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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中国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中国文明产生的地点和时间。根据考古发掘研究,有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等几种不同观点。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早在约八百万年以前,在云南的开远、禄丰等地已经生活着古猿。此后,经过漫长时间的进化,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时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几个阶段。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历史时期。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卓越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匪浅。

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文明起源以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文明起源的时限,应包括构成文明诸因素的孕育、发展,直到文明时代最终诞生(或称文明社会形成)。

在考古学上探讨文明时代的形成,有些学者简明地提出了文明要素的概念。对“文明要素”的概括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是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四项。其中,居首位的是已有城市作为政治(表现为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心,这一要素集中体现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演变为有阶级的国家社会的历史转折。有的学者为突出城市在文明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把文明时代的开始径称为城市革命,这是继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划时代事件。

古象雄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古象雄文明探源”暨古象雄佛法大藏经汉译工程与2013年7月20日在北京启动。汉译工程不仅仅将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还将探源古中国与古印度、古波斯,甚至与古希腊之间文明及文化互相影响、融合的历史。 [1]

远古象雄文明的势力曾经波及到现在的四川、甘肃、青海、云南,覆盖整个西藏地区。这些地区的文化又渗透到印度北部、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一带,后者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地区。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兼并统一西藏各部落,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西藏正史开始书写。而近几年考古发现纷纷证明:古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 [1]

据汉文和藏文典籍记载,古象雄王国(事实上是部落联盟),史称羌同、羊同;在7世纪前达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记载,根据军队的比例,象雄人口应不低于1000万。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纪,彻底征服象雄古国。此后,象雄文化渐渐消失。西藏本土古老佛教本教的文献被专家称为“象雄密码”。《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自聂赤赞普至墀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本教护持国政。”而当时的古象雄文字,主要用于本教经书典籍的书写。据《西藏王统记》《朵堆》等典籍记载,象雄幸饶弥沃如来佛祖对过去原始本教进行了许多变革,创建雍仲本教,被称为西藏最古老的古象雄佛法。幸饶弥沃如来佛祖首先创造了象雄文字,并传授了“五明学科”:工巧明(工艺学)、声论学(语言学)、医学、外明学(天文学)和内明学(佛学)。古象雄文明就是以“雍仲本教”的传播为主线而发展起来。 [1]

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曾撰文评价古象雄文明及本教的历史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象雄文明;要研究藏传佛教,也必先研究本教。否则探究愈深,离真相可能愈远。 [1]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

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

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

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明佛学和本土文明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发展成为宋代程朱理学和明代王湛心学,但随着草原野蛮文化的冲击,宋代理学偏向于对精致宇宙的探索的努力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化为泡影,明代心学对人性的探讨,随着满清的民族压迫而流亡日本,而人们看到的不过是经过统治者粉饰过后的裹着“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的僵尸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近代以来,随着国力逐渐增强,在日本的心学大师冈田武彦等一批国际国内儒学大师的倡导下,新儒学又再次浴火重生。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

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史以前的口头文学,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中一部分神话却是相当丰富的。神话的产生远在阶级社会以前。它在广大群众中口耳流传,经过不断的修改补充,越来越优美,越来越富于艺术想象,这是口头文学的发展规律。诗歌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一种口头创作,完全是属于全社会的文学艺术。继《诗经》三百篇之后,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出万丈光芒的诗歌就是“楚辞”。“楚辞”主要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是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诗体。由于战国时代社会的根本变化,私人著书的风气大盛。 我们习惯向来是“风”、“骚”并称的,“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国风》和《离骚》在过去的确为我们指示了文学创作的两条光明大道,今后也还会继续起着应有的作用。《诗经》和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至于后世政治家、哲学家、学者的政论文和理论文,古文家、历史家的叙事文和传记文,很多取法于先秦的散文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即使在今天,先秦散文在艺术方面也还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两汉文学

两汉文学,赋和散文都很发达。东汉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主要指的就是赋和散文。但赋的成就实远在散文之下。汉初的赋,一般模拟屈原的作品,缺乏真实感、新鲜感,已不能引起读者多大的兴趣。两汉历史散文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主要标志是司马迁的《史记》。作者利用先秦史学的一切成就,创造了一种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新制纪传体,使我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史学史上有不朽的功绩。作者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先秦史官“书法”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光大。他尊重客观事实,又有鲜明倾向,既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也敢于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表现了唯物主义和人民性的思想。两汉政论散文是先秦诸子散文的馀波。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一般不如诸子散文丰富多彩。但它们指责现实黑暗,揭露社会矛盾,切合实际,畅所欲言,质朴深厚中流露充沛的感情。两汉文学,经历了四言诗、骚体赋的衰微,大赋的兴盛和衰微,以及抒情小赋和五言诗的兴起等一系列文学形式的兴衰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说明了: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起或衰落,都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适应这种变化的文学发展要求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诗歌,五言古诗的发展尤为突出。它从建安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经过阮籍、左思、陶渊明等一系列诗人的努力,不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艺术表现也不断提高,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风格,形成了五言古诗兴盛的时期。从西晋以来,由于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一般说来,文学离开人民生活较远,这就特别显出了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可贵。赋在这一时期,虽然数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汉赋那样统治文坛的地位。在众多抒情诗人的影响下,抒情小赋跟着发展。它摆脱了汉代大赋铺张堆砌的习气,以短小的篇幅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赋的艺术感染力,在赋的发展上是一个进步。散文是这一时期最不发达的文体。只有魏晋散文,自然通脱,清新隽永,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自己的特色,对后代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和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它们虽然只是随笔杂记,并非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但也有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动的描写,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志怪小说中的民间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艺术成就也更高。这就使我国小说粗具规模,对后来的小说、戏曲产生很大的影响。

唐代文学

唐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诗歌、散文、小说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已往各代。仅《全唐诗》所录就有二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从唐代一些诗歌与记载来看,唐代民歌是十分发达的。可惜流传下来的极少。但无疑它在当时对唐代文人诗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刘禹锡的有名的《竹枝词》便是摹仿民歌之作。唐代文学的辉煌成就,表现了我们民族高度的智慧与巨大的创造力。唐代文学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许多毗邻国家文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宋代文学

宋代的散文、诗、词,继承唐五代的成就,继续有所发展。话本、戏曲、说唱文学更为元明以来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古文方面,在欧阳修、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的大力倡导之下,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等的成就,进一步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一直影响到明清的许多古文家。宋词的思想内容不及宋诗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创造性,对后来词家的影响也比唐五代词大。随着创作的繁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有所发展。宋人诗论文论,散见于各重要作家诗文中的,如梅尧臣之论情景,苏轼之论辞达,陆游之论“躬行”,都是他们长期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对我们今天还有启发。宋代出现的各种话本及讲唱文学,它们面对广泛的中下层人民,运用通俗的语言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直接反映了都市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感情。这些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不但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面目,并且使中国文学开始向小说、戏曲的繁荣阶段过渡。

元代文学

元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人民的武装起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映在元代文学,特别在杂剧和民间文学里的主要内容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反抗。它不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反对元朝统治的斗争。元杂剧是在我国深厚的民族艺术基础上,直接受院本和诸宫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它又是时代的产物,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元杂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不同流派的作家共同形成元杂剧创作的繁盛局面。同时,元杂剧中也明显地反映了不同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少数诗文作家继承了我国诗文中进步的传统,写出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而大多数作家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消极避世的倾向比较严重,大都只能在艺术方面模拟前人,成就不大。这时还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散曲。散曲最初的作者是一些街坊里的市民和勾栏里的无名艺人,到后来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等文人的作品,表现他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作风明快泼辣。

明代文学

明代文学发展的轮廓是很清楚的。以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为界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文学,除在元明之际出现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外,成就是不大的。中叶后,文坛上开始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变化分不开的,是和城市工商业的繁盛,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群众的增加以及先进的哲学思潮及其对思想界的巨大影响紧密相关的。明代各种文学体裁所达到的成就是相当不平衡的。概括地说,散文、诗词比起以往的各个时期来说是处在一种衰退的状态,而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而兴起的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则有着巨大的成就,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明代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著名作品,是在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基础上经过作家加工再创造而成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清代文学

清代优秀的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艺术表现也有着显著的提高。作者们继承并发扬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代章回小说的进步传统,创作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著名的作品。清代传奇、杂剧是明代戏曲发展的继续。清代在诗、词、散文、骈文的领域里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几乎历代盛行的各种文学体裁均有所继承和发展。但由于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没有跳出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十八世纪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最后一个繁盛的阶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文学上也逐渐发生了新变化。

概述

中国古代科技源于生活,而生活需要各种实用技术。造纸、印刷、纺织、陶瓷、冶铸、建筑等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发明创造无不带有鲜明的实用烙印。然而,时代在前行,曾经应用广泛的古代实用技术,今天早已失传或正在消失,需要我们以现代技术手段复原和再现,以今天的科学道理去揭示和阐述。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

(1)先秦时期:①春秋时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即指哈雷彗星,这一记录比欧洲早六百多年。②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19年7闰的原则,这比西方早160年。③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其中有丰富的天文记载,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天文的认识。

(2)两汉时期:①汉武帝时,天文学家制订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书“太初历”,开始以正月为岁首。②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被世界公认为是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③东汉时,张衡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月食作了最早的科学解释。④张衡发明制作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千里以外地震发生的方向,比欧洲早1700多年。

(3)隋唐时期:①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②僧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在实测中他认识到,在小范围有限的空间里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向大范围甚至无际的空间推演,这是我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4)宋元时期:①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突出贡献在天文学方面,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完全统一起来的“十二气历”更加简便,有利于农事安排。②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③元朝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近二十件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④郭守敬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1)两汉时期:《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分九章介绍了许多算术命题及其解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南北朝时期:①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②南朝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外国早近一千年。它的专著《缀术》对数学发展有杰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成就

战国时期:物理学有较大成就。《墨经》中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包括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写的很系统,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光学八条”。

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成就

(1)先秦时期:扁鹊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生,后代把他奉为“脉学之宗”,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从脉象中诊断病情。切脉是扁鹊的主要成就。四诊法成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病法,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中医所沿用。

(2)两汉时期:①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②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③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④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其代表作《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

(3)隋唐时期:①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并有许多创见,在我国医药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②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③唐高宗时期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要点。

(4)明清时期: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和试验观察,注意运用比较方法,所以他对药物的认识和总结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本草纲目》对药物的分类反映了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进化观。李时珍还提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的观点,反映了他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成就

(1)南北朝时期:①西晋时期,裴秀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图学家。绘制出《禹贡地域图》,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原则。②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通过为古书《水经》作注,以《水经》为纲,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2)明清时期:明朝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观察和记述,早于欧洲约两个世纪。还记录了一些地理发现,纠正了前代地理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

中国古代建筑学成就

(1)先秦时期:夏、商、西周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交通中心,都城有城门供居民出入,城内有整齐宽广的街道。

(2)隋唐时期:隋唐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①隋朝著名建筑师宇文恺主持修建了大兴城,唐朝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长安城。长安城政体设计合理,建筑规模宏大,体现了当时城市建筑的高超技术。②宇文恺采用图纸和模型结合的设计方法,是我国建筑技术上的一大突破。③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宋元时期:①北宋末年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建筑史上的杰出著作。②辽代河北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木塔,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木结构建筑。③金代的卢沟桥闻名中外。④元大都建筑宏伟,城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4)明清时期:明成祖令人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北京城,约八十万能工巧匠中,最有名的是木工蒯祥,被誉为“蒯鲁班”。北京城有三重,宫城外有皇城,皇城外有京城。宫城又称紫禁城。北京城的主体建筑都布置在中轴线上,中央官署集中在京城南部,钟楼、鼓楼位于城北。宫城的黄色琉璃瓦和红墙相配,充分体现出封建皇帝的威严。

专著和论著

农业、手工业技术专著和论著

(1)农学专著:①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②明朝时期,徐光启《农政全书》。综合介绍了我国传统农学成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书中还引入了《泰西水法》,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工具。全书60卷,分12门,其中“救荒”一门占全书三分之一,表明作者关心民间疾苦,也说明当时灾荒的严重和政局的衰败。

(2)手工业专著:战国时期,出现了手工业专著《考工记》。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不但在我国工程记述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3)科技论著: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我国和世界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4)生产技术综合著作: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国外传来的记述,这表明海外技术的不断传入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知识。国外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古中国美丽织绣

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曾经对一种有着精美花纹的丝织品如醉如痴,这些美丽的织物让帝国无数的贵族都为之目眩神迷,它们产自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中国。久负盛名的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送到遥远的欧洲,给西方人带去了美丽、尊贵与荣耀……而那些有着精巧美丽花纹的丝织品,洋溢着中国人在丝织业方面的智慧,让后人充满了对那个年代的中国织绣人的种种遐想和敬意。

蚕丝古老的时装秀

一种能够吐丝的小虫,备受古中国推崇,人们把它奉为蚕神。传说4000多年前,中国有位名叫黄帝的部落首领,率众统一了四方,在举行天下会盟的庆功会时,一位美丽的姑娘从天而降,手中捧着一束金色的蚕丝,黄帝命人把蚕丝织成轻软如云的绢绸,这美丽的织物被制成黄帝的王冠和袍服,黄帝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这就是历史上“蚕神献丝”的故事。

中国是蚕丝的故乡,也是丝织刺绣的发源地。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距今5000年的良渚、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织布的原始工具,也发现了麻的织物残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原始的织造生产。

织绣图腾皇家的独尊

1982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荆州市的马山镇发掘出一座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战国楚墓。古墓中的发现简直让所有考古学者都欣喜若狂,这里不仅出土了后来闻名世界的越王勾践剑,还完整保存了35件迄今所见世界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丝织物。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传世最早的刺绣实物,一幅幅精美的织绣作品看上去依然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图案中龙游凤舞,猛虎瑞兽,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当时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

中国古代的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认为自己受命于天,驾临人世,统治众生,于是在服饰上大量使用传说中的神兽“龙”的形象,以示君临天下,唯我独尊。帝王们自称为龙,按照龙凤的对应关系,帝后妃嫔们就开始称凤比凤了,所以龙凤图案慢慢成为皇家服饰上专有的图案了。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织锦中最高贵的是“南京云锦”,因为云锦外观富丽华贵、色彩绚烂如云霞而得名,这种精美的织造技艺,从它诞生之初似乎就注定成为皇家的宠儿,古代帝王们的服饰,大部分就是用这种光彩夺目的南京云锦缝制而成的。在传统的云锦图案中,龙纹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据御用服饰的规定和宫廷装饰的不同要求,龙纹的姿态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正龙、卧龙、行龙、出海龙、入海龙、戏珠龙,各种不同姿态的龙纹造型,象征帝王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威严气势,而龙纹周边云海的陪衬,更是为了彰显帝王气势的威武磅礴。

丝绣比头发丝还细

在封建社会,美丽华贵的织绣品日益成为标志身份地位的象征。据记载,唐代玄宗年间的美人杨贵妃,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当时的宫廷中,仅仅为杨贵妃一人织造锦缎、刺绣衣裙的工人,就多达700人。

在当时的南海,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一位奇女子卢眉娘刚出生时,眉如丝线纤长,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眉娘的手艺精巧无比,连皇帝都深为赞许,把卢眉娘称作“神姑”,要把她留在宫中,但是眉娘不愿意住在宫中,最终被度引成为道士。据说,后来眉娘得道成仙羽化归天时香气满室,众弟子将要为她安葬,抬起棺材觉得异常轻巧,大家打开棺盖,却只见到一缕丝绣。

中国四大古都中国四大古都(长安,洛阳,北京(特指古代北京),南京)有共性,却也自有其个性,共性上看地理位置险要,能扼守一方;依山傍水,易守难攻。

长安--洛阳是元代以前中国的中轴线,南京--北京则是近代中国的中轴线。长安,洛阳,北京都曾在经济政治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颠峰。

“长安”二字书写了颠峰时期的辉煌,从“文景之治”到“贞观盛世”,长安成为了古代都城的典范。曾经的长安是国际都市,站于世界之颠接受无数的西方移民。四大古都中,政权建立在长安的是最稳定的。在政治文化对古中国毕琢多。直到今天,“长治久安” 还为中国人津津乐道,其兵马俑为世界奇迹之一。弱点是离中国经济重心比远,使得洛阳多次“篡权”成功。虽然后期失去了作为都城的机会,却也同时失去了被帝国主义炮火蹂躏的机会,完好的留存令人感觉更加完美。

特点:大气。

点评:西罗马,东长安。

洛阳是四大古都中比较全面的,其风格很“中庸”。既有强汉盛唐的大气,也不乏秀丽的妩媚气息(如牡丹),伊洛两河交汇使之看起来更有灵性。这可以从地理置上分析,洛阳在四大古都的中间,所以也成为了接受政权最多的都城。洛阳的文化在四大古都是比较突出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汇上贡献比较大,如佛,道,理的起源壮大,老子,孔子相会,李白杜埔的相会,白居易的隐居等等。其隋炀帝--武则天是其发展史上的颠峰,为世界大都会 。隋唐洛阳城,古代城市的典范作品之一。弱点:建都洛阳的朝代多要经历大起大落,常以大火焚城告终。在洛阳的皇帝大臣多奢侈,如西苑。和长安一样,比较幸运,失去了后期背 黑锅的机会,反而看起来挺美。

特点:兼容;

点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最多的城市,三千多年的历史孕育了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颐和园等众多名胜古迹。公元前1045年,北京成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中央政府正式迁都北京。1949年10月1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特点:霸气;

点评:中国1000年看北京 。

四大古都中比较具有胭脂气的。从隋炀帝从洛阳下江都到明帝迁都北京,南京好象始终为其他三大古都的陪衬,担当的是过渡的作用。南京的政权或者偏安,或者不稳定。没有达到过中国封建社会的颠峰。似乎也与江南文化有关系。文雅有余,刚烈不足。

特点:妩媚 ;

点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丰富的中国古代史,正为后世留下了无数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它像贵如油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中将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我们将来不论走到哪里,都怀有一颗“中国心”,而永远根系祖国,生生不已。

古代的中国,勇于进取,以开阔的胸怀包容四海,开拓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涌现出多民族融合的壮观景象,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中华民族一方面积极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之所长,另一方面更尽自己之所能,无私地将自己取得的卓越成果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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