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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交恶

中苏交恶是指冷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的一系列外交、军事上的对立,其中也有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双方的对立,在其后续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中苏矛盾萌芽于二十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国情,而决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

中苏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国情,而决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代表苏联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逐渐退出权力中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的斯大林希望中共和国民党合作。

1945年苏联和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接受苏联的指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对苏联阵营靠拢。

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如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等多项建筑计划,输出各种技术与人才。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并把军港旅顺归还中国,当时毛泽东曾担心美国进攻而要求先不撤走苏军 [1]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提出“三和路线”。之后苏联和从前斯大林批判的铁托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尤其是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修改,让中共不悦。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中国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但苏联觉得如果赞成人民公社,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因此1959年7月《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此举激怒了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 [3-11]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是为金门炮战,之前没有通报苏联。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

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10月初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争论。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

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以及1961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还公开批判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

1960年5月1日,苏联打下了一架美国的U2侦察机,美苏关系降温,中国借机重申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大跃进造成的饥荒部分归咎于此。 [12]

简言之,苏共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灭亡,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中共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中共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

1962年毛泽东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缩批判,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苏联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在同年的中印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 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中国和苏联以及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中共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苏没有断交,但两国关系除了中国允许苏联经中国给越南战争中的 北越运输物资之外彻底冻结。1967年红卫兵冲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1968年,苏联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在1961年时,苏联在那里有12个不满员的师和两百架飞机,在1968年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同时苏联和蒙古达成协议,苏军帮助蒙古的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

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将大量军队从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1969年,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两国开战在所难免。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等秘密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

1971年,美国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次年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苏联闻讯之后也和尼克松展开峰会,中美苏形成三角关系。

1970年代初,虽然中国继续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陈兵达到了1969年时的两倍,但两国关系逐渐缓和下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苏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13]

在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停止之后,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站在苏联一边,而中国支持柬埔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中越战争。苏联谴责中国,但没有诉诸武力。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抵制了在莫斯科举办的198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前不久,在塔什干发表演说“塔什干讲话”,对中国语气友好,被认为是中苏解冻的早期讯号。在勃列日涅夫及其两位继任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中国都派出官方代表团与苏方接触。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要他向新近掌权的戈尔巴乔夫传话,次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再次表明态度。随着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扎大幅减少,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大为改善。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是否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俄罗斯则重点关注北约东扩。由于此国际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两国关系日益亲密。

1993年,双方基本解决边境问题,1996年中国、俄国、以及几个其他的前苏联共和国组成上海合作组织。

2005年,中俄举行第一次合作军事演习。

2008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半个黑瞎子岛归还中国,官方宣布两国边境问题“彻底解决”。

2008年11月12日记者从外交部获悉,1961年至1965年形成的41097件外交部档案经解密后正式向国内外开放,开放比例达70%。这是外交部迄今解密档案数量最多的一次。中外人士凭单位介绍信和相关身份证件即可来外交部档案馆调阅相关文件。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郭崇立告诉记者,本批开放档案主要反映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领域中的原则立场、对外交流交往情况。

1961年至1965年五年间国际国内发生很多重大事件,档案都有详细记录。受关注的档案有中印边境战争相关文件,如中方应变措施和撤退人员情况,中方释放印度战俘的声明及具体安排与印方交涉情况等文件。

郭崇立介绍,中苏关系演变也是那个时期的大事。当时中苏已经展开意识形态论战,重要档案文件包括1963年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两党会议,以及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苏联会见苏联新一任领导人的相关文件。 [14]

在此期间,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5年间共举行26次会谈,内容包括中方会谈方案、会谈纪要和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等文件。同时期,中国与法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实现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突破。中日也根据协议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事务所和互派常驻记者。

郭崇立说,越南战争是那个时期的重大国际事件。虽然中苏关系历经波折,但苏联对越南的部分援助仍然通过中国运送到越南。中国领导人多次通过讲话和信函等方式支持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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