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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勋

张振勋(1841-1916),近代华侨资本家。字弼士,号肇燮。广东大埔人。1841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今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他家境贫寒,小时候只读过3年书,15岁到印尼的巴达维亚谋生。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在那里,张振勋既缺乏资金又没有技术,只好在一家米店里打工。由于他干活麻利且有心计,结果被邻店一位姓温的老板招为女婿。后来他涉足酒业、种植业、药材业、采锡业、船运业,生意做到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尤其在葡萄酒业大有作为,并发展成为东南亚的首富,故美国人曾把他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1-2]

1856年赴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后获准承包酒税、典当税及一些地区的鸦片烟税,获巨利。从1866年起,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殖公司,东兴矿务公司,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成为南洋巨富。1892年后历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1894年后在国内投资兴办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1903年获赏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主张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1905年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继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铁路大臣。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1912年后,历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南洋宣慰使、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1915年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筹办中美银行。还热心捐资办学。1916年9月12日病逝于巴达维亚。

50岁出头以后,张振勋亦商亦官,先后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粤汉铁路督办等职。1904年获光绪帝第三次召见,并被任命为督办闽粤农工路矿大臣和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就在这年的11月,张振勋给商部写了一份奏折,将他吸收利用侨资的计划和盘托出。其主张有这样三个要点:

第一、在工作切入点上,由于“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粤等省入手不可”。

第二、在具体做法上,商部派要员周历各埠切实开导时,讲究的是“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要拨动华侨乡情那根敏感的神经。

第三、在发展顺序上,先由督办在闽粤“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等到“著有成效昭示大信”之后,“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并“由南至北,逐步扩充”。

张振勋的奏折得到商部赞同,并呈报光绪帝获得批准。当然,今天的吸收利用华侨资本与清朝末年不可相提并论,不过上述这些见解即便是一百多年后来看,依然能给人启迪。

张振勋不仅提出吸收利用侨资的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国办厂。其中值得称道的是,1894年他出资300万银元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葡萄酒公司。这个公司一直延续至今,该厂生产的上等葡萄酒被列为中国名酒之一。

1916年9月,张振勋在印尼巴达维亚病逝,享年75岁。遗体运回家乡安葬,途中荷兰及英国殖民当局下半旗致哀,百姓则点香路祭。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商界奇才。

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裕业垦殖公司。而1878年在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光橡胶园就有8处,雇工万余人。据资料记载,其中一座橡胶园,他的家人乘坐马车,直线行走4个小时才能出园。

在经营垦殖的同时,张弼士还积极捕捉其他商机创办各种实业。在日里,张弼士感到商务的盛衰全在于金融是否通畅。而当地汇兑涨落却操纵在外人手里,于是他又扩展到金融业,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汇兑业务。光绪二十四年,他在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创办东兴公司,开采锡矿。有感于印尼富人的增多,他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住宅,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和华裔富商。

而药材批发生意,是张弼士从事商业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药行,在国内采购名贵国药,转输新加坡、巴城,批发销往海内外,并由海外运送西药回国。当时,华侨聚集的海外市场,如曼谷、东京、河内、旧金山、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都向张弼士的药行订货,形成一个遍及海内外的庞大药材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顶峰时期(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成为富甲南洋的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尽管张弼士是一位深得晚清政府看重,甚至见了慈禧都可免跪的红顶商人,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后来北洋军阀政府的相互倾轧,他却看得十分透彻,故对参政并不热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实业救国”。

张弼士主张“主权自掌,利不外溢”。他常对人说:“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他不惜把大量资金移归祖国各地兴办大批现代工业企业。1892年,张弼士应邀回国共商实业兴邦大计并亲赴烟台考察。考察完毕后他立即决定投资300万两白银,开辟3000亩葡萄园,红红火火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成立了以其姓氏“张”开头,以“裕”取意祖国昌隆兴裕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905年,历时11年的亚洲最大地下大酒窑建成。1914年1月20日注册商标张裕“双麒麟牌”的葡萄酒横空出世。1915年,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张裕的4种葡萄酒(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这是中华民族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中国人从此拥有了令西方人称道的金奖白兰地和系列葡萄酒,打破了洋酒不可战胜的神话!

除了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外,张弼士先后在国内兴办了10多家现代工业公司。据专家学者考证: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富可敌国的南洋首富

张弼士(1841-1916年),别号振勋,清道光21年(1841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张弼士幼时家贫,从小就聪颖过人,跟着当塾师兼业余医生的父亲读过三年私塾。

咸丰8年(1858年),张弼士17岁,娶陈氏为妻,因家乡闹灾荒,遂辞别父母妻子,自汕头出洋,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简称巴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谋生。

在巴城,张弼士先后做过米店杂工、矿工,后经人介绍到温氏米行做帮工。由于诚实守信、勤恳麻利又精明过人,深得老板信赖,不久就提拔他为账房先生,还将女儿许配给他做偏房。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继承了资产。

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张弼士的经商才能开始显现。看到当时巴城外国人逐渐增多,张弼士调拨一部分资金,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同时,勤奋好学的张弼士一方面熟悉当地语言,一方面广泛结交华侨和当地人士,随时关注着当地的社会状况。他聪明机敏,遇事能屈能伸,善于权变,对人仁义宽容,得到了较好的口碑。

有一段时间,一位名叫拉辖的荷兰青年军官经常到他的酒吧喝酒,经常不付钱甚至还无理取闹。伙计们都觉得这人是无赖,要哄赶出去,张弼士却对伙计说:“此人气质不凡,买醉闹事可能有难言的苦衷,以后大家不要对他冷眼相看,也不要要酒钱,还要以礼相待。”伙计依言行事,却让这位军官感到很诧异,探问究竟,伙计如实说明,这位军官感叹不已,含笑而去。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度买醉的青年若干年后会成为巴城当地的总督。上任伊始,拉辖登门拜访张弼士,并致以感谢。当初的善缘如今开花结果,在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中,在拉辖的帮助下,张弼士轻而易举地中标。有了拉辖的照顾,张弼士在南洋的发展倍添助力。随后,张弼士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迅速地扩充起来。

当时,荷兰政府为了开发东印度群岛,曾鼓励当地华侨从事垦殖业。张弼士闻讯之后,迅速抓住时机,抽出大量资产投入,雇佣当地华工,又广招家乡的乡亲前来相助。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创立裕和垦殖公司,大面积开垦荒地,种植椰子、谷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作物,间种杂粮,张弼士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收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裕业垦殖公司。而1878年在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光橡胶园就有8处,雇工万余人。据资料记载,其中一座橡胶园,他的家人乘坐马车,直线行走4个小时才能出园。

在经营垦殖的同时,张弼士还积极捕捉其他商机创办各种实业。在日里,张弼士感到商务的盛衰全在于金融是否通畅。而当地汇兑涨落却操纵在外人手里,于是他又扩展到金融业,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汇兑业务。光绪二十四年,他在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创办东兴公司,开采锡矿。有感于印尼富人的增多,他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住宅,吸引了大量的欧洲和华裔富商。

而药材批发生意,是张弼士从事商业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药行,在国内采购名贵国药,转输新加坡、巴城,批发销往海内外,并由海外运送西药回国。当时,华侨聚集的海外市场,如曼谷、东京、河内、旧金山、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都向张弼士的药行订货,形成一个遍及海内外的庞大药材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成为富甲南洋的客家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实业兴邦的先驱者

19世纪90年代初,张弼士在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对整个东南亚也影响深远,英国、荷兰属殖民当局看重他的影响力,多次给他封官赐爵,却被他婉言拒绝。“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他这样说。

当时的清政府历经多年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治国无策。南洋华侨财富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

1893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张弼士给予了热情接待。后龚照瑗把张弼士引荐给朝廷,并致函给李鸿章,盛赞张弼士“才大可用”。1893年,清政府派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不久,又升任他为新加坡总领事。从此,张弼士成为亦商亦官、一身二任的华侨实业家,奔走于中国和南洋之间。

1898年,张弼士携洋姨太太从新加坡到中国香港,打算搭乘德国轮船。出人意料的是,这家德国轮船的头等舱只卖给他的洋姨太太和德籍家庭医生,张弼士和属下由于是华人,只能坐统舱。张弼士勃然大怒,当即把船票撕个粉碎,怒吼道:“记住,以后我的轮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

不久,张弼士就创办了“裕昌”和“广福”两个远洋轮船公司,而他们的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的航线,不仅如此,轮船设备、规格待遇等也和德国公司的完全相同,只是票价减半。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轮船公司损失惨重,最后只得道歉求情,迫使德国轮船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自1893年应召回国后,张弼士多次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他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振兴商务,核心思想主要有三个:一是设商部,二是开特区,三是引外资。1903年9月,光绪帝下诏成立商部,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阜商务大臣,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事情。

1904年,他考察南洋归来后,上奏朝廷,提出振兴商务要从闽广入手,以商战挽回利权,并提出振兴商务的十二条建议,描绘出一幅“实业兴邦”的宏伟蓝图,被任命为考察商务大臣。随后又被委任为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粤汉铁路总办。

1905年以后,为了实践“实业兴邦”,张弼士投资数百万银两,在两广创办织造、玻璃、建材、采矿、制盐、垦牧等多家企业,并为中国的金融、铁路做出了较多贡献。据史料记载,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中国第一瓶白兰地的故事

189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但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上值得铭刻的,只有四件大事,其中之一就和张弼士有关。铭文写着:“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酿造公司。”

创办张裕,是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在回国投资创办的企业中最成功的一家。

而动机竟然来自于一个偶然听到的故事。

1871年,张弼士在雅加达应邀出席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一位法国领事讲起,早些年曾到过中国的烟台,发现那里漫山遍野长着野生葡萄,用随身携带的小型制酒机榨汁、酿制,造好的葡萄酒口味相当不错,还说有一天想到烟台开个葡萄酒公司。张弼士将此事默记心中。

1891年,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张弼士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借此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具备种植酿酒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天然条件。第二年,张弼士拿出300万两白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葡萄酿酒公司张裕酿酒公司。张弼士具有浓厚的开放意识,公司创建即以公司制形式运营,这在120年前的中国可谓少之又少。

由于烟台当地葡萄品种不多,酿出来的葡萄酒也味道不佳,张弼士先后从欧美国家引进124个品种约120万株葡萄苗,经过反复试验,并与国产葡萄嫁接,终于栽培出上好的葡萄酒酿制原料。

为了酿出上等美酒,张弼士曾三易西方酒师、最终聘请得奥地利的拔保为张裕酒师。拔保出身酿酒世家,本人也是酿酒专家。接受拔保建议,张弼士引进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如葡萄破碎机、橡木发酵桶、红白葡萄贮藏桶、调配葡萄酒和白兰地的橡木桶、铜质的连续杀菌机、白兰地间歇蒸馏机和壶式葡萄皮蒸馏机等。这是继西汉、盛唐以来,又一次对葡萄、葡萄酒以及生产技术、机械设备等的引进,并奠定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基础。

1915年,著名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张弼士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旧金山巴拿马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首次派团亮相国际舞台。在此次万国博览会上,张裕产品最后压倒众多欧洲老牌葡萄酒,产自中国烟台的“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一举荣获4枚金质奖牌。喜讯传来,张弼士十分兴奋,他激动地说:“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能成为世界名牌。”

“中国的洛克菲勒”心忧天下

1915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一篇张弼士特写,文章题为《中国的洛克菲勒》。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值得“中国的洛克菲勒”称号的,张弼士是唯一一个。获此称号,除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之外,他和洛克菲勒一样,有着一颗心忧天下的慈善之心。

1900年,黄河大决口,老百姓伤亡惨重,流离失所,得知消息后,张弼士立刻在南洋各地募集银两百余万赈济灾民,为此,清廷赐予他“乐善好施“的牌坊。

张弼士小时在家乡大浦时,曾经放牛种地,没有读过多少书,因此深知学习的重要性。有一年,他在回国视察汕头后,看到当地居民生活贫困,读书困难,特地在汕头拨款建“育善堂”,购置堂产,为民众作福利基金。

张弼士还在南洋和国内办过学堂,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他的的激情讲演,在场听众无不感动,博得了热烈掌声。

张弼士一生热衷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生平所捐义款达数十万两银。在清廷任命他为海外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时,首先捐资八万两银创办槟城“中华学校”;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商先后在新加坡创立华文“应新学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八所华文学校。

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由于英人只重视本国贵族子弟的教育,香港本地居民的孩子读书和上大学都遇到了不小困难。张弼士闻讯后,为了鼓励华人子弟上大学,特地给香港大学捐银十万两,作为办学和奖励华人学子之用。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政府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他心情异常激愤,慷慨解囊,拿出80万大洋振兴北洋水师。

1915年4月,张弼士回国途经香港时,港英当局特地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以表示对他办学的肯定。1924年,著名学者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写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堪比胡雪岩的“红顶商人”

巴拿马博览会归国之后,1916年,张弼士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不顾年迈体弱,前往南洋四处接洽,四处奔波加上积劳成疾,当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享年76岁,临终留下遗言,要“死葬家乡”。

遵照遗嘱,他的家属将张弼士的灵柩从南洋巴城运回广东大埔县安葬。据张氏家藏《先考张弼士府君生平传略》记载:“灵柩自巴城过槟榔屿,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致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学监督,均亲临致祭。”

张弼士的灵柩从香港入境后,灵舟从汕头溯韩江而上,韩江两岸民众纷纷摆设路祭,设牲祭奠。孙中山先生得噩耗后不胜悲痛,特派代表到灵前敬献花圈,挽联写道:“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对张弼士及其金奖白兰地给予高度评价。

这位连见慈禧太后都享有免跪特权的“红顶商人”,同时期唯一可相比的是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但是张弼士显然比胡雪岩更成功。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他同样享有了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待遇。张弼士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于他对政治一直保有清醒的认识。

虽然张弼士出生于清政府时期的中国,与清政府有剪不断的联系:他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但是即使身居朝廷高位,他对清廷腐败无能看得很透彻,这是他与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此,在看到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他明智地选择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进行民族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又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

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在民国时期,张弼士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职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成为绝无仅有的奇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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