1]

2011年6月19日,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正式揭牌。纪念馆位于北京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的张伯驹故居内。张伯驹故居风格独特。张伯驹故居不是典型的四合院结构,坐南朝北,北房5间,院南有一方亭和廊房。北房东间为卧室,西间为客房,居中三间是客厅兼画室。这个宅子约占地1亩,大概600平方米,大小共23个房间。张伯驹1953年买下后一直住到1982年去世。 [22]

河南省张伯驹文化发展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3月19日。基金会以弘扬伯驹精神;传承中华文明;开展文化交流;促进经济繁荣为宗旨,弘扬张伯驹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道德情怀和纯洁的艺术修养。 [23]

2018年4月3日,“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 [24] 。本次展览共展出藏品33件套,包括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贴》、杜牧《张好好诗》、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本展览集中囊括了张伯驹先生的重要藏品,力争使观众对张先生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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