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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其部署是:以陈诚指挥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16万余人为中路军,分3个纵队,担任主攻任务;以蔡廷锴指挥第19路军和驻闽部队为左路军,以余汉谋指挥的广东部队为右路军,负责就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

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其部署是:以第18军军长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和驻福建省部队共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的广东省部队6个师又1个旅为右路军,分别担任福建和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第23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2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中路军约70个团16万人,编成3个纵队。第1纵队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宜黄、棠阴地区集中;第2纵队指挥第10、第14、第27(后任守备)、第90师,向抚州(今临川)、龙骨渡地区集中;第3纵队指挥第5、第6、第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并以一部出资溪;第43师为预备队。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辖红1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红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政委肖劲光)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约7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下,主力活动于黎川地区。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国民党军,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城和南丰。2月9日,红军开始向南丰地区开进。南丰城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由陶峙岳第8师5个团防守。12日晚,红军第3、第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御。战斗中,红3军团第3师师长彭鳌牺牲。担任围剿主攻任务的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令守军第8师据城固守,同时急令驻南城的第24师驰援,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进逼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遂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主力转移至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区,准备打援。22日,红一方面军获悉中路军第1纵队准备由宜黄、乐安地区增援南丰,第2纵队主力集中于南城,企图在第3纵队策应下,与红军在南丰地区决战。周恩来、朱德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打援无胜利把握,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更为不利,遂决定撤围南丰,诱敌深入苏区。并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和里塔圩之间东渡抚河,将中路军第2、第3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方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待机。陈诚被红11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遂以第1纵队于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3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企图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据此,第1纵队第52、第59师准备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同由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周恩来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朱德、周恩来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结果。

1933年2月,敌中路军3个纵队约16万人,在陈诚的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于乐安、龙骨渡、金溪等地集结,企图围歼红1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已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红1方面军此时共有7万余人的兵力,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2月上旬西渡抚河,围攻南丰。陈诚急令中路军各纵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1方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决战。面对当面严重的敌情,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于13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主动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以一部兵力将敌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准备歼灭抚河西岸援敌之一部。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往东向黎川地区转移,即令其中路军三个纵队向广昌、黎川地区追求,迂回包围我军。2月27日至29日,在宜黄之黄陂地区,红1方面军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52、第59师,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在三天的时间内,红1方面军取得了一仗歼敌两个整师的重大胜利。

敌军两个师被我歼灭后,完全陷入被动,陈诚被迫调整其中路军部署,将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其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方向进攻。红1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而主力则向北移动。当敌后纵队与前纵队相距100里,前后处于孤立态势时,红1方面军于3月21日,在草台冈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歼敌第11师大部。22日,敌第9师一部企图增援第11师,在东陂地区遭到我军沉重打击。敌第11师被残后,陈诚的中路军其他各部纷纷后撤。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1方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老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老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第四次反围剿,当时毛主席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总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老总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刘伯承校长指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作为训练班学员的教材。1959年,军博开馆时,赵品三前往参观,在红军馆内的橱窗里还见到了这本当年他亲手编写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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