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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5月28日设立的一个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后来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主要组员有姚文元、王力、陶铸、关锋、戚本禹等人。此时,它的紧跟毛泽东的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1] 这五个人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陈、康为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另三人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同年8月由江青代理组长。1967年批判“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中央文革小组停止活动。 [1]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  该机构于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人员有: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组长、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顾问;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等。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4号楼。

"1966年12月初,江青决定改变办公室的名称,成立“办事组”。办事组由宋琼、陈满池、杨子才、张文荣、王广宇五人负责,宋琼、陈满池分任正副组长。宋琼、杨子才、张文荣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陈满池本是记者站的副组长,他继续留在花园村记者站,始终没有到钓鱼台办事组就职。没有多久,江青派到解放军报社的肖力,于1967年1月13日率领军报造反派夺权。宋琼及从军报一同到办事组的工作人员被江青打成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 [2]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1967年1月12日《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起草)联合署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1966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继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 这是一个人事更换频繁、易于获罪的险地,不少人从这里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如穆欣、金敬迈、矫玉山、王广宇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张闻天已被定性为反党集团,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相继被打倒,1967年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冲击,加之林伯渠与罗荣桓已病故,朱德、陈云、董必武“靠边站”,刘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两人。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

同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该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中央文革的作为引起了联动等组织和社会力量公开或私下的批评、反对、抵制。为了给天下大乱的造反夺权活动提供安全保证,《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概括为“恶攻罪”)。但这条规定的精神后实际上发展到对适用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全体成员(包括中央文革)“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鲁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驻地查勘,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邮资。有一封1967年8月22日到达北京的从山东省寄“北京文革小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组”的实寄封没贴邮票因为革命组织和红卫兵邮寄文革信件的几项邮资规定中有一条为:如寄件人有实际困难要求免费邮寄的,按部党组电党字第07号密电办理,即可免费,但不必对外宣传。 [3]

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动消亡。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此前,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被判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或受到不公开的批判(陈伯达、康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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