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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举行过两次全国代表会议,分别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和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解决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年11月14日通过)第十二条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在必要时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召集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决定。”

会议背景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迎接全国抗战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会议时间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不仅苏区代表参加了,白区和红军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200多人,代表着全国4万多党员。

会议经过

会议时间及与会者

1937年5月2日下午,会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

首先,张闻天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会议议程

此后,通过大会议程: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2.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报告共分3部分:1.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2.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3.我们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争取和平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实现,下一段的任务主要就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问题。提出在中国必须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可以作些让步,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然,“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毛泽东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点:1.将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将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第三部分,着重讲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报告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依现实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报告讲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四个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首先,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提出一个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基本政治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当全国人民按照这种具体目标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他的先锋队,应该提起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报告还指出,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5月7日下午,毛泽东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这个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为了加强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毛泽东着重阐述了党的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关于党的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用。”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全党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又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最后,毛泽东说:“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巩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1]报告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在党内既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又要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新的形势下的复活。

会议结束

1937年5月10日,博古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认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下,党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这一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1937年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这次大会胜利结束。

会议意义

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背景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1954年4月召开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的报告。5月和6月,分别召开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了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广大党员和青年团员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极为愤慨,提高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重要性的认识。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载入了宪法;选举了国家领导人。一届人大的召开,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宪法的制定也结束了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的过渡状态。

过程

在上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总结党同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2人,全国党的各级组织所选出的代表257人。毛泽东主席出席并主持了会议。

主要问题

会议的两个报告、三个决议、毛泽东的讲话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发言,内容极为丰富,主要集中四个问题:

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问题。陈云在报告中指出,中央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草案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因前面已有,此处省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两个方面。会议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需要不断增长的技术力量。为了培养我国的技术力量,就必须发展高等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做必要的修改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和通过。

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高岗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早在东北局工作时,他就搞独立王国,进行反党活动,1953年调中央工作后,其反党活动更加猖獗,他自认为应当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饶漱石在华东局工作期间,就犯有错误,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1953年调中央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他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成为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会议通过的这个问题的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惟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会议指出,七届四中全会后,全党的团结统一是进一步巩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已经被粉碎。这是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和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议总结了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斗争的经验,强调各级党组织必须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同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个人独裁倾向和分散主义倾向作斗争;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同压制党内民主、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大大小小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以及个人崇拜习气作斗争。毛泽东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保持一个距离”。“应当坚持原则”。对犯错误的人“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

四、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毛泽东在作会议的结论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相互了解更多了,思想更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周恩来在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以前的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背景

党的十二大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政治上安定团结,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四化”要求。

过程

为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战略任务,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合作的步伐,根据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992人。会议的议题是:1.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

《建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具体化,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它的主要内容是:1.提出了“七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1)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展开,基本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2)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3)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2.制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强调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更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主要抓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企业活力的增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须互相配套。还必须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积极增加出口创汇能力。要紧紧抓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这两个环节,来提高企业素质。要创造更多的外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必须发展更多的出口商品,采取多样灵活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要增加旅游、劳务等非贸易外汇收入。“七五”期间,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充分重视和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做到:(1)坚决而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3)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3.确定了经济休制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步骤。前两年要着重控制社会总需求,解决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加强重点建设;后三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但对建设总规模仍需进行必要的控制。

会议认真讨论了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问题。会议认为,为使党的领导机构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已成为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会议高度评价了请求退出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老同志的高尚风格。会议一致赞同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同意64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1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这次局部调整后,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分别为343人、182人、129人。

历史影响

文件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

中央委员(56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关根、万绍芬(女)、王涛、王海、王蒙、王忍之、王森浩、尹克升、叶选平、白纪年、邢崇智、朱训、朱厚泽、伍绍祖、刘精松、关广富(满族)、阮崇武、孙维本、芮杏文、李九龙、李际均、李昌安、李贵鲜、李铁映、杨正午(土家族)、杨析综、吴文英(女)、吴蔚然、何竹康、邹家华、宋健、迟浩田、张帼英(女)、陈光毅、陈辉光、周光召、周克玉、赵先顺、胡平、胡锦涛、侯捷、贾春旺、钱李仁、钱其琛、徐惠滋、高狄、黄璜、尉健行、蒋心雄、蒋民宽、傅全有、普朝柱、廖晖、熊清泉、黎明、魏金山

中央候补委员(35人,按得票多少为序)

丹增(藏族)、刘国范、丁廷模、全树仁、孙文盛、李德洙(朝鲜族)、杨国梁、宋汉良、郑华、徐世群、丁衡高、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陈明义、袁伟民、戚元靖、路甬祥、王宗春、孙同川、孙家正、李长春、吴邦国、宋德福、张立昌、张仲先、贺国强、杨钟、姜洪泉、艾知生、吴官正、乔宗淮、刘云山、刘荣惠、赵地(女)、王郁昭、金鉴(满族)

增选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名单(56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国瑞、王谦、王震、王磊、王六生、王从吾、文敏生、白栋材、朱穆之、任仲夷、刘震、刘华清、刘克坚、刘明辉、刘复之、许家屯、孙大光、杜润生、李昌(土家族)、李锐、李化民、李启明、李雪峰、李德生、杨秀山、肖全夫、汪东兴、宋任穷、张震、张廷发、张秀、陈伟达、陈国栋、武衡、林乎加、郑维山、赵守一、赵苍璧、荣高棠、饶斌、饶守坤、洪学智、钱信忠、高厚良、郭林祥、黄新廷、梅益、梁必业、蒋南翔、韩宁夫、傅崇碧、鲁大东、谢振华、谭友林、谭启龙、谭善和

增选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31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福、王德瑛、韦成栋(壮族)、白石、刘昆、刘汉桢、李元、李克、李曼村、李德明、肖洪达、肖先进、吴景春(女)、汪文风、张少华、张定鸿、陈作霖、林英海、罗运通(壮族)、周雅光、单印章、赵保星、赵富林、侯福、顾云飞、曹思明、韩双亭、傅杰、曾繁茂、谢勇、强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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