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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乃抟

赵乃抟(1897~1986),杭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著有《欧美经济思想史》(台湾版)和《披沙录》一、二集等,为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其学生有钱学森、邓力群、范长江、千家驹、何锡麟、陶继侃、姚曾荫、陈振汉、赵崇龄、胡代光、易梦虹、徐璇、赵靖、闵庆全、罗真元、杨道南、范家骧、赵辉杰、马雍、张盛健、洪君彦、傅骊元、厉以宁、巫宁耕、张友仁等。

赵乃抟(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浙江杭州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达55年、系主任达18年,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1986年12月17日逝世。

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其中《欧美经济学史》是他几十年研究和讲授经济思想史的结晶,为其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所作;当时他在昆明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写出了《欧美经济学史》。1949年新中国解放后,其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编成旷世巨著、大型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专辑《披沙录》5卷。《披沙录》取“披阅万卷,沙里淘金”之意,其凝聚了赵乃抟毕生心血,被誉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也实现了他誓“做淘沙者、拓荒者,为后人铺路架桥”的宏愿。 [1]

在55年的长时间里,赵乃抟始终坚持在学术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科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诲人不倦、老当益壮的学者。他早已桃李满天下,学术著作也早已传播到海内外。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人早已成为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和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1]

儿子

学生

丈夫

父亲

老师

同事

朋友

父亲赵绳武

吴震春

妻子骆雯

儿子赵凯华

钱学森 [2]

蒋梦麟

龙 云

母亲朱氏

钱家治 [1]

邓力群

周炳琳

霍揆彰

马寅初

范长江

胡 适

薛暮桥

蔡元培

千家驹

李四光

郭大力

赛利格曼

傅骊元

刘半农

狄超白

米契尔

陶继侃

徐志摩

王学文

理查德琼斯

厉以宁

周作人

陈振汉

汤用彤

赵 靖

陈岱孙

胡代光

徐毓楠

范家骧

冯友兰

巫宁耕

丁文江

张友仁

冯祖荀

洪君彦

郑天挺

1897年3月28日即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江干。

1903年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习古文。

1915年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8年21岁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同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免试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同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此后一生恪守进德会的道德规范,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同年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

1922年25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赵乃抟为钱学森辅导中文和英文,骆雯为钱学森辅导数学、物理、化学。同年赵乃抟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

1923年骆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并与赵乃抟结婚。是年8月赵乃抟26岁时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

1924年27岁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27年30岁《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博士论文初稿写成。

1929年5月32岁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取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骆雯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30年33岁博士论文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于美国各大图书馆。同与妻、子归国。

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为经济学系教授的聘书,其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提名,并得到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同意。 [1] 本年34岁。

1933年36岁时北京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赵乃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当然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图书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和学生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1936年为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乃抟写了《国富论学说述原》。

1937年40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被迫迁往湖南长沙。

1938年41岁时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老年教授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此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赵乃抟被大家推选为旅行团团长,众人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

1938~1945年先住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东院,后因日机频繁轰炸,改在昆明北郊岗头村茅草房内住宿。房子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再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

1945年12月1日发生一二一惨案,赵乃抟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并挽联一幅“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殒命,谁偿此赤血;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以悼念死难烈士。同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北京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时年48岁。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同年赵乃抟始住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

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5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在南京、天津殴伤并逮捕学生百余人,制造五二零血案。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是年50岁。

1948年51岁时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交正中书局出版。同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

1949年于北平解放后,新开“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课程,并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同年夏天,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该年52岁。

1951年赵乃抟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

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决心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同年夏,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年10月,赵乃抟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并虑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从当年始赵乃抟开始收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原始资料。

1953年赵乃抟受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剧《萧何追韩信》,感触颇深。

1955年中央文委范长江到北京大学作知识分子报告后到燕南园29号看望昔日老师赵乃抟,使赵乃抟更加下定决心:虽然英语极好,但其决心去啃当时不少领域尚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他要“肩负起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他虽已58岁,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干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为后来人铺路架桥”。故断然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领域,转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同年赵乃抟、骆雯夫妇为了祝贺学生厉以宁即将毕业,邀其同游香山。

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经济思想史”课程教案,送还赵乃抟教授。彼时61岁。

1962年65岁时因患甲状腺肿瘤住院,未等病愈即出院。

1963年66岁他又因肝炎再次住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求老伴送书送卡片,中国经济思想史料第一部分的许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写出来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空前浩劫席卷燕园,赵乃抟被造反派诬蔑为“白专”典型,还被攻击为“死抱着封资修的东西不放”。造反派冲进赵乃抟家里进行抄家,很多资料惨遭洗劫,书籍被撕毁,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写的讲义全部被抄。此时69岁。

1980年83岁的赵乃抟与骆雯其夫妇邀请心爱弟子厉以宁同游陶然亭。

1983年86岁高龄的赵乃抟不辞辛苦地继续从事《披沙录》多卷本的修改定稿工作。

1986年《披沙录(一)》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约40万字,第1版印行10000册。该书的出版,不仅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界的重视,而且也得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好评。同年赵乃抟脑病发作,住进北医三院专为一级教授加盖的铁皮病房。是年12月17日晨于北京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公墓。享年89岁。

1987年《披沙录(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年由其儿子赵凯华于北京大学出版社自费印行《赵乃抟文集》。

赵乃抟1897年3月28日出生于钱塘江畔的杭州江干。父亲赵绳武,在浙江省1897年的乡试中考取为举人,长期担任杭州江干小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厅任秘书。母亲朱氏,也是一位读过一些经书和诗文的知识分子。赵乃抟自幼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读书和练习书法,受到良好的旧式家庭教育。 [3] 赵乃抟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学习古文。

赵乃抟191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预科学习,每年的成绩都是第1名,因而年年获得奖学金。1918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取得免试入北京大学本科的资格。当时,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商学门的主任是马寅初教授,赵乃抟受到他的创新思想的影响,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准备进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继续深造。

蔡元培校长为了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旧北京大学学生追求升官发财的腐朽习气,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这个会德戒条按照会员种类有所不同。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还“公开罚章”,违反戒条的要受到处罚,并且推举出纠察员来执行。赵乃抟在北京大学参加了进德会,做了乙种会员。他一生恪守进德会乙种会员的戒条,这对于他后来坚持不参加反对党派,不担任反动官僚,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赵乃抟教授在担任北大研究生教授时,待遇较一般教授为优,月薪为大洋500元。他为了解决学生中的经济困难,提出每年拨出一笔款项为他的母亲朱氏设立“赵母奖学金”,奖励北大经济学系学业优秀而又家境清寒的同学(见《北京大学周刊》 1936年6月 13日)。为此,成立了由胡适、周炳琳、陶希圣三位教授组成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决定获得奖金的人选。为了这件事,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给赵乃抟教授,信中说:

“廉澄先生:手书敬悉。先生设立助学金,纪念令先母,这是最可敬佩的孝思。我很愿意追随诸公之后,做一个董事。我不久要出国,在出国期中,董事的事情请枚荪先生(按即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代表我,敬复。即祝

双安。

胡适敬上

廿五、六、廿一” [4]

马寅初协助提倡“兼容并包”进行北大改革的蔡元培校长,增聘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员,解聘不学无术的旧官僚教师。在经济、商学门的办学中,各种学派的经济学说都得到开课讲授的平等地位。赵乃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扎实求学,为他以后研究经济思想史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他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立志不做官,专心研究学问,做一名有知识的劳工,即脑力劳动者。 [3] 可是那时他接到了父亲寄来的要他回浙江到衢州中学教英文并兼教务主任的来信和聘书,他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准备前往工作。离开北京前,他到当时任教育部参事的前浙江第一中学校长钱家治(钱学森父亲)先生处辞行,告以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将回浙江就业。钱老师听了十分为之惋惜,提出要为他留意找个工作机会,使他能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在他刚回到浙江的第二天,就接到钱老师拍来的电报,说已经为他找到在晚间课余当家庭教师的职务,劝他返京升学。于是,他才得以在1918年秋天顺利地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 [1] 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在校期间,赵乃抟很喜欢外文,其英语诗作曾被选登在校刊上,其他各科成绩亦于班上名列前茅。赵乃抟还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还参加了1918年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

为了给自己筹措学杂各项费用,赵乃抟在大学本科期间,兼做了几项工作。从1918年开始,他在晚清名相翁同的后人翁振伯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在晚间给翁同合的几位孙子教课,历时4年,直到1922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钱家治先生替他找的工作。同时,他经过同学余九恒介绍,在北京安徽中学担任高级英文教师。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赵乃抟还被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馆长的国史馆聘请为国史馆编辑,具体任务是翻译一部《希腊史》的部分书稿,以供编写中国历史的参考。 [2]

骆雯,号涵素,浙江诸暨人,1922年赵乃抟为钱学森辅导中文和英文,骆雯为钱学森辅导数学、物理、化学,1923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同年与赵乃抟结婚,1929年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两人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学术上的挚友。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日子里,当赵乃抟辑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史料时,骆涵素始终是他的助手和最大的支持者。

赵乃抟于1922年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就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当时位于美国纽约市区北部的哥伦比亚大学十分著名,又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赵乃抟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作研究生的入学许可后,就于1923年8月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

赵乃抟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具的研究后,才开始书写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1929年的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3]

论文对琼斯经济思想的渊源、体系作了探讨、阐述。论文英文本全文10余万字,分为8章。第1章,制度学派的经济学;第2章,琼斯生平和一般背景;第3章,琼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第4章,地租论;第5章,工资论;第6章,利润论;第7章,琼斯的其他理论贡献;第8章,琼斯的批评家和琼斯的影响。该论文初稿写成于1927年,经过多次修改,于1929年定稿,印成大样,提交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审定。博士论文答辩会于 1929年5月举行,会议由赛利格曼教授任主席,密契尔教授任副主席,答辩委员会由校内外专家十余人组成。他们不断提出问题,赵乃抟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辩。答辩会进行了3个小时,经过表决,论文获得通过,他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于1930年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

这篇博士论文,对琼斯生平和经济学说的研究,超过了以前的著作。赛利格曼教授在“经济思想史”课程讲到琼斯的经济思想时,总会说到“一位中国留学生赵乃抟博士对琼斯研究的贡献”,赛利格曼把赵乃抟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并且将赵乃抟的这篇论文指定为参考书,要学生阅读。赛利格曼教授为15大卷《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在该书的“琼斯”这一辞条中,将《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一书,列作参考书目中的第一部参考书。可见,赵乃抟的博士论文在琼斯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赵乃抟被图书馆的浩瀚藏书所吸引,因此,尽管在美求学时间长达3年,但他却未看一场电影,而是把美好的青春时光花在了读书学习上。赵乃抟的书桌上有一牌子,上书:“言谈以十分钟为限”;其旁放一只老式钟表,他惟恐时间在闲聊中白白逝去。虽说他是官费生,可官费有限,根本无钱买书,他说每天清晨到一家饭馆刷盘子,以挣上一点儿钱,并把这钱的大半部分用来买书。

赵乃抟1930年回国,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为经济学系教授的聘书。赵乃抟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提名,并得到周炳琳的同意。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胡适任文学院长,周炳琳任法学院长。赵乃抟于9月被聘任为经济学系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是当时北京大学特有的一种学衔,是教授中最高的一个等级),后来又被任为经济学系主任、北大社会科学研究部经济研究所所长。1931年度,北京大学所聘请的研究教授只有16位,除赵乃抟外还有丁文江、王守竟、汪敬熙、李四光、许骠骧、葛拉普、冯祖荀、曾昭抡、刘树杞、徐志摩、周作人、陈受颐、汤用彤、刘复(刘半农)、刘志牧。赵乃抟教授是当时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惟一的研究教授。1933年北京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赵乃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当然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图书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和学生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2]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先是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初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相隔3000余里。年富力强的教授们和大学生一起过崇山峻岭到昆明,中老年教授们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个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大家推选赵乃抟为旅行团团长,周炳琳教授负责外交,魏建功教授负责文书,章廷谦副教授负责伙食,姚从吾、张佛泉两教授负责行李。大家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

在西南联合大学,赵乃抟和陈岱孙轮流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赵乃抟开设“经济思想史”必修课和“商业循环”、“社会主义”、“当代经济思潮”3门选修课程。这3门选修课程,每学期各开2门。同时,赵乃抟发表文章的风格有了很大转变,正应了他自诩“不将心事付烟霞”的题诗。在昆明,赵乃抟住在才盛巷2号北京大学办事处的宿舍里。那原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的东院,龙云让给北京大学使用。龙云同北大教授们的宿舍是同一幢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龙云住在最西头楼下,赵乃抟住在东头楼上第4间。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修建了临时宿舍,教师们都搬到那里住宿,赵乃抟住在一间茅草房内,房子是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死难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4烈士,师生们都极为愤怒。赵乃抟前往4烈士灵堂致祭,并且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以及挽联一幅,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同学的滔天罪行。挽联的词为:

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此赤血;  

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

1946年12月19日西南联大召开本年度第7次教授会,会议推举由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位教授共同草拟“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并通过规劝学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课”的文告《教授会告同学书》;会议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教授代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与卢汉省主席、霍揆彰省警备总司令接洽,要求严厉惩办凶手及其主使人,并确保大学师生今后的安全,还要求他们以地方军政当局的名义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本校罢课已将届月,其中所经过的惨痛之事实,已为国人所共见。本会之措施已屡经议决执行。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已于本晚推举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之尊重。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内外之情势,如学校早日恢复常态,同学对于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实现,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同人爱护同学,爱护学校,本中心之热忱,经屡次之会议,已请学校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务必复课,务望同学诸君于是日晨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否则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讥,义不能受,亦当有以自处,谨此忠告,惟同学诸君察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

赵乃抟回到北京大学后仍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这时北京大学一年级和先修班设在北京宣武区原名国会街北京大学第四院(现新华通讯社社址),赵乃抟又是那里的主任。

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妄图挽救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周炳琳、赵乃抟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对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加以揭露和抨击。

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1947年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这份宣言认为参加520惨案游行的青年学生“情绪熟练热情,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我们又不得不置憾于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宣言指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积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同时,又劝说学生“实应珍重其血肉,宝贵其精神。……不废学业,避免无谓牺牲。”(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30日)

赵乃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长约20年之久,他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于1948年交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9年上海解放,正中书局迁往台北,此书在台北发行了8版之多,而在大陆却极为罕见。

赵乃抟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本书……付梓后又承门人北大讲师熊正文君、讲员叶方恬君、助教张友仁君为我悉心校对,多方考证,他们为我耗费了无数的精力与时间,衷心殊感。在本书写成之后,蒙三十年前之窗友和二十年来之同事周炳琳、周作仁两先生于严寒的冬夜和酷暑的夏日,为我评阅,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加以删改。他们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又本书初无问世之意,重以周炳琳先生之敦促鼓励,又承老友吴俊升先生之竭力帮忙,始得刊行。他们的热情爱护,尤使我铭感万分。” [5]

1948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深为愤慨,他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在探视中他还对国民党特务的无理要求大声地严厉地加以驳斥。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都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北平解放前夕,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从而实现了他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出绵薄之力的强烈愿望。

1949年赵乃抟在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停开了“经济学概论”课程,新开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价格概论”课程。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议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开始,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

1951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赵乃抟也报名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具体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

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1952年夏,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从1946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赵乃抟住在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等处迁到西郊燕园,赵乃抟于1952年10月间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

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队伍得到扩充和增强。这时“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后继有人,赵乃抟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当时担任“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工作的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这些教学材料直到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后,才由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送还赵乃抟教授。

在厉以宁的书架上,至今还珍藏着赵乃抟先生赠送的关于琼斯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的扉页上赵先生题着:“以宁仁弟存念” (赵乃抟长厉以宁33岁)。赵乃抟、骆雯夫妇为了祝贺厉以宁即将毕业,于1955年邀他同游香山。相隔25年,1980年赵乃抟夫妇再度邀请这位心爱的弟子同游陶然亭。由此可见,厉以宁在赵乃抟心目中的地位和感情,赵乃抟教授一生追求知识与光明,他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伦理规范、心理与政治条件有深邃的见地。在厉以宁的知识中,他对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与经济史的综合研究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可以看出赵先生对厉以宁的精心培养和深刻影响。

1952年,厉以宁读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时,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室里借书阅读,赵乃抟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赵乃抟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师,怎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一有空就到这里来。于是厉以宁和赵乃抟先生就熟悉了,赵乃抟还邀请厉以宁到他家里看书。这样,厉以宁就成了赵乃抟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学迁到西郊燕园后,赵乃抟住在燕东园29号楼上,楼下是周炳琳先生家。厉以宁不但向赵乃抟老师借书,而且还畅谈对经济学演进的看法,赵乃抟先生给他最大的影响是使他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乃抟先生的教导,使厉以宁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6]

赵乃抟教授专长西方经济思想史,新中国诞生后,他反复考虑如何为我国学术文化事业更好地贡献力量。当时,中国经济思想史尚乏研究,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工作又必须从收集和整理原始的文献资料入手。从1952年赵乃抟教授就开始收集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原始资料。1953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邀请部分知识分子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赵乃抟也有幸去了。演出的是《萧何追韩信》,看戏回来,赵乃抟兴奋地说,“我看出了这台戏的深刻含义,毛主席、周总理希望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啊”。1955年中央文委范长江到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后,又到燕南园29号看望他昔日的老师赵乃抟教授,向赵乃抟表达党对他的关怀。赵乃抟更加下定决心,英语极好的他开始去啃当时不少领域尚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要“肩负起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而要想真正研究,必须先整理史料,但史料却淹没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他虽快到60岁了,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干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为后来人铺路架桥”,并且希望于其死后该书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有朝一日能为后人所用,他也就“死而无憾”了。 [3] 就这样,赵乃抟断然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领域,转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赵乃抟修订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计划,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的汇编工作,打算将分散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中各种大量著作内的所有经济思想资料,统统整理出来,编成一部大型的中国经济史文献方面的学术专著。

赵乃抟所要辑集整理的史料包括历代经济和经世思想两大类。进行这项工作第一步,必须博览古籍,最广泛地搜集史料。他常为寻找一本书或查阅史料到北京图书馆借书,或到国子监、隆福寺逛旧书摊。有时要找到一部史料则要付出很大努力,比如:他原只知道《大学演义》是南宋杨万里、魏了翁所作,后来,他从《明史》上看到明代邱浚著有《大学演义补》一书,为原书补充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这正是赵乃抟辑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料所需要的。为了找到这本书,他跑遍了旧书店,整整留心了1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在新出版的《明经世文编》中找到这本书。

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发掘湮没、钩沉抉奇。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就读过好几遍。并且,他还善于从任何一本书中捕捉线索,也注意从任何一个微小的线索中发掘史料。一次,他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谈到货币问题时,曾举例引用了我国清代王茂荫关于货币的论述,他为了寻找王茂荫的相关经济专著而广泛查阅清代史料,其后得知《王茂荫奏稿》正是其欲寻觅的,但这书一直找不到,后来,在一位学生帮助下终于找到该书。

赵乃抟以惊人毅力涉猎了大量古籍,其所查阅过的书籍许多都是几十卷到百余卷,这些书多为缩印本,阅读起来很耗眼力,赵乃抟不得已用放大镜一行一行读。如今,我们还能见到书页上到处都有圈圈点点、眉批小注,真乃纵览上下2000年、指点经世3000家。

每抄录一段完整的史料,赵乃抟常要把一个章节反反复复看上3、5遍,在对整章内容全部消化之后才会动笔。全部史料抄在大小不同的卡片上,大的有16开本那样大,小的只有普通书页的一半,一捆一捆理得整整齐齐。那卡片上一律是蝇头小楷,一笔不苟;行列整齐、标点分明,几乎找不到一处涂改之地。卡片共约8000多张,600多万字。据推算,假设并非由老教授一字一字毛笔书写而成,而要请人誊写一份副本,那此人将抄写4年多才能抄完。

1962年,他患甲状腺肿瘤住院,未等病愈即出院。1963年他又因肝炎再次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求老伴送书送卡片,史料第一部分的许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写出来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场空前的浩劫席卷燕园,赵乃抟被造反派诬蔑为“白专”典型,还有人攻击他“死抱着封资修的东西不放”。面对种种荒唐的攻击和诽谤,赵乃抟只是付之一笑。一天,造反派冲进赵乃抟家里,七手八脚地乱翻起来,很多资料惨遭洗劫,书籍被撕毁,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写的讲义全部被抄。老人的心像被撕碎一样,他想不通,难道今天连这一点宿愿也不让实现吗,用什么能排除思绪中苦痛的折磨呢。他翻阅着史书,思绪也像在历史长河中遨游。他看到,古今作学问而成事业者,没有一个不是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行进的。司马迁受极刑而发愤著述,写出《史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想到这里,他的思绪平静下来,他和老伴一起,把因抄家而导致散乱、撕毁的书籍整理好,次日又偷偷开始辑集史料的工作。

起初,全书计划分为7卷,后经修改,改为5卷。《披沙录之一》分上下两集。上集为《中国历代经世学者人名录》,辑录各种史书《食货志》、《十通》、《明经世文献》7种、《清经世文编》14种当中经世学者的籍贯、生平及著作。下集为《中国经济思想文献要籍简介》,扼要介绍了经书、子书、专集、史志、政书、类书、经世文编、诏令、责议、会典、言行表、实录、笔记、经济专题著述、经济思想史以及近代人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著。本卷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础知识资料专著,供学者查找我国古今有关有经济思想的论著及片段或零星的各种思想观点。《披沙录之二》为《春秋战国至汉初诸子经世思想》,包括儒家、墨家、法家、兵家、杂家、道家以及汉代诸子的著作中有关经世思想的论述。《披沙录之三》为《唐宋元明清五代经世资料》,选录了这5个朝代全部文集、奏议、论说、传记等文献中有关经济思想的资料。《披沙录之四》为《通鉴中的经世资料》,包括资治通鉴、绩资治通鉴、明鉴、清鉴各大部头书籍中有关经世资料。《披沙录之五》为《历代本纪及列传中的经世资料》,选录历代重要史籍中有关生产、流通、财政、金融、农田水利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有关资料。

他所辑录的这些著作受到北京大学和有关科研单位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看了全部史料后说:“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海内外经济学界对于这部工具书给予了很高评价。北京大学经济系一位教授说:“我国学术界治一个时期、一个流派的经济思想并有成就的,颇不乏人,但像赵老先生这样,致力于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确是很少见的。”赵乃抟老先生则不无谦逊地对来访者说:“我只是做了系统的史料整理工作,只要我身体健康,我有决心把研究工作做下去。”《光明日报》1980年7月19日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为题,对《披沙录》加以介绍和评价,并在“编者按”中写道:“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科学著作很少,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只能从系统地收集有关的资料开始;否则,研究工作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作为这一项事业的拓荒者赵乃抟教授,用他的心血铸造了一块基石,我们怎能不为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这种呕心沥血的精神所感动呢。” [3]

1983年,87岁高龄的赵乃抟教授仍不辞辛苦地继续从事《披沙录》以后多卷的修改定稿工作。《披沙录(三):唐宋元明清五代经世资料》、《披沙录(四):通鉴中的经世资料》、《披沙录(五):历代本纪及列传中的经世资料》。

1986年《披沙录(一)》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本卷约40万字,第1版印行了10000册。该书的出版,不仅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界的重视,而且也得到我国图书馆学界的好评。本卷分上下两集,上集为《中国历代经世学者人名录》,下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文献要籍简介》。1987年《披沙录(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卷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经世思想》,下卷为《汉代诸子的经世思想》。

赵乃抟以89岁的高龄,在夜以继日地从事《披沙录》专著最后一卷的修改定稿工作时不幸脑病发作,住入北医三院专为一级教授加盖的铁皮病房,经过多方抢救无效,于1986年12月17日在北京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作为一名青年时就立志不做官,专门研究学问的学者,赵乃抟教授的生前遗愿是:一是把毕生收藏的大量古今中外经济科学书刊,全部献给北京大学,供后人使用。二是将《披沙录》各卷的全部稿酬,献给北京大学设立经济学奖学金,奖励后学。 [3]

赵乃抟为发展我国学术文化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名句,而赵乃抟堪为一位伟大的淘金者。

赵乃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赛利格曼,学习经济思想史。所以他不仅有着扎实的国学根基,还系统学习过西方经济思想史。加之当时去古未远,乾嘉学风余绪尚在,因此他在研究经济思想史时很容易受到近代史学家治学方法的影响。

史家治史有两大要害,其一在于史料之搜集与运用,其二在于史识之高下。因此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在具体操作上,乾嘉学派讲究“言必有据,凡立一说,广征博引,凡引资料,必经精审”,“广集史料,据实立说,精于考辨,严于取舍”。这些史家精神与方法,早在其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就有涉及。理查德琼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在当时属于较为偏僻的选题,由于史料缺乏,此前一直无人涉足。但赵乃抟却以我国史学家之精神,钩沉辑玄,收集到琼斯出版文章、著作和与琼斯相关的文章、著作几十部,对此导师赛利格曼大为激赏。1936年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乃抟写了一篇《国富论学说述原》,把斯密思想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他在材料上下过极大功夫,所引用的相当一部分材料都很罕见,至今尚未看见其他经济学家研究过。

赵乃抟一生著述颇丰,仅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就发表论文《近40年来经济科学之发展》、《经济理论与财政政策的联系》、《经济阶级和社会理想对于经济理论之影响》、《静态经济与动态经济》、《经济循环中萎缩姿态的象征与因素》、《遗产税之性质及其社会意义》、《我国工业化的经济条件》、《对于我国地政问题的管见》、《现代企业的4大连锁及其4大过程》、《家庭经济之真铨》、《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景》等50余篇。但作为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一代宗师,真正能反映其学术风貌,成为传世经典的著作莫过于《欧美经济学史》与《披沙录》两部大书。

《欧美经济学史》是一部研究欧美经济思想史的著作,本是赵乃抟多年来为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所用的讲义,后经整理润色,初稿成于滇南之鹅塘。遗憾的是,此书本欲于1948年出版,但由于政治形势巨变,正中书局携纸型与原稿迁往台湾。不久又因两岸对峙,未能在大陆出版。但“在台北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共发行了八版之多,在台湾和海外得到较为广泛的流传”。而赵乃抟教授对于该书在台湾的出版,并没有得到任何稿费。出版社方面为此曾表示:赵乃抟现在并不在“自由世界”,不能发给他任何稿费;只有在他到达“自由世界”以后,才能付给稿费。赵乃抟教授对此一笑了之。台湾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对此曾提出意见,认为这种说法和做法毫无道理,并为之打抱不平,但亦均无济于事。 [3] 专攻经济思想史的青年经济学家梁捷对此书赞誉到,和同一主题的其他著作相比,“无论体例、内涵或是眼界高下,顿时现出层次来”。表明中国的欧美经济思想研究“竟然曾经与西方一流水平如此接近”。 [8]

《欧美经济学史》所以能在台湾一版再版,根本原因在于这本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对欧美近代各流派经济思想家的学说包罗较为完备,其中着重对70多位欧美经济学家的生平和经济学说作了专门的考证和论述,共约45万字。不仅论述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学派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庸俗派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而且也论述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既有介绍和论述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专章,又有介绍和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专章。本书在资料考证上,详实可靠,有些资料不仅注明了出处,而且还引用了原文,初学的读者可以节省许多查找原书的时间,书后还附有详尽的文献目录,包括欧美经济学史之文献、中文欧美经济学史参考书、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之文献等附录。因此,这是一本很好的经济思想史的大学教程,表现了赵乃抟在史料运用及考据方面的深厚的功力。 [3] 在绪论中他就迫不及待地对“经济学”一词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考证的一清二楚。而且他还直接表述了对考据的极大热情,“有时为研究示范起见,将几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源流,寻出他们的来龙去脉……有时想做一点考证工作,对于若干在当时重要性不甚显著的经济学家,指出他们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上有相当贡献”。在对各个学说进行比较时,提要钩玄,断语准确精审,既点其要害,又惜墨如金,颇具史家风范。显然这些都是《欧美经济学史》奇绝之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赵乃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编成《披沙录》5卷,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为后人在这一领域的继续研究做了开荒铺路的工作。赵乃抟用34年的时间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整理出我国历代学人的经济学思想。其间还大量运用了史学门类中的目录学知识,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专业和非专业书刊中的资料都做到较为全面的揭示。因此《披沙录》一出,赞誉极高,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从赵乃抟的博士论文到《欧美经济学史》再到《披沙录》,我们看到史学家治史的方法在欧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第一成功运用到逐渐成熟,又看到此种方法在回归于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时臻于大成的完美表现。可以说,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写成的《欧美经济学史》,在其学术思想生涯中,上承博士论文之精神,向下则开启了一部治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地图《披沙录》。

而《披沙录》在此基础上,更大胆地将史学门类中的目录学运用其间。目录、索引之学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最见治史者功力,非博学通才者不能为也。赵乃抟挟数十年之功力,披沙砾金,不仅成功运用了目录学这一工具,还将古今的目录学方法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甚至将提要与索引相结合,运用人物为标题的带有主题性的篇目索引,在促进经济学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发展了目录学。有人说,赵氏治学愈晚愈规模愈宏,功力愈纯。所谓规模愈宏,当指《披沙录》批阅万卷,沙中淘金,终成600万字的鸿篇巨制;而功力愈纯,与其笼统说治经济思想史之功力,不如说是史学家治史之功力,愈晚愈精,至精至纯。 [10]

1.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英文版),1924年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论文。

2.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30年纽约出版。

3.五十年代美国经济思想的主流制度经济学派,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

4.欧美经济学史(大学用书),台湾正中书局,1948。

5.欧美经济思想史。

6.披沙录(第一、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987。

7.赵乃抟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人物

时间

名称

马寅初

1918

经济学门主任

顾孟余

1922~1925

经济系主任

徐宝璜

1926~1930

同 上

秦 瓒

1931

同 上

赵乃抟

1932~1938

同 上

陈岱孙

1938~1945

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主任

樊 弘

1949~1952

经济系主任

陈振汉

1952~1954

经济系代理主任

陈岱孙

1954~1983

经济系主任

胡代光

1984~1988

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

石世奇

1988~1993

经济学院院长

晏智杰

1993~2002

同 上

刘 伟

2002~2010

同 上

孙祁祥

2010~

同 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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