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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的情人

《中国北方的情人》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写于《情人》之后的故事, 作者在得知中国情人已死的事情后写下的故事,可以说是《情人》的补充。

相比《情人》,杜拉斯在这部小说里用更加深厚的情感,更加缠绵的叙说,回忆她少女时代在越南的生活,对于家庭的描写和情人的描写更加细腻。

故事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描写了法国少女在越南结识了来自中国北方的富家少爷,两个人陷入热恋当中,其间穿插了法国少女和其他人的暧昧,以及富家少爷解决少女家庭矛盾的故事。最终富家少爷在家族的逼迫下迎娶了早已定好的富家小姐,而法国少女也乘船离开了越南。

1930年,湄公河畔。旧社会富二代李云泰,结识芳龄15岁半的贫家少女玛格丽特陶拉迪欧。当时,他刚从法国归来奔丧;她,则从小在印度支那(今越南)长大,还在寄宿学校上课。
  后来在欧洲参加革命斗争之际,陶拉迪欧改名杜拉斯,取自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而杜拉斯一辈子没法忘怀的那个邂逅,永远停留在湄公河畔,此后两年多,这段畸恋如火如荼,直到李云泰被迫回国完婚,杜拉斯也返回法国。

1984年,70岁的杜拉斯发表了《情人》。1991年,李云泰去世的消息传来,杜拉斯立刻将《情人》扩写为《中国北方的情人》。 [1]

“情人”

“情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他,没有名字,个性懦弱,依赖家庭,是一个白人眼中典型的殖民地中国“富二代”形象。虽然依然带有“中国人”的典型特质那种抽多了鸦片的病态感,依然是父亲的傀儡,如他跪着听父亲讲话,挥霍父亲的财产,对父亲言听计从,娶父亲安排好的女孩为妻……但是,《北方情人》中的“情人”却能表现出更加自信的性格。他可以和母亲、大哥谈笑风生,是一个事业有成的青年。虽然他依然受制于家庭,但是更像一个男人了。 [2]

母亲

母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沙沥女子学校校长。她的人生经历了很多的变故:年轻守寡,靠一己之力拉扯大三个孩子;早年买地被骗,儿子不争气,一生清贫、悲哀。母亲与女孩的交集出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出现在三个孩子相处出现问题时,二是母亲对于“情人”的态度。不论是在《情人》还是在《北方情人》中,母亲对于这两件事情的态度都十分一致。对于第一件事情,她毫无理由地偏袒大儿子,甚至不顾小儿子和女儿的生命遭到威胁。对于第二件事情,母亲的态度是任其发展,并且希望从这个有钱的中国情人身上得到一些好处,似乎把女儿当成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 [2]

小哥哥

小哥哥是这个故事中重要的配角。小哥哥与女孩有似有若无的爱情让读者十分好奇。小哥哥懦弱,经常受到大哥的欺负,让女孩产生了怜悯之情,保护之欲。 [2]

大哥

故事中的大哥是一个恶棍形象。他既抽鸦片又打架,还一直对家人拳脚相向。从《情人》到《北方情人》,这个角色的形象、性格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北方情人》中,杜拉斯加入了更多的对话、场景,更生动地展示了大哥的性格,比如与中国人吃饭时的无礼,偷钱时的动作等都十分生动。 [2]

清是一个在《北方情人》中新塑造的人物。他是母亲捡回来的孤儿,从小在女孩的家中长大,可以说是女孩的第三个哥哥。他稳重,照顾家人,也是女孩喜欢的人。他表面上是女孩一家的仆人、司机,但其实是女孩的家人。有时候甚至还发挥着全家的 “支撑点”和“调节剂”作用。 [2]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完全颠覆了西方对东方的集体想象模式。《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这个满洲情人比《情人》里的那一个看上去更讨人喜欢,更强壮,更大胆,更漂亮,更健康,更高大,更优雅。他很少哭,多数时候都在笑。他比起二战期间那则日记中曾经出过天花留下了后遗症的安南人雷奥,简直是个脱胎换骨之后的美男子,“他的身躯瘦长、灵活、完美,和他的双手一样具有某种奇妙之美”;“皮肤柔软,金黄色的’,愁他的身体“就像几年以后保罗的身体那么漂亮”。情人形象的颠覆性集中表现在中国饭店请客和瀑布酒店(《情人》中是泉园)跳舞的两个场景描写中。请女孩全家吃饭的过程中,“中国人如众星拱月位于中心”,欧洲中心和白人优越等观念完全被瓦解了。

在面对盛气凌人的西方白人时,情人表现得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谈笑风生。自恃身份优越的这一家法国人,在中国情人的眼中竟然“都是孩子,连大哥也是”。这与《情人》中那个被大哥吓坏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人相去甚远。

写《中国北方的情人》时,杜拉斯由于逐渐摆脱了种族偏见,杜拉斯通过对情人的美化,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值得爱的东方男人。”岁高龄的杜拉斯终于承认了对中国情人的爱:“我早就爱上你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这份爱情变得熠熠闪光,与金钱无关,“就跟钱这东西不存在一样。”女孩甚至希望他们能够结婚,想象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他是个像你一样的中国人。你跟我在一起,你抓着他的小手玩。”通过唯美爱情故事的讲述,杜拉斯逃离了写《法兰西帝国》的耻辱,逃离了自己在金钱面前的可耻,逃离了记忆中的“丑陋的自我”的煎熬与折磨。 [3]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更多地体现了东西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的倾向。小说开端就构建了东西文化和谐共存的象征性的场景:“从敞开的门窗飞出施特劳斯和弗朗茨,莱哈尔的圆舞曲,还有《拉莫娜》和《中国之夜》。”女孩在中国情人充满情欲的单身公寓里听到的音乐声也是有着这一象征意义的:“跟每天夜里一样,有音乐声从远方传来,是中国歌曲。然后,夜深时分,像列车一样准时,能听到‘公爵,埃林顿的爵士乐曲穿过街道,穿过各家的房门。再以后,声音更低,更孤独,是这个爱情故事开始时的那首《绝望圆舞曲》。”每天夜晚女孩回到寄宿学校时,都会出现同一个细节:“年轻校工们一直在院子尽头,食堂那边唱歌。她们谛听越南语的歌。可能她们也用越南语跟着哼起来。”杜拉斯对这一细节特别作了注解:“如果拍电影,此一细节将在女孩每次夜归时重复出现。这是为了渲染影片缺乏的那种日常生活情调。”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音乐,暗示着杜拉斯所属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某种交流与对话。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还体现了杜拉斯男女两性平等对话的思想倾向。杜拉斯虽然强调对男权中心的反叛和颠覆,追求女性主体解放,但并非想要重新建立一个与之相对的女权中心。杜拉斯之所以拒绝与西方女权主义为伍,也是由于“听说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变主张。他们不能糟糕到这种程度。”在杜拉斯看来,只有两性平等的前提下,对话才有可能展开。男女两性权力平等,和谐共处,正是女权主义者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真正体现了“双性同体”的美好理想。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不再柔弱、胆怯、爱哭,而是“更强壮一点,不那么懦弱,更大胆。他更漂亮,更健康。这个满州情人既有高大、俊朗的男性外表和果断、强悍的行事风格,又有温柔、体贴、痴情、多愁善感的女性化心理特征;法国少女既体贴,温顺、多情,又大胆、主动,充满野性,富有激情。这里,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和谐地熔合在一起,性别压制显得不那么尖锐了。两个爱情主人公互相注视,互相占有,互相深爱,互相尊重,在两人乌托邦式的爱情中,灵与肉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然而,杜拉斯这种乌托邦式的两性平等、种族平等的美好愿望在父权社会顽固的现实中还是破碎了:在情人父亲软硬兼施的逼迫下,法国少女被驱赶回了法国,情人屈服于父亲的权威娶了抚顺的女子,继承了父亲的巨额家产。 [3]

杜拉斯“半白人”、“半印度支那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她在书写东方时的矛盾心理。“她的痛苦源自于无法忘怀的东方,源自于她无法融入的西方,东西方在玛格丽特的身上对峙着,扭曲着她的身体和灵魂。假如没有文字,没有赖以生存的创作,玛格丽特会被这种扭曲摧残致死的。”杜拉斯正是通过不断重构殖民地童年记忆,去寻求、确证她的复杂的多重的文化身份。 [3]

《中国北方的情人》的语言无疑是简洁的,更为具体、落实,或者说,它压根就是一部电影剧本。它注意描绘场景中的道具,关注床、沙发、衣服、盆花、百叶窗等细节,它通过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对白来展开情节,同时交代女孩与母亲、兄弟的生活,以及与情人的纠缠,它关注的是当前的爱情活动,而将过去的生活作为背景。小说《情人》直接宣泄情感、发表议论,并不具体描写生活场景,假如着力写某一细节,也是为了强调某种印象。 [4]

《北方》许多段落中的文字,犹如清丽流转的散文诗,具有浓郁的抒情韵味。作者非常重视语音的作用,让句子、段落和整部作品的复杂结构与一种悦耳的音响叠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意义与语音之间的面貌一新的和谐,这正是采用近乎于音乐的手法来实现的。在作品中有时文字勾勒出来的线条非常简约,似乎仅仅在描摹,但又能感到一种言外之意,这似乎又与中国的山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叙事里的每个自然段,就像电影镜头中的一个个画面,其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流畅自如。这简直就是电影文学剧本的写法,是声音和图像的载体,难怪布洛拉巴雷尔会说杜拉斯把《北方》写成了将来拍电影的文本。 [5]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所有记忆的碎片都被整理后成为一个完整故事的一部分,关于母亲、家庭、写作的主题都融入男女主角的对话中来,成为故事时间和时空顺序构成的必要元素。故事按照本来的顺序逐渐展开,但却少了几分新意和供读者想象的空间。 [6]

杜拉斯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一直都在着力突出“中国情人”弱势与“从属者”的地位。在那次嵋公河渡船上的见面中,“中国情人”是以“胆怯者”的面目出现的,以后他也一直保持了这个形象:“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开头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后来,只是白人女孩没有赶走他“走开”,“他的畏惧之心有所减轻”。这样,就是说在最初的见面中,他们的关系已经定格一个卑躬屈膝的求爱者和一个心怀优越感、好奇而又态度高傲的女孩。女孩作为一个正在“看”的人,读者会处处感到她居高临下的目光。透过杜拉斯的叙述,依然可以感受到社会集体意识对她的影响,感受到她本人在种族上的心理优越性。 [7]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法国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本名玛格丽特陶拉迪欧,出生于印度支那,十八岁后回法国定居。她以电影《广岛之恋》(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赢得国际声誉,以小说《情人》(1984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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