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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新型发展道路。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尽量降低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把影响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全面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模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模式为基础,实行双调控模式即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双重调节模式。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努力探索出来的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特指中国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不足3千万,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的关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说法在国际上流行。

中国模式是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也可以指走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 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模式”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后来俄罗斯学者也使用了这个用语。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印象式的。他们主要认为中国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上其他东西方大国,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并像发动机一样带动了亚洲

乃至世界的经济,视其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突出特点,因而称为“中国模式”。俄罗斯学者使用“中国模式”一语,就不同了;他们采用这种提法是从自己的体验、认识中来的,是从他们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对比中得出来的,因此,他们使用这个字眼和术语,尤其使人注目。对他们这种“内行人”、“过来人”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应当引起我们中国学界的重视。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中国人、中国学者,使用“中国模式”十分谨慎,到目前为止,认可和使用“中国模式”者,还为数寥寥;倒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于苏联模式者,大有人在,直到不久前还有同志发表文章认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把“四项基本原则”混同于苏联模式,随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即“中国模式”,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混同了。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苏联模式论和斯大林体制的区别,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和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旧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国营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极为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并存的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带来的是消耗高、浪费大、质量差、效益低,形成的是短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加上“文革”的政治动乱,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主要政治障碍基本清除后,中国走上了探索新的经济模式的道路。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旧的经济模式虽然问题很多、弊端突出,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一个重要的成就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比较好的重工业基础,为改革开放后轻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否则,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难以得到那么快的发展。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模式”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从基本经济制度上看,中国由过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交融的混合经济;由过去分配方式单一、平均主义倾向严重的分配制度转变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公平与效率并重、既有差别而差别又不能过大、既鼓励部分人先富又强调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

从经济体制上看

中国已经根本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主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市场、价格、竞争作用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合理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的作用,没有完全放弃必要的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

从经济结构上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根据国情和国际环境,在不断的调整中趋向合理化。在轻工业快速发展、农业得到加强之后,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的畸形产业结构已经改变,重点发展的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局面已经改观,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部分拉美国家和印度等国那样的过度城市化;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平衡协调发展。

从经济增长方式上看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以粗放型为主,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发展经济,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新模式强调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管理,以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

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

中国已经成功实现战略转换,由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转变成现代化战略;由重速度、重数量、轻效益、轻质量的倾向转变成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效益、质量、合理实在的速度;由片面强调自力更生、闭关锁国转变成对外开放,掌握两套本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所谓中国模式,应该就是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和总结,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内在规定性。

其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邓小平说,“独立自主,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管外贸依存度较大,但不是外部依赖经济,更谈不上“依附型积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推动,独立自主的发展实质始终没有变。其二,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紧紧扭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三,在开放社会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表明: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一条自绝于人类文明大道的死路;盲目排外,任由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根本上背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顾实际国情的区别,简单复制别国模式,无疑是取乱之道;而坚持对外开放战略,实现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是获得对自身民族性格、历史方位、发展战略等主体特性的科学认识以及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其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懈怠,不折腾。1978年以来,没有思想观念、生产关系、管理体制、政府职能和领导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大变革,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生活中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部分民众权益受到侵害、官员腐败现象严重等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否定改革重走回头路,更不能改弦易辙,而应在不断增强改革决策科学性、改革举措协调性的前提下,最终依靠改革的不断深化加以解决。其二,因地制宜,鼓励创新,不搞一刀切。正是在这种改革方略的指导下,各地在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涌现出一系列带有本地特色的“模式”和“经验”,有力推进了各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显示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中国模式所具有的内在活力和强大生命力。其三,稳字当头,循序渐进,不搞齐步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三十年改革实践的一条成功经验。我国的改革进程,突破了中外教科书的各种理论范式,打破了西方改革家的线性规划,也避免了诸如“休克疗法”带来的剧烈社会震荡,走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发展道路。

其一,实践第一,理论服务于社会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上,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而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围绕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制定和推行各项战略部署。在“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这个基本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客观看待共产党的时代任务、历史方位、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特点,注重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坚持以历史、具体和实践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观点和论述,克服僵化思维和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注重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其二,坚持让实践说话,不搞无谓的争论。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有关改革实践及其理论的争论就始终没有中断过,但这些争论在根本上都没有构成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干扰,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一条基本方针,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搞无谓的争论。其三,“摸着石头过河”,着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体制、制度和理论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前人也没有具体论述,一切只能在实践中探索。有人说“摸论”是典型的经验主义,与科学理性是背离的,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它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把中国当初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看成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继承和理论来源的逻辑原点。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仅没有丢弃老祖宗,反而是始终注意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一自觉历史过程的理论结晶。

其一,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项关乎全局、影响深远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都得益于人民群众的首创之功。其二,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发展依靠谁、为了谁,是一个决定发展性质及其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已经做出了初步回答。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贯彻,不是对以往发展路线的否定,也不是什么所谓的纠偏,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得益于改革、受惠于改革,从而成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强大力量。其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定意义上是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起步的,而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没有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等就很自然地成为新时期新阶段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追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为新形势下党和政府为切实维护、实现、发展人民群众各项基本权益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举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完整地表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根本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中国模式蕴含的基本价值遵循。

其一,多元一体,相得益彰。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但在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党的新时期民族政策指引下,形成了多元一体、和谐发展的良好格局;“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治理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则为新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而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更是这一哲学思想在国家社会建设和对外战略方面的生动体现。其二,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多次不同的观点争鸣,我们注意区分学术与政治、思想认识与是非原则问题,注重在多元中寻求主导,于多样中寻求共识,极大地凝聚了社会各界关于改革发展的共识,最大限度地汇集了各方智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三,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崇尚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取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共处、合作交流、互利共赢的对外战略。落后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时代条件已经不允许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强盛的中国尽管是“大块头”,但不当头、不争霸的根本立场决定了它带给世界的不是挑战,而是机遇。

中国现行的模式虽然还在发展、完善中,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成功经验。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又需要完善的制度保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如果制度极不合理、政治上动荡不定,就谈不上发展。

“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国的经验是: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改革是手段,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是必备条件,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改革和稳定为发展服务,发展能够促进改革和稳定,改革必须带来发展,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

“中国模式”没有走极端、搞单一化,而是实行多元化、多样化、混合化。既否定了单一公有化,又没有搞全盘私有化,从而能够发挥多种所有制的优势和作用;既改变了方式单一的平均主义倾向严重的分配制度,扩大收入差距,鼓励部分人先富,又强调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防止贫富高低悬殊、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公平效率并重,更有利于发展和稳定;既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没有一切市场化、完全自由放任化,注重发挥了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更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特别是致力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本国企业、产业、经济的必要的合理的保护;既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本、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中国的模式转换也没有采取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双轨”过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这样阻力更小,成本更低,至少到目前为止的实践证明是更成功的方式。

中国现行的模式,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还不成熟、不完善。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国际竞争激烈、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太高;工业、城市、东部地区发展快,农业、农村、中西部发展滞后,“三农”问题严重,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发展成果分享不均;公共品供给不足,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生产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重;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问题比较突出;民主、法制不健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明显,政府有些不该管的事仍然还在管,有些该管的事又没有管好,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中国提出一系列新的理念、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充实和完善现行的经济模式。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道路,或说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在政治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这个模式就是十七大报告讲的,“三者有机统一,四大民主框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总体处于低潮,西方固有政治模式也遭遇诸多问题的形势下,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政治模式释放勃勃生机,成为几十年来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纵观当代世界各国的运行状况,中国政治发展所处的环境最为复杂,需要克服的困难最多,实际成效最为明显,蕴含的政治智慧也最为丰富。特别是通过确定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相统一的政治原则、政治方法,科学把握整个政治发展运行轨迹的举措,成为具有本质意义的“大智慧”。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承担的使命将更加繁重,学深用活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智慧,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深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与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从容应对新世纪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随时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从应对中国变革难题到回答世界政治发展难题的“大智慧”

智慧通常指辨析、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智慧特指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探索,在逐步形成中国政治模式过程中辨析、判断、处理政治问题的突出能力。这种突出能力不仅有效处理、逐步解决了中国变革过程中诸多重大难题,而且逐步回答了当今世界政治发展中形成困惑的一些重大难题。

在科学处理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复杂关系中展示政治智慧。发端于19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应对复杂局面,克服多重矛盾的过程:党既要坚决纠正领导人在政治、经济等重大领域的种种失误,又不能因为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而造成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混乱;既要向西方打开国门,引进各种

经济要素,又要坚决避免意识形态以至政治制度受到严重冲击;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避免思想、利益、组织形式多样化而造成社会的失序;既要改革执政党“包办代替”、中央政府“一竿子到底”的政权运行方式,又要在权力下放后避免社会整体调控能力大大减弱;既要激发有条件的区域、人群、领域的创造活力,又要避免相互之间差距过于明显而蓄积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家,要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无疑是世界级难题。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2位跃升到世界前列,全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不断缓解,而且始终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执政党与国家的凝聚力在新的层面不断增强。这一切没有执政党高超的政治智慧是难以实现的。

在解答世界政治难题过程中展示政治智慧。中国高速发展、政治模式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不少国家从否定、怀疑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到不得不认真看待,以致于客观评价中国政治模式的过程。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包括中国的政治模式从一些重要的方面科学处理了涉及民主与法制的重要关系,解答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都相当困惑的问题。例如:作为中国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经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既能够通过固定的程序听取各方意见,融合各方智慧,又能够把意见、智慧集中为统一意志,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来贯彻实施。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不断完善,即使执政党受到有效监督,又能体现不同群体的意愿与利益,避免纯粹竞争性政党许多时候的无谓纷争。在民主形式上,将投票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有效结合,显示了民主的多样性,既体现民众的真实意愿,又能够有效减少单纯运用选举式民主对少数人利益的影响。在政权运行体制上,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及法院、检察院各司其职,既合乎政党理论的一般原则,又能够减少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机关与相应体系运行时可能产生的过度损耗。在社会整合模式方面,执政党团结各个政党、民族、宗教、阶层以及海内外人士形成统一战线,既寻求一致性,又尊重差异性,有利于形成合力,较好完成共同的目标。在多民族共处共促方面,通过少数民族自主自治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结合,既体现各民族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平等,又顺应现代社会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在矛盾纠纷处理方面,实行司法审判与人民信访、人民调解有机结合,既体现司法机关的尊严,又有利于化解矛盾……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与人类社会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相伴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的诸多政治文明成果,但依然暴露了许多不足甚至严重缺陷。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不断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经过有效的探索,为国际社会现有模式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从根本着眼运行着手广泛运用的“大智慧”

当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开时,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中国的许多具体举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时,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展示出一种“大智慧”:无论

经济社会如何运行,都要坚持明确、稳固而科学的政治原则与根本方法。这种“大智慧”博大精深,概括起来,具有鲜明的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

原则性。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则,即在政治方向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发展举措上,始终坚持民主与法制建设这一主要内容;在政治效果方面,始终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全面性。在中国政治模式形成、完善的过程中,党总是用系统、全面、整体的思维分析判断、谋篇布局,把现代社会涉及政治发展的重要领域作为有机整体。正像处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时,总是注意“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一样,在推进政治发展时,也不是简单地突出一个方面,而是始终把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统筹考虑。最为典型的是关于党的基本路线、方针以及重要策略的确定。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既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又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在科学发展观方面,既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又强调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以及统筹兼顾的方法……这种全面性,是服从原则性的全面性,不是不分轻重的面面俱到。

均衡性。改革必须突破常规,不断创新,但无论如何着力,都要具有稳定的结构与框架。在中国政治模式形成、完善的过程中,党一方面始终注意与时俱进,激发全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政治结构的均衡性,保持党对全国现代化大局的绝对领导权与调控力。同时,党又越来越注意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一系列先进的理念加以具体化与稳固化,保持政治运行的均衡性。政治结构与政治运行的均衡性相互补充与促进。

在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当中,原则性是根本,全面性是表现,均衡性是结果,也是一种保障。三者构成有机整体,形成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充分体现人类发展规律,充分展示科学性、先导性、实效性的“大智慧”。

中国政治发展体现的“大智慧”,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集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为一体的科学思维理念,反映出党对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时代人类重要发展规律的把握。这些理念不仅适用政治领域,而且适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需要在全面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坚持与发展中国政治模式,既不断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又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因此,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深刻领悟与充分汲取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智慧,始终强化根本性的政治理念,深化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相统一的政治思维,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以自身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中国政治模式的综合运行效果。

从经济模式来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如果来分层次的理解,根据资本事实,可以把它概括为四个层面:

第一、从所有制角度来看,我们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同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是经济模式的第一层面。

第二、从分配角度来看,我们是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样一个分配模式。

第三、从资源配置或者说经济调节模式来看,是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这样一种双重调节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即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写的《总结30周年的一个经济改革的经验》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08年第六期上,这篇文章高度地总结了这个模式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四、从统筹国内外,也就是从对外开放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要建立一种中国自力更生为主导、同时又是全方位开放的模式,可以简称自立主导型全方位开放模式。

30年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独特路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且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

以阶层结构的变革为例。30年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特征:第一,阶层化的趋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化或者阶层化的趋势开始越来越显著,“新阶级”、中产阶级、再分配者、直接生产者、单位分层等等概念都是对这种阶层化现状和趋势的反映。第二,国家权力起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市场制度,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高度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并在整个社会中进行分配,这种等级或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阶层结构。第三,社会不平等程度较小。

毫无疑问,“市场化”是人们最常用来描绘中国30年来的变革的一个中心概念,即:所谓转型社会或转型的过程,其核心是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化转型所具有的社会结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新的社会资源和结构的形成。正如“市场转型”理论所强调的,在一个经历着市场取向转型的社会中,新的经济整合机制的引入,不仅构成了新阶层产生的社会基

础,而且导致社会分层新机制的出现。例如,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中间阶层或“白领”阶层的形成。一般认为,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但目前我国社会还是金字塔型,与橄榄型结构的形成还有相当距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二,不平等叠加。在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初期,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化效应。但是,随着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后,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不平等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转型社会混合体制的特征,两种体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机制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被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化。

其三,市场化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市场机制或者经济因素也成为了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至少成为了与政治因素比肩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到,随着市场化的发展,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力上升外,家庭背景的影响力也有显著上升,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般要素,在改革前后都保持着显著的影响。

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当时中国文化面临着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解构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文化,二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这在当时有很大的争论。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国际社会从冷战向后冷战转变,

中国文化如何来适应这种转变。我们在90年代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吸收外来文化,二是如何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我们也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90年代是文化冷静消化的阶段,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怎么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整合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也就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文化。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中国文化主要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在硬实力走向世界的时候,软实力并没有跟上去,所以引起西方很多误解,制造了多种“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们在硬实力走向世界的时候,软实力也必须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必须走向世界。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中国现实的所作所为,理解中国现实政策思想。我们自觉提出中国文化要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自觉。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和谐世界”、“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这样一些思想,来宣传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和平、发展、合作”,表现出中国文化“和”的内涵。

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中国模式”发展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讲话的一条主线,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胡锦涛讲话

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经过长期探索闯出了也就是找到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这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是在经过长期艰辛探索,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自从走上这条道路以后,29年来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国际社会很多有识之士,称赞和看好“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决不动摇。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作

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述。邓小平所以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跟不上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而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摆脱这种状态,实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达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重新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新时期我们党的词汇中有两个最能启发人们解放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初级阶段”。但是,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初级阶段”,又都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胡锦涛在讲话中所以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面对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都是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我国经过29年跨越式的大发展,在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最多的,西方国家几百年中分阶段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几乎同时一次性地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办法,去解决这些新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具体制度的改革即体制改革,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改革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但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上看,它的作用和意义不亚于革命,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一次新的伟大革命,其实质和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对外开放,它是我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实质和目的是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极富活力和弹性的社会,它在几百年中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世纪的总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果不借鉴它,就难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是世界改革史上最成功的范例。当前,无论从面对更为深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而不断经受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还是应对国内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都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而不能停滞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胡锦涛同志说,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这是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中国现在和将来很长一个时期的主旋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及时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新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质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转向科学发展轨道,开拓科学发展的新局面。科学发展需要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才能促进科学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绝不是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主观臆想,而是实践提出的迫切要求。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与平民百姓生活有关的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需要加强社会建设;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实现和谐发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需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化解矛盾,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能源紧缺,一些地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要求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为实现社会和谐所做的努力,又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立足现实,面向长远,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战略。胡锦涛同志说,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

坚定不移地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小康”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它来源于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在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邓小平将其古为今用,并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到2000年已实现了总体小康,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20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再奋斗30年,到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

综上所述,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指引。这“四个坚定不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成新世纪新阶段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标志和行动指南。只要沿着这“四个坚定不移”所指明的方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

中国的改革是积极稳步向前推进的,可以说是世界改革史中最成功的,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其成就已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

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七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子、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整为辅 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策略,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重视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导,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30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并影响世界。

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00亿元人民币上升到 2011年的47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超过七国集团的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中国的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4000美元以上,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在这个基础上,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全面向前推进,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和扩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预见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必将崛起。他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说:“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个头等强国。”又说:“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2006年说:“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中国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 ”。

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格外关注,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 的失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俞可平

中国模式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国,也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出现“新局面”。 赵曜

腐败是一种严峻的政治挑战,主要源于执政党,又是对执政党的挑战。腐败是政治挑战,挑战构成政治压力,政治压力又转化为我们党自身改革、自身廉政的内在政治动力,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模式。

胡鞍钢

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政治模式。从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有多种因素,但可以肯定地讲,与中国这种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开的。

汪玉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扎扎实实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这应成为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五大支点。  常修泽

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的力量。在中国,只要认真做,你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  周其仁

改革开放引起诸多变革,但中国宗教和谐的基因不会变,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会变。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扎根于深厚的“和”文化传统之中。 叶小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3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过去实行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这是巨大的考验。对这些问题、挑战和考验,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根据的。  李君如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人们对所谓的"中国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 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一些人也开始给西方上课。西方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与其说是他们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失望。

郑永年 (郑永年 著: 中国模式及其未来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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