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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心主义

中国中心主义(英语:Sinocentrism),是认为“中国”(包括古代地理概念上的中国以及当今现代国家概念上的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的一种概念,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世界观。古代汉文化圈亦以中国礼仪风俗、国家制度、道德标准作为文明的标准。清代以来这一概念才被推翻,在中世纪时期很多民族都具有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在政治方面,中国中心主义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核心。在古代至近代典籍中出现的词如“中国”“中华”“中土”“四海”“四夷”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中心主义。中原人聚居的区域为世界中央,而华夏之外的民族被称为“化外之民”或者“蛮夷”(史称“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1]在该理想主义下,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或“上国”,而其他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在东亚历史中,除游牧民族组织的部落制国家,很少有周边小国能挑战中国在东亚外交的统治地位的例子。

中国,在夏商周三朝指洛阳地区,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大禹以高山和洛阳一带作为地理和行政中心,将东亚大陆划成九块,号称九州。《禹贡》九州,豫州居中。洛阳位于中原的中部,洛阳于是同中国常常可以互换。洛阳作为周朝国都的中心区域,是从周成王时周公和召公营建雒邑以后开始的。而在周武王时,周朝国家在东部地区建立其政治中心的意图已经形成了。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民。”以洛邑(今洛阳)为地理核心的伊洛地区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天下之中”。故“河洛”之词来源于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的“九州腹地”一一洛阳。古河洛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开封,南至汝、颖之间,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理范围是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境内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连西域,东为豫东大平原,接齐鲁,南为外方山、伏牛山,达江淮,北为黄河天险,通幽燕。西晋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述洛阳“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

此外,诸侯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有一套规则来维系的。根据《尚书禹贡篇》所载,古代以王都为中心,将王畿以外的地方,由近而远,分为五服,每服五百里,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国语周语》记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服,是服事王朝的意思。以王都为中心划分,方圆千里之内名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逼近王畿,由天子直接管辖,属于文明地带。其余则依地理远近,由亲到疏,属于半文明地带或野蛮地区。各朝各代虽然五服、九服的具体内容有修正,但朝贡关系没有变过。《周礼》设职方氏掌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曾经被中国统治千年的越南的名字由清朝皇帝命名,其词源自中文的“百越之南”,是以和中国南部之间的地理位置来命名。朝鲜的名字也是中国明朝皇帝所赐予。

而周朝的制度受到孔子的推崇,周礼治国因而成为中国国家制度的代称,并延伸出文化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所以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在文化方面,中国中心主义表现为因为汉族历史悠久,长期是文明中心,对邻近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巨大,所以该观念持有者认为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次于中国,极端者甚至拒绝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

齐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扬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还不如诸夏即便国君亡了,但仍保有礼义。孔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不强调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义作量度。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国,能行礼义,则褒扬而进之。《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钱穆认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和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然而到了宋代,由于与北方异族王朝对立的局面,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发生了转变,“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异族的抵制表现为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和夸张,如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和儒学中的“攘夷论”,“都在从各种角度突显着,或者说是重新建构着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着异族或者说异端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主要表现在服饰、习俗、饮食、言语几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中国中心主义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核心。汉族聚居的区域为世界中央,而华夏之外的民族被称为“化外之民”或者“蛮夷”(史称“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或“上国”,而其他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在东亚历史中,很少有能挑战中国在东亚外交的统治地位的例子。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东亚外交系统在清朝末期逐渐衰落,致清末由于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中心主义论点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一状况导致了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及之后的戊戌变法,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打破美苏的外交壁垒,中国则转向了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平等互助性质的外交方针,但随着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但随着九十年代中共为延续其自身统治合法性而引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使得中国中心主义再次抬头。

中国自清末开始和西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令中国人质疑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有学者主张全盘西化,中国民族主义也从强调中国的优越演变为五四运动时候的争取国家平等、尊严和权利。近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官方也久不再强调中国中心主义,反而是承认中国的落后和“一穷二白”而争取积极与外国发展经济合作和平等的外交关系。

在一些东亚国家和民族个性的形成过程中,和中国的关系占据了重要地位。日本圣德太子在给隋炀帝的信中写道:“日出之处天子致日落之处天子无恙”,这也成为日本国名的由来。被中国统治千年的越南的名字,源自中文的“百越之南”,是以和中国南部之间的地理位置来命名的。

在文化方面,中国中心主义表现为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长期是文明中心,对邻近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巨大,所以该观念持有者认为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次于中国,极端者甚至拒绝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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